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總是表現為舊學說被揚棄、新學說被接受的過程。關於這一過程，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提出了“範式轉移”理論，認為科學的發展是通過變革，而不是知識的線性積累。範式轉移的常用例子有16世紀的“日心說”和“地心說”的競爭，以及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在科學史專著和科普書籍裏，上述範式轉移被描述為短暫的、只有少數學科精英參與的革命。但另一方面，量子力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20世紀物理學革命的親身經歷者馬克斯·普朗克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新的科學真理獲得承認，並不是通過說服反對者並讓他們接受。它的反對者最終都將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將會茁壯成長。”這表明，在更小的時間尺度和更微觀的社會尺度，範式轉移會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對上述面貌的研究和把握，有助於更深刻地理解範式轉移過程和科技傳播的一般規律，以及新學說逐步完善的過程。
範式轉移可遇不可求。當人們意識到時，它常常已經完成。幸運地是，在科學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領域，一場可能的範式轉移正在發生，這就是李兆良博士的《坤輿萬國全圖》研究。基於上述認識，兩位作者組織了了一個小規模的討論，並記錄了討論的過程和結果。這一微觀實證研究表明，科學範式的轉移不僅發生在學科精英之間，也發生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間；在日常生活之中，科學範式的轉移會表現為與常識相悖的事情、理論，並引起研究、思索和討論；相比之下，沒有利害關係、專業不相關同時又受過正規科學訓練的普通人更容易接受新理論。
一、李兆良和他的《坤輿萬國全圖》研究
李兆良本是一位生物學家。1943年生於香港，1974年在美國普度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曾經在耶魯大學做研究員、在德州大學當副教授，1989-1993年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發表科學論文40餘篇。
李兆良退休以後，興趣轉向了歷史，研究起了《坤輿萬國全圖》（以下簡稱《坤圖》）等古地圖。《坤圖》是一份全中文的世界地圖，製作於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南京博物院現在藏有一份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宮廷中的彩色摹繪本。世界上還有其他幾個地方收藏有該圖。《坤圖》長380cm，寬192cm，上面有一千多個地名，還有一些說明文字。一直以來，這幅地圖都被認為是義大利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與李之藻等合作的結果，是“西學東漸”的代表性成果。
通過對《坤圖》的研究，尤其是和同時代西方地圖的比對，李兆良得到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坤圖》的主要地理測繪數據並非來自利瑪竇或歐洲航海家、地理學家，而是來自明朝鄭和時代的中國人。明代中國人先於歐洲人達美洲，進行了實地測繪，並進而測繪了第一份世界地圖，這就是《坤圖》的母本。但由於某種原因，該母本只能秘密存在。利瑪竇來華後，李之藻等抓住機會，以利瑪竇的名義將該母本修改後公開，這就是《坤圖》。《坤圖》的地理資訊後來傳回歐洲，引發了後來的地理大發現。因此，利瑪竇來華這一時期，不僅發生著幾何學等知識的“西學東漸”，也發生著地理學知識的“東學西漸”。
為了論證和傳播自己的觀點，李兆良出版了《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1]和《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2]兩部專著，在《海交史研究》、《測繪科學》等期刊發表了六篇論文[3-8]，並以博客和學術報告的方式介紹自己的發現。他的觀點已經逐漸被國際學術界接受。日前，澳門利瑪竇學社（Macau Ricci Institute） 不再把《坤圖》列為利瑪竇的著作，藏有《坤圖》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在修改了介紹《坤圖》的網頁，不再提利瑪竇根據歐洲人的世界地圖繪製了《坤圖》，改為《坤圖》是李之藻與利瑪竇共同合作的專案，張文濤印刷（過紙）[9]。
但另一方面，持傳統觀點的學者仍然堅持“利瑪竇依據歐洲資料繪製《坤圖》”的觀點。國內利瑪竇地圖研究權威、寧波大學教授龔纓晏[10]，中國自然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李敬敏、駱遙[11]先後撰文爭鳴。
從目前的發展看，李兆良的《坤圖》研究，具有“範式轉移”的顯著特徵。他採用了新的研究思路，從《坤圖》所包含的地理資訊著手，“以圖證史”，獲得了足以顛覆舊說的證據和結論。如果他的觀點被學術界普遍接受，那就是一場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範式轉移”。
二、實驗的緣起、經過和結果
在專業學術圈之外，李兆良的《坤圖》研究也不斷獲得讀者和支持。2014年，本文作者之一姬揚就在李兆良科學網博客讀到了他的觀點。由於與傳統觀點相差太遠，姬揚一開始認為李兆良只是又一個民科。但在全面閱讀李兆良的博文和著作以後，姬揚改變了觀點，轉而相信他的結論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2021年2月下旬，由於偶然的原因，微信群“風雲學會科技群”裏討論起了李兆良的工作。此後討論迅速升溫。在一兩天的時間裏，有十來個人就此問題發言五六百次，主要參與者是姬揚和網紅大V“陳經”，金輝宇也參與了討論。因為討論過於熱烈，後來他們還專門建了十來個人的小群“《坤輿萬國全圖》討論組”繼續討論。
與姬揚不同，陳經當時是第一次聽說李兆良。陳經的邏輯是，既然李兆良的結論跟我的瞭解完全相背，那麼他肯定是個民科，我為什麼要關心一個民科？但是我今天碰巧沒事幹，那就批駁他一下好了。他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認為李兆良的結論是荒謬的。兩天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坤輿萬國全圖>與鄭和的離奇關係解析》[12]；姬揚隨後寫了一篇文章反駁陳經的說法《研究高清地圖，助力歷史研究——姬揚對陳經文章的評論和陳經的答復》[13]。
這種討論當然不可能改變當事人的看法。但是在討論過程中，姬揚和金輝宇突然冒出來一個想法，為什麼不做一個實驗呢？一個“自由心證”的實驗：關心這件事的人，在閱讀李兆良的書並思考以後，表態自己支持還是反對他。
這是一個自願參加的實驗。每個人依靠自由心證得到自己的結論，但前提是認真讀過這本書。這裏並沒有什麼裁判，參與者就是自己的裁判。自由心證嘛，何為“認真”，何為“支持”或“反對”，都是自由心證，完全由參與者本人決定。
“風雲學會科技群”的成員都是群主袁嵐峰認為對科普感興趣且有一定科學素養的人，這構成了一個門檻，導致實驗的參與者都有一定的科學素養。同時相互之間多少有些瞭解，不必擔心有人胡攪蠻纏。討論升溫後，相關人員專門組織了一個小群（“《坤輿萬國全圖》討論組”，共16人）繼續這個實驗。
在這個小群裏，一些人表示願意參加實驗。參加是完全自願的。只要願意，就可以參加討論，同時姬揚等人提供了自願保證每個人都可以讀到李兆良的著作——但不是必然讀過，也不是必須參加討論。參與實驗和報告結果採用微信群接龍的形式，即在微信消息中加上自己的ID和觀點並在群裏發佈。
小群的討論持續了幾天。有些人選擇去讀李兆良的著作，有些人沒有讀，還有些人讀了一部分以後終止了。
討論結束後3個月，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如下：
在討論開始之前，16個人裏只有姬揚和金輝宇知道李兆良的工作，讀過他的書。討論以後，他們仍然支持李。
陳經在討論開始以後才知道李兆良，他反對李的觀點。在寫了文章和轉入小群之後，他認真讀了李的書，但是“沒有讀完”，同時仍然反對。
其他人都是在討論以後才知道李兆良的，至少是在此之後才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
同意參與接龍實驗的一共有7人（同意讀李兆良書並給出自己的意見）。最後的結果是：
支持李的有5位。姬揚，金輝宇，A，B，C。
反對李的有1位。陳經。
棄權的有1位：D。他讀了書，也做了討論，但是最終覺得自己無法判斷。
此外，還有兩個人拒絕讀書同時又強烈反對：E（他後來退群了），F（發言不多，但是強烈反對）。群裏其他人基本上沒發言。
三、結論與思考
通過分析實驗結果，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1.“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更容易接受新學說。本次實驗的參與者都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大多具有博士或者碩士學位，從事過多年的科研或者工程研究工作，也熱心參與科普活動，具有優良的科學素養。但對於李兆良學說所涉及的明史、世界航海史、古地圖史，他們又是外行，沒有任何利益糾葛，屬於“公眾”。這次實驗，有助於瞭解“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這一群體在“範式轉移”過程中的表現和作用。
實驗結果表明，這一群體容易接受新學說。A、B、C、D四位，在本實驗開始的時候，都沒有接觸過李兆良的學說，也沒有發表自己的觀點；在實驗中他們都認真、完整地閱讀了李的作品。因而他們的選擇最值得觀察。最終，這四人中三人選擇接受李兆良的學說，一位表示不能判斷。再考慮到李兆良觀點的顛覆性，這個結果表明，對於沒有先入之見的“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這一群體，李兆良獲得了壓倒性優勢的認可。這表明，上述群體願意在討論和思索的基礎上接受新學說，哪怕新學說起初顯得多麼違反“常識”。
2.先入之見難以改變。在本次實驗的參與者中，姬揚、金輝宇、陳經在實驗之初就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在實驗結束後，他們的觀點都沒有改變。
這一現象可以理解。因為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建立自己觀點之初就會鑒別和篩選材料，建立觀點之後則會盡可能維護已有觀點。特別是，姬揚和金輝宇在實驗開始之初就已經成為了李兆良觀點的傳播者，讓他們改變觀點顯然不那麼容易。
3. 妨礙新學說傳播的主要因素是“太忙”。E、F兩位拒絕讀書同時又強烈反對，這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並具有經濟合理性。在當前這個“資訊充分傳播”的時代，每天都有各種新的說法產生，但是其中大部分並非有價值的新學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本身工作很忙的人，拒絕本專業以外的一切新說法直至該說法被其專業主流接受就成為一個經濟上合理的選擇。這樣做風險很小，即使拒絕錯了，對自己也幾乎沒有什麼損失。可以預期，“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這個群體總體上越忙，選擇這一策略的比例就會越高。於是，“太忙”就成為阻礙真正革命性新學說傳播的主要因素。
在實驗的過程中，本文的兩位作者進一步強化了對李兆良觀點的支持。在我們看來，李兆良從方法和史料兩個方面都超越了現有的主流研究。在方法層面，李兆良強調地圖本身所包含的地理資訊，以地圖證史，超越了主流觀點的“以文本證史”。從史料層面，李兆良利用資訊時代的便利，廣泛比較了《坤圖》同時代的西方古地圖，這也是主流所未及的。但是，由於歷史學科的特性，李兆良無法通過決定性的試驗來比較自己和主流學說，因而這一學術“範式轉移”還正在進行中，遠遠沒有完成。
但是，當前這個“資訊充分傳播”的時代，為新學術觀點的傳播帶來的新的特點，公眾的參與有可能大大加速“範式轉移”。在李兆良學說這個特定的案例中，我們的實驗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支持李兆良的觀點，在無先入之見且認真閱讀的四人中，李兆良的觀點更是獲得了壓倒性支持。至此，他已經在一個小範圍裏取得了一次學術傳播的勝利。那麼，將來隨著傳播範圍的擴大，他會不會得到更多公眾的贊同，並快速取得主流學術團體的認同呢？
姬揚注意到，自己周圍打交道深的人，但凡關注了李兆良這件事的，大都認可李的說法。甚至有一個朋友，姬揚都不知道他關注過李兆良的工作。但在實驗開展以後，他主動表示他讀過李的著作， 因李的觀點與在歐洲旅行時感悟的觀點相互有印證， 讀完李的書之後認可其的說法。因為發起實驗的時候，他並不在群裏，所以並沒將他記入實驗數據。但是將他的來信收錄在附件1.
科學“範式轉移”的過程，歸根結底是新學說在全社會傳播的過程。在資訊時代，這個傳播鏈將深入公眾。不僅包括“受過專業訓練的公眾”，也包括“一般的公眾”。“主流學術界”並非真理的化身，高踞於一切真理之上。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時間將證明一切。每個人都可以自行決斷接受還是拒絕新理論，從而影響新學說傳播的歷程和速度。
親愛的讀者，你會怎樣對待顛覆性的新理論呢？歡迎你閱讀李兆良的著作，並給我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