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中的每個人都生活在人際關係網中，每個人的成長和發展都依賴於人際交往,人際關係的好壞體現了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水準和社會適應能力,而且還往往是一個人心理素質水準的綜合體現。[1]如果不能夠很好的處理生活中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就會產生社交焦慮。社交焦慮是指對某一種或多種人際處境有強烈的憂慮、緊張不安或恐懼的情緒反應和回避行為[2]。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問題廣泛存在。其基本表現是：個體在社交場合中會擔心被他人注視，害怕與別人對視，怕自己在社會交往中有丟面子的言談舉止，產生強烈的焦慮情緒，並試圖極力回避社交場合。社交焦慮作為日前發生率高、持續時間長、影響人際關係和諧和人的心理健康的重大心理問題之一,在國內外已受到學術界的積極關注,成為近年來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熱點之一。[3]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的推測和判斷，是個體對應付生活中各種困難和挑戰的自信心。有研究表明[4]、[5]，自我效能感與社交焦慮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自我效能感較高個體相信自己能對外在環境中的潛在威脅實施有效的控制，並通過採取積極的應對方式來維持較好的心理健康水準。自我效能感影響著大學生的情緒。它決定了個體的應激狀態、焦慮反應和抑鬱程度。自我效能感低的大學生常常會引起退縮或防衛行為,長期被焦慮,痛苦感和抑鬱所困擾[6]。社會支持作為個體生活中一種重要的環境資源，可以有效緩衝負性情緒對大學生個體的不良影響[7]。有研究表明[8]領悟社會支持在大學生焦慮、抑鬱負性情緒的關係中具有重要作用，為大學生提供有效和可利用的社會支持資源,尤其是社會、家庭、學校等給他們的幫助和支持,則更有利於其健康心理的發展。然而家庭外支持（來自家庭之外的支持，即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是大學生這個特殊群體社會支持的主要支持源之一。領悟社會支持影響大學生的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惱,尤其是來自於家庭以外的朋友、教師及其他關係密切者的情感支持與協助,對社交苦惱的影響更為突出。[9]家庭外支持也應該能夠緩衝大學生的負面情緒。
以往的研究大多探討的是社會支持、自我效能感、社交焦慮三者之間的關係，將三者結合起來考慮的研究相對較少。而對以家庭外支持為引數、以社交焦慮為因變數來考察自我效能感在二者之間的仲介作用的研究就更加稀少。
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家庭外支持不僅直接影響大學生的社交焦慮，而且它還通過自我效能感的仲介作用來影響大學生社交焦慮；即自我效能感是家庭外支持和社交焦慮的仲介變數。
1 對象與方法
1.1 被試 採用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安徽省七所不同類型大學大一至大四學生，有效被試792名。被試的年齡介於16～26歲之間，性別、年級、學校類型、專業等變數比例相當。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外支持測驗 參照薑乾金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10] 131-133,該量表共12個條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領導或老師、親戚、同學)三個分量表組成,每個分量表含4個條目。本量表為7點量表,選項從1=極不同意,過渡到7=極同意。社會支持總分由三個指標的分數相加而成，分數越高，得到的總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本測驗數據處理只計算總量表中的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兩個維度得分的總和，將其稱之為家庭外支持。本次測量的全量表克隆巴赫α為0.899，分半信度為0.878；家庭外支持分量表克隆巴赫α為0.876；分半信度為0. .852。
1.2.2自我效能感測驗 採用Schwarzer等編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問卷(GSES) [11],共有10個專案,得分越高,效能感越高,本次測量的克隆巴赫α為0.813,分半信度為0.753。
1.2.3 社交焦慮測驗 採用交往焦慮量表(IAS)[10] 230-231，該量表用於評定獨立於行為之外的主觀社交焦慮體驗的傾向。量表由15個自陳式條目組成,要求被試從“與我一點也不附”，過渡到 “與我極其相符”做5級評定，分數範圍為15(社交焦慮程度最低)至75(社交焦慮程度最高)。本次測量的克隆巴赫α為0.693，分半信度為0.702.
1.3　研究程式  以班為單位集體施測於被試。所有的量表同時發放於每一個被試,由主試按統一的宣讀指導語。在被試完全理解指導語後，統一進行作答。所有問題一次完成。
數據分析採用SPSS12.0軟體進行處理。
2 結果與分析
2.1 家庭外支持、社交焦慮及自我效能感的關係
根據溫忠麟等提出的仲介檢驗程式[12]對自我效能進行仲介效應檢驗。由表2可見，第一步的檢驗結果表明，引數(家庭外支持)對因變數(社交焦慮)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滿足建立仲介效應的第一個基本條件；第二步的檢驗結果表明，引數對仲介變數（自我效能感）亦存在明顯的作用關係，滿足建立仲介效應的第二個基本條件；第三步的檢驗結果表明，當控制仲介變數後，仲介變數對因變數存在明顯的作用關係，引數對因變數不存在明顯的影響作用，滿足完全仲介效應的第三個基本條件。因此，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外支持和社交焦慮間是完全仲介效應。
從上述三個方程得到家庭外支持、自我效能感與社交焦慮的關係圖。
由關係圖可以看出，在家庭外支持、自我效能感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途徑中，只有自我效能感對大學生社交焦慮的影響是直接的，產生直接效應，家庭外支持對社交焦慮沒有直接效應，而是以自我效能感為仲介變數對社交焦慮有仲介效應。
3 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在自我效能感、家庭外支持與社交焦慮三者之間的關係中，自我效能感是家庭外支持作用於社交焦慮的仲介變數，即家庭外支持對社交焦慮的影響作用，完全來源於以自我效能感為仲介對社交焦慮產生影響。這一結果驗證了本文最初的假設。
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引數家庭外支持和仲介變數自我效能感對社交焦慮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說明家庭外支持對減輕大學生社交焦慮有一定的預測作用；提高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地減輕社交焦慮程度，這與付梅等人的研究[13]相符。通過對自我效能感的仲介效應的驗證，支持了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外支持與社交焦慮起著完全仲介作用的觀點。
進一步分析可知，個體社會交往關係的建立，不僅有賴於領悟社會的支持，而且依賴於個體知覺到的自我效能感。很多研究都證明,同伴關係不良會引起當事人的焦慮,而焦慮會導致社會退縮,而社會退縮影響人際關係和社會技能的發展,進而導致焦慮,又會加重社交焦慮障礙的程度[14]。個體如果能夠感覺到與朋友、領導、老師、同學、親戚等家庭外社會關係無障礙的溝通交流，對自己的社會交往能力保持自信，更有利於積極的人際關係的建立。Bandura認為,自我效能感建立在四種資訊源的基礎上。個體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影響最大。成功的經驗能夠提高個人的自我效能感,多次的失敗則會降低之。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己能否應對不同壓力情境的一種信心體驗,僅僅是特定情境下的一種自我信念和判斷,更偏向於情緒化的反應[15]。所以,大學生作為並不成熟的一群個體，在學習、生活中遇到挫折、失敗等應激性生活事件後，可能會形成低自我效能感[7]。反之個體如果為自己的社會交往技術的運用提高了自我效能感，就會緩解社會交往焦慮情緒。
因此個體領悟家庭外支持水準越高，越會積極地與他人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同時也相信在自己需要時能夠得到來自家庭外提供的必要支持與援助，因此對自身狀況和周圍環境掌控能力的信心就會不斷增強，並進而提高個人應對社會交往過程中的困難和挫折的自我效能感，從而緩解自己社交焦慮的情緒。因此，針對大學生個體的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其獲得家庭外支持水準，同時通過歸因與行為訓練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將更有利於減少大學生個體社交焦慮情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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