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北嶺大學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簡稱CSUN)坐落在洛杉磯市區西北約30英里的聖·福蘭多山谷中，這是一所擁有三萬多名全日制學生、以教學見長的多科性大學。剛過不惑之年的華裔女教授蘇智欣博士，就在這所大學的教育學院任教，並兼任中國所（China Institute）所長，負責該校與中國教育、文化界的交流和合作。在高校林立的加州，北嶺大學的名氣並不算很大，但在以蘇教授為代表的兩代華裔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它卻成為與我國交往最早、最為活躍的美國大學之一，先後與我國的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西安外語大學等30多所高校結成姊妹學校，長期負責執行世界銀行貸款培訓中國教育管理人員及師範教育培訓專案計畫，並大量接受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筆者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有幸結識了蘇教授，並對其進行了採訪。
“我是80年代中期從大陸自費公派來美國留學的，選擇的研究方向是美國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當時一心想學成後回國服務，幫助祖國開展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專案和改革。1989年在華盛頓大學獲博士學位後，由於家庭和專業等方面的原因，我留在了美國這邊做學問。但是，為自己的故土做貢獻的初衷和抱負並沒有改變。十多年來，為了兌現這一諾言並實現這一願望，我利用自身的優勢，著重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中美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工作，二是中美比較教育方面的研究工作。”蘇智欣，1978年畢業於上海外語學院英國語言和文學專業，同年獲中國政府海外學習獎學金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進修；1981年至1984年就職於原國家教委外事司，負責國際交流及選派留學生工作；1984年後赴美國留學，畢業後先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加州州立北嶺大學任教。由於有了這樣一段經歷和背景，蘇教授認為自己從事上述兩方面的工作不僅順理成章，而且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從1990年至今，我在美國大學已經做了九年教授。來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非常多，但在大學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做到終身教授位置的卻不多。美國學術界基本上是白人和男人的世界，外國人要打入並站穩腳跟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女人，在美國既是少數民族，又是女人，被稱為'double-minority'（雙重少數民族），受到的歧視是雙重的，困難也是雙重的，因此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談到初闖美國創業的艱辛，蘇智欣有著許多的感慨。
“從大陸來的學者，大都有一種使命感，這使得我們全力以赴在美國奮鬥,為自己的民族爭光、爭氣。十多年來，我在國際權威教育刊物以及重要學術會議上，總共發表了近百篇教育方面的研究論文；成為美國教育研究協會、比較和國際教育學會、師範教育全國協會等學術組織的會員；多次在重大國際教育組織及教育學術會議上主持研討或擔任評審；1994年，還入選‘對美國社會作出貢獻的亞裔美國名人錄'。我在美國提副教授、正教授、獲終身職都屬破格，每次晉升都提前了四五年，等於跳了四五級；現在也是教育學院裏唯一的一位華裔教授。可以說，這種情況在土生土長的美國教授裏也是非常少見的。因此，美國同事對我們這些中國學者也十分欽佩和讚揚。”蘇教授認為，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讓美國人對中國人刮目相看，使他們知道中國人可以比美國人幹得更好，同時也是自己在美國開展兩國教育、文化等領域交流與合作必須奠定的基礎。
說到這，細心的蘇博士注意到了我眉宇間凝成的問號，便解釋道：“如果你在美國大學沒有拿到終身教授職位，沒有在學術界站穩腳跟，工作也不穩定，又怎麼可能為促進中美兩國的交流做出貢獻呢？其實，美國人是非常‘snobbish（勢利眼）’的，你的業務能力如果不被美國同行認可，學術水準也不被本領域國際學術界所承認，你站出來牽頭做交流工作就不會有分量，別人也就不會聽你的話。”
在蘇智欣看來，大多數美國人都非常狹隘，這是一個非常以自我為中心的民族和國家，他們並不認為國際交流對他們有多重要；按照他們的觀點，大學雇你首先是要求你為美國的教育和美國的大學做貢獻，決不會單純為了國際交流而出資讓你做某個研究專案。“但是，”蘇教授話鋒一轉，進一步展開了剛才闡述的觀點：“一旦你有了這個背景和學術地位，你就可以在這個寬厚的舞臺上比較順當地從事中美比較教育的研究，為發展兩國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創造良好的條件。可以說，這些年來，我做中國所所長取得了一些成就，除了廣大華裔教授的鼎立相助和共同努力外，還得益於北嶺大學校長及各個院系領導的大力支持。我個人認為，得到他們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對我的專業成就非常欣賞，對我的業務能力也非常佩服。在這裏，自身的實力是最為重要的。"
蘇教授的學術專長是“美國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比較教育研究是在此之外發展起來的研究專案，而中美比較教育研究又是她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她看來，只有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比較直接地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貢獻。她做的第一個比較教育研究專案是“中美科學教育比較研究”，這是以世界銀行貸款的一個培訓專案為基礎設計併發展起來的，研究成果的兩篇主要論文分別在國際一流教育刊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教育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Education）和《比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上發表，受到兩國教育界學者以及中國有關部門的關注。中美教育交流發展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研究，是她做的另一個比較教育研究專案。她關於美國現代教育哲學家杜威博士對中國現代教育以及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胡適、陳鶴琴等的影響的系列研究論文，被美國杜威研究學會認為是“杜威理論研究史上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令人興奮和前所未有的”。最近幾年,她與南京師範大學合作，全力開展“中美師範教育比較研究”，收集了國內二十多所師範院校的資料和數據，多次赴西藏、武漢、昆明、南京等地師範院校調研，已出版兩本論文集，美國比較教育學會和世界比較教育大會曾多次報導這一專案的研究成果。蘇教授自豪地告訴我：“這項工作結束後，我將向中國教育部呈交一份詳盡的研究報告，希望能對祖國的師範教育改革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自1983年中國所成立以來，許多老一輩華裔教授為促進中美兩國教育、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北嶺大學成為中美交流的一座重要橋樑：歷任中國駐美大使以及駐洛杉磯總領事，都把這裏作為發表施政演講的重要場所；中國所定期舉辦“中國電影周”等文化活動，宣傳、介紹中華古國的燦爛文明、改革開放的建設成就；1984年的奧運會，這裏成了中國體育代表團成員歡聚的“根據地”。但是，“1989年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兩國的很多交流都中斷了。那些年，北嶺大學一直沒有再和中國開展任何實質性的交往。”說到這，蘇教授的語氣顯得格外的沉重：“1995年，我剛接任中國所所長時，整個北嶺大學居然一個中國訪問學者都沒有。”
我是1998年5月到這所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曾多次作客蘇教授家。也許是同根、同姓的緣故，我對這位大姐似的學者有著更多的好感。今年5月我期滿歸國時，北嶺大學已經擁有大約80多名中國訪問學者和近百名中國留學生，不僅恢復了與中國的交往和合作，再現了往日的輝煌，而且使這種交流與合作更為深入、寬廣並具有實際意義。談到這些成就，訪問學者和華裔教授們在我面前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提到蘇所長的努力。據我所知，近幾年來，由蘇教授策劃、設計並主持，北嶺大學開展了“中美教育管理人員的培訓”課題研究的實踐，已經為廣東地區培訓了一批中小學校長，併發展到培訓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小學校長；她還為廣州市政府設計了“廣州市跨世紀人才培訓專案”，先後兩批培訓了20餘名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企業等領域的後備幹部。
訪談臨近結束，當我公式化地請蘇教授總結一下她做中國所所長成功的經驗和體會時，她又一次強調了有關“實力”的觀點：“我覺得，要真正做好中美兩國的交流與合作工作，首先必須得到所在大學校長的支持。1995年底，北嶺大學新任女校長威爾森博士（Dr.Wilson）任命我為中國所所長時，當時我還在UCLA工作。威爾森校長破格晉升我為正教授，把我從UCLA‘挖’了過來。為了使她對中國有更多、更全面的瞭解，1996年年底，我專程陪同她訪問了中國。這是中國所自1989年後打開新局面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那次訪問非常成功，收穫也很大，北嶺大學又與一批中國大學簽訂了合作協議，與以前有協議的學校重新確定了新的合作專案，威爾森校長還特別給中國所撥出一筆經費，專門用於開展對中國的交流與合作。我想，是我的學術實力和人格力量打動了她，通過我們這樣一批自強不息的華裔學者，使得她更加明白了與中國交往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人們常說，自強才能自尊。是的，在美國這塊充滿競爭的土地上，實力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