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賴現代科學技術進步而生的藝術形式，科技與電影就像父與子，技術的脈絡牽引著電影穿過藝術的殿堂回歸大眾的視野，然而作為技術發明者——科學家似乎在電影的圖譜裡顯得尷尬，甚至帶有狂躁的歇斯底里。
1931年，根據瑪麗·雪萊（英國詩人雪萊的妻子）創作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科學怪人》（又名《弗蘭肯斯坦》）講述了生命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的故事。他由於實驗失誤，創造出了一個面目可憎、奇醜無比的怪人。這個怪物開始很善良，對人充滿了感恩，但由於相貌醜陋，處處受人歧視，在要求弗蘭肯斯坦給他創造一個配偶的要求被拒絕後，竟然殺害了弗蘭肯斯坦的弟弟，同時又企圖謀害弗蘭肯斯坦的未婚妻伊莉莎白。最後，弗蘭肯斯坦懷著滿腔怒火追捕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惡魔，在搏鬥中，和怪物同歸於盡。
弗蘭肯斯坦狂妄、自大、偏執、過分相信自己掌控科學技術的能力，最後不幸淪為犧牲品的銀幕形象成為恐怖片中的經典。
儘管時間已經過了70多年，但科學家在此類電影中的形象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克隆人與倫理之爭，70多年前的創作者能對這一問題做出深刻而長遠的思考令人驚歎。
章魚博士：陪襯下難掩的落寞
當那個身著紅衣、表情酷酷的蜘蛛俠在全世界影院銀幕上搏命地上躥下跳時，科學家這一職業再一次被創作者和公眾集體嘲弄了一把，當然，並不懷惡意。
作為標準的好萊塢式商業電影，票房大片《蜘蛛俠》系列作品充滿了孩子氣的直白和坦率：一個孩子，因偶然原因成為了鐵肩擔道義的英雄，其對手卻是成熟、高智慧的、因科學實驗失敗而瘋狂的科學家——綠魔諾曼（在續集中則乾脆變為哈裡）和章魚博士。
但是，不管是第一部中的綠魔諾曼，還是第二部中的章魚博士，或者第三部中的加強版綠魔哈裡和“毒液”布洛克，都不是導演（當然也不是觀眾）情感訴求所歸，而是僅僅作為平民英雄彼特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如同法庭上的證詞一樣，他們存在的價值僅僅在於指證蜘蛛俠為英雄，從而彌補和反襯其自身的稚嫩和單薄。而蜘蛛俠的英雄形象就是在這些反派人物的襯托下豐滿起來的。
《變蠅人》：人蠅刷新科學家“最醜陋”紀錄
“怪”或許是西方人對科學家的固有刻板印象。在電影中，“怪人”不僅僅是《科學怪人》中科學家的試驗品，而是進一步演變成科學家自身與研究物的結合體，給觀眾製造恐懼的幻境。
1986年，加拿大導演大衛·柯南伯格根據1958年美國同名恐怖片拍攝了新版的《變蠅人》：“物體分解傳送”的科學家塞斯，在一次用自己的身體做實驗時，不小心將一隻蒼蠅關進了實驗反應爐中，導致機器在把他分解後的分子再合成時，將蒼蠅的分子也合成到其中，使他變成了一個“半人半蠅”的怪物，而他的女友維羅尼卡卻在此時懷上了他的孩子……
在造型設計上，強大的特技效果使新版《變蠅人》比起當年那部僅僅在怪物頭上戴一個蒼蠅頭的老版本要“噁心”許多：全身膿瘡潰爛的變蠅人攻擊別人時口吐白色消化液、被槍械打擊時一塊塊掉到地上的腐肉以及科學家女友夢見自己生下一個蛆的場面，都很考驗觀眾們的忍耐力。塞斯變成蠅人後猙獰的面目以及腐爛的四肢可謂創新了科學家銀幕形象最醜陋最噁心的紀錄，之前一切對於科學家的美好想像被徹底摧毀。
運用高科技創造的驚悚恐怖成了本片的最大賣點，影片本身對科學技術給人類所帶來的弊端探討得不夠深入，更談不上深刻。本片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化妝獎可謂實至名歸，但影片總體上並不成功。
《美麗心靈》：科學家成為被拯救者？
儘管該影片故事的原型是數學家小約翰·福布斯·納什，但《美麗心靈》絕非一部嚴肅的人物傳記片，因為它不是通過事實，而是通過想像來試圖讚美一個生命的精神，並達到一些看似淺顯的真理。
迥異於災難片中以一己之力拯救蒼生的科學英雄和如弗蘭肯斯坦般的科學狂人。在本片中，科技已經無法成為納什（科學家）的護身符，科學家成為需要被拯救的一方，而且施救的還是一位女性——妻子艾麗西亞的愛情之舟，把納什從沉溺中打撈上來，並將其送上了科學榮譽之巔。把科學家還以普通人的面目，塑造一個有血有肉的銀幕形象，用溫情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這是影片能打動觀眾的秘密。在眾多有關科學家的電影中，本片表現出了難得的生活氣息和溫馨氛圍。但是，感動之余，科學家控制技術拯救世人的形象在慢慢蛻變為一個需要救助的普通患者。
《化身博士》：悲觀的性本惡論
與《科學怪人》和《變蠅人》一樣，《化身博士》裡的基克爾博士也是科學實驗的犧牲品。在這部拍攝於1941年的片子中，基克爾博士相信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兩極化的個性——美好與邪惡。如果將兩種個性分開成為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這兩個靈魂將獲得釋放。為了求證，他研究發明了一種藥，用藥後便化身成為海德先生，博士把自己所有的惡念全部賦予了海德。基克爾博士行醫多年，多行善事，名聲極好；海德則無惡不作，殺人害命。然而基克爾博士無法擺脫海德，最後選擇了自殺。
與反科學無關
諸多西方電影中科學家的角色——除了極少科幻片中的科學家靠先進科技擊退了外星人，拯救了人類的命運之外，科學家在電影中多半不是故事的第一主角，而且絕大部分是反派人物，他們擁有無窮的想像力，卻不幸淪為自己想像力的犧牲品，在自己首創的獨特發明中殞命——他們不是想借機器人來達到控制全社會的邪惡目的（德國《大都會》，1927年），就是想發動核戰爭來摧毀地球的戰爭狂魔（美國《奇愛博士》，1964年）；不是瘋狂的連環殺手（美國《透明人》，2000年），就是愛瞪圓雙眼的倒楣蛋（美國《回到未來》，1985年）。
這些偏執、狂熱甚至有些落寞的形象帶來的不僅僅是科學倫理的反思，更多的是電影人通過弱化科學家形象企圖重構一種新的社會模式：打破科學家的權威，塑造普通公民的話語；衝擊科學家嚴謹甚至有些機械的網格，嚮往平凡的自由與恣意。去中心化、拒絕權威，崇尚自由、強調自我的意念大抵可以看成西方電影中“反科學家”的佐證。
在《我，機器人》中，機器人的創造者朗甯博士被機器人殺害，制服肆虐機器人的並不是科學家，而是由威爾·史密斯扮演的黑人警探，而在30年前類似主題的《未來世界》裡，擔當此任的也不是科學家，而是兩名新聞記者。
實驗事故導致人性變異，這是許多此類影片的核心情節，這樣的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電影創作者們對科學以及科學家的不信任，但並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與反科學思潮有關。其實，在西方，醫生、律師、員警等一些高度專業化的職業，其銀幕形象也和科學家差不多，要麼是大英雄，要麼就是大混蛋。天使或惡魔的二元論劃分是與歐美的歷史和宗教傳統有關的。
科學研究的本質是探究真理，科學家並不需要刻意地崇高化。同樣地，作為大眾藝術形式，電影對科學家不盡真實的反映也並不可怕。天使抑或惡魔，這種過於簡單的論斷與現實世界中的科學家關係並不大。當觀眾從漆黑的電影院裡重回喧鬧的現實世界時，他們心中是激動還是惶恐，正躲在實驗室裡埋頭苦幹的科學家恐怕大多是沒空理會的，畢竟他們才更加明白己的社會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當然，也會有科學家不滿自己的銀幕形象。“口服避孕藥之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卡爾·傑拉西近年來宣導“science in fiction”和“science in theatre”，就是試圖通過身體力行地創作小說和戲劇，從科學家的角度闡釋科學家形象，重塑科學家戲劇形象。
另外，我們也常看到，許多科學家喜歡給電影“找茬”，指出其中不合科學事實的地方。可以看做是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博弈，甚至是科學家妄圖喚起社會對科學的理解與尊重。
其實，對於科學，電影創作者們的心態大半和東方不敗在面對工業文明武裝起來的戰艦洋炮時有些類似：“你有科學，我有神功。”電影是為了傳遞給觀眾們更強烈的感動，才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放入科學事實裡面。要知道，絕大部分的商業電影並不負載科普的功能。然而卻能開發人們頭腦中對科學的好奇與探索，甚至是對科學倫理的反思，這也正好是現代科學必須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