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影已經漸行漸遠，但是它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百年來，它一直被作為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構建和思想重建的起點。
價值觀重建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它向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發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號召人們“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在眾多的領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深刻地指出，封建倫理與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擁護共和國體就必須反對封建倫理，從而透徹地闡述了新制度與舊文化絕對不可調和的道理。他們把這個認識稱作“吾人最後之覺悟”。
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維武看來，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是在於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保衛辛亥革命成果，因此內容主要是針對與復辟帝制相關聯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作為這種意識形態內核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主要表現為對康有為及孔教會所發起的立孔教為國教運動的激烈抨擊，對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核心內容的儒家綱常的尖銳批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儒家開創者孔子的重新評價，破除兩千年來封建統治者對孔子的神化及中國人對孔子的迷信。這些被“破”的內容，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些維繫封建統治的內容。
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前期，即確立了“科學”與“民主”的地位。
李維武表示，“‘科學’與‘民主’作為新價值觀，早在19世紀末就已開始在中國思想世界發生影響，但只有經過新文化運動才真正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確立起來，並影響至今。”
新文化運動宣導的民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這包括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及自由民主權利等內容；二是指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尖銳地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中國要在世界上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
新文化運動宣導的科學，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主要是指與封建迷信、蒙昧無知相對立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以及認識和判斷事物的科學方法，同時也指具體的科學技術、科學知識。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主張科學與人權並重，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他們強調要用科學的尺度衡量世間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對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學精神，國人才能擺脫“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的束縛，成為新鮮活潑的一代新人。
近一個世紀來的中國歷史進程表明，正是這些新價值觀激發和引導了中國人在百年間的追求與奮鬥，造成了中國社會歷史的大變動，重新塑造了現代中國。
一次文明的自覺
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來，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中國與德國的歷史有高度的相似性。對於英法來說，啟蒙意味著走出中世紀的宗教愚昧。
“但對於19世紀的德國來說，啟蒙的含義卻要複雜與矛盾得多。”他認為，德國的啟蒙運動一方面是對英法啟蒙的正面回應，是一種向英法看齊的文明自覺，意識到德國作為歐洲國家必須認同18世紀普世的西歐文明。另一方面，德國作為後發展國家，拿破崙的入侵激發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試圖以德意志的特殊文化對抗英法為代表的普世文明，因此產生了另一種啟蒙意識，它相信每一個民族、社群和個人，都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因此，許紀霖指出，德國的啟蒙運動有兩種不同的思想自覺。一種是文明自覺，希望通過啟蒙克服自己的獨特性，成為英法那樣的普世國家。普世國家追求的不是民族的本真性，而是超越民族的普遍人性。另一種是文化自覺，在普世文明的外在壓力下，試圖從德意志自身的歷史、語言和宗教傳統中發現民族獨特的本真性，德意志人之所以為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從而實現民族的文化認同。
“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源自于文明問題的提出。文化自覺，則要到20年之後的上世紀30年代才出現。”臺灣歷史學家張灝將1895年到1925年稱為中國思想史上新舊文化交替的“轉型年代”。在這30年中，清末民初的前20年（1895~1915）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10年（1915~1925年）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年代。前者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年代，亡國危機嚴重，民族國家意識高漲，社會上下形成共識，要學習西方的文明，但這個被晚清中國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強為中心，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圍繞著器物和制度的變革，很少觸及到西方文明之中的價值層面。而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則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到富強只是西方崛起的表像，更重要的是文明深層的價值與倫理。
許紀霖解釋，知識份子意識到的近代文明的核心不是國家富強，不是物質的豐裕，也不是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是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核心價值。
陳獨秀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使吾人覺悟的是器物層面的科學，與西方比較相形見拙，遂有洋務和自強運動，其次是政制的覺悟，發現吾國政制也不如西洋，遂有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然而共和政體建立之後，政治為武人和黨派所操縱，多數國民不知國為何物，缺乏國民的自覺，國民之思想人格與專制時代毫無變更。陳獨秀遂呼籲在科學、政制覺悟之後，要有第三次覺悟：“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則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恦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陳獨秀所說的‘倫理之最後覺悟’正是一種文明的自覺。”許紀霖表示，“通過文化的啟蒙，讓國民覺悟到民族的復興之路，不是僅僅追求國家的富強，或制度和體制的合理化，最重要的是追求現代文明的核心——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這是共和政體的靈魂——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
至此，自由、平等不僅成為了五四運動知識份子的共同理想，它也讓現代文明開始融入到中國社會。
新政治力量的誕生
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的思想水準和在鬥爭中所致力的側面各有不同，後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發展道路也有很大差異。總的說來，他們在思想上一般還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他們號召人們衝破封建主義的牢籠，目的是要“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以求適今世之生存”。
但是，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表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不能給中國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面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治和社會黑暗混亂的狀況，有些先進分子已經開始懷疑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是否適合於中國，開始考慮中國是否還有別的出路。
因此，在新文化運動後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作為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世界崛起。
李維武指出，社會主義思潮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就已傳入中國思想界，但那時主要是在海外反清革命人士中傳播；辛亥革命後，孫中山首先在國內向中國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主張吸取社會主義因素以解決民生問題。但只有在新文化運動中，社會主義思潮才在中國獲得了廣泛傳播。
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旗幟下，集合了一批新文化運動精英人物，由此而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開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重新塑造現代中國的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