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在檢討美國對東歐改革的態度時講到，他起初認為，蘇聯體制的垮臺將會自動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企業制度。但事實表明，資本主義不是人類本質，而是文化。要讀懂格林斯潘的這一認識上的轉變，我們不妨讀一下歐洲制度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傑佛瑞·M·霍奇遜的新著：《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它將幫助我們瞭解格林斯潘話語背後一個非常宏大的歷史與學術背景。
早在19世紀20年代的法國，一位叫做孔德的思想家鑒於自然科學的偉大進步與成功，提出了一個偉大的設想，就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精神重塑社會科學。這樣一個目標在20世紀的美國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實現。特別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這兩個領域。有人認為，這是由於20世紀的美國的特徵決定的，正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實用主義傾向、淺薄的歷史視野以及專家統治的信念，使得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了非歷史性與唯科學性的特性。傑佛瑞·M·霍奇遜則一直在對經濟學的這樣一種狀態進行挑戰與批判。
其實，我們的社會科學曾經深深地籠罩在哲學與歷史學的陰影下。20世紀30年代，在兩位社會科學家的努力下，這種情景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位是哈佛大學的帕森斯，他所發揮的作用是使所有英語語系的大學改變了對社會學的看法，同時在倫敦經濟學院，年輕的羅賓斯教授使經濟學走上了相同的方向。這就是消除社會科學中制度主義或歷史主義的一切痕跡。
在羅賓斯看來，經濟學就是一門理性選擇的科學，它就是要選擇最好的手段，以達到既定的目標。它應該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體系，因為，任何體系都存在資源稀缺，任何體系都需要作出選擇。而市場是最有效的選擇方法。相對於稀缺性而言不同制度之間的差異都是次要的，市場是經濟學的研究核心。因此，經濟學從市場出發，可以發現適合所有的經濟體系和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一般性的經濟規律。羅賓斯所處的時代正是整個世界處於大蕭條時期，他樂觀地估計，他的經濟學可以直接應用於經濟蕭條與失業這些嚴重的問題，而無須討論制度。這一點確實在凱恩斯那裡得到了實現。凱恩斯最傑出的經濟學著作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書的重點即在強調一個“通”字。他認為他的理論與古典經濟理論相比較，不僅適用於確定的與均衡的經濟狀態，而且適用於不確定與非均衡的經濟狀態。他認為他的分析並不依賴於特定的制度，這些分析不僅適用於那些自由主義經濟盛行的國家，而且也適用於像納粹德國那樣的國家集權性質的國家。其實際的情景似乎也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美國、英國，而且德國都採用了凱恩斯的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案。凱恩斯不僅獲得了全球性的聲望，也俘虜了哈佛與劍橋這兩個偉大的學術堡壘。正如傑佛瑞·M·霍奇遜所說，“凱恩斯主義的勝利方式和地理定位促使學術界在全球範圍內抹殺了歷史主義和制度主義的記憶。”
羅賓斯以及凱恩斯的努力雖然造就了經濟學的主要方向，但是如果人們把研究的視野放寬一點就會發現，100年來，歷史學派一直在與其抗爭。其主要的陣地是德國。這裡有我們熟悉的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還有許多我們不熟識的重要的思想家。傑佛瑞·M·霍奇遜認為他們應該被公正地置於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的行列之中，但實際上他們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卻沒有地位，許多思想家已經從現代世界的學術課堂和教科書中消失了。歷史主義之所以失敗多於成功，有著諸多原因：其中有危機與饑荒的影響；有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有重要大學與學術環境的影響；有移民的影響；有英語成為國際語言的影響；還有世界力量的平衡發生改變的影響，於是德國成為一個“失落的大陸”。歷史學派被邊緣化了。
當然，傑佛瑞·M·霍奇遜寫這本書不僅僅是要在學術上為歷史主義與制度主義翻案。對現實的經濟問題的思考在他的書中隨處可見。特別是對1989年東歐國家經濟改革的思考也是他這本書的一個亮點。他認為，雖然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被建議實行市場經濟，所謂休克療法就是假設了只要制定與實行中央計畫的官僚們下臺，市場就會發展起來，但是與其他許多制度一樣，市場既包括自身發展的因素，也包括人為設計的因素。除非有適當的文化和制度基礎，否則一個有意義的市場不可能存在。他認為，正是由於缺乏適當的制度基礎來支持替代政府控制的市場的發展，許多東歐國家都陷入了多年的政治衰退和動盪之中。他同樣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他在中文版序言中強調他的有些觀點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非常相關。這個觀點就是，一般性的理論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其價值有限。這些一般性方法必須由對特定的歷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補充。
由此，我們不由得會想像《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這本書在中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反響，遭遇什麼樣的命運。也許它會成為保守主義者的盾牌，使一些人以中國歷史傳統、中國具體國情為理由，拒絕學習西方關於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拒絕學習許多解決經濟問題，化解經濟危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進而反對市場經濟。這也正是傑佛瑞·M·霍奇遜所擔心的。他非常擔心中國讀者曲解了他的思想，誤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所以他特別強調，“市場是不同的，可能存在制度上有差異的不同市場類型，認識到以上兩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意義。”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處於不同文化中的市場時更是如此。在日本，討價還價被認為是對物品品質的質疑以及對賣者誠實度的懷疑；但在北非，討價還價的過程則是買賣雙方發展社會關係的過程。用中國一句流行的句式來概括傑佛瑞·M·霍奇遜的意思：市場不是簡單的與萬能的，但沒有市場是萬萬不能的。只是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市場不僅僅是商品的交換，而是組織化與制度化的交換。這才是傑佛瑞·M·霍奇遜的深刻之處。
傑佛瑞·M·霍奇遜說，社會科學的重新振興首先需要方法論的覺醒。對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學家還是普羅大眾，再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點恐怕已經不是我們贊成什麼或反對什麼而是一種方法論的反思。就這點而言，我們不妨讀一讀這本超越了經濟學而充滿了哲學意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