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寫香港史
2007年7月1日，將迎來香港回歸10周年，無疑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漸漸聚集在香港回歸前後的發展上，與香港有關的話題均成為了熱點。香港曾經是塊殖民地，一直以來是中國人的一個隱痛，香港回歸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考慮到讀者肯定會對香港問題的歷史的來龍去脈感興趣，中央編譯出版社特借此機會出版了《香港史》以當做 “香港回歸10周年”禮物，也希望能通過這本書將香港的歷史、發展情況介紹給讀者。《香港史》記錄了香港的一系列變化，敘述了這個殖民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史，對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如律勞卑使團、港腳貿易、德庇時突襲、兩次鴉片戰爭、“香港海關封鎖”、19世紀末香港的瘟疫、香港與1911年的中國革命、香港與抗日戰爭、戰後香港的發展等，進行了饒有趣味的講述。
該書的作者弗蘭克·韋爾什是個英國人，之前曾出版過《南非史》、《澳大利亞史》、《英國史》等。弗蘭克·韋爾什第一次對香港產生興趣是在1970年。當時，他擔任董事的一家倫敦銀行收購了香港一家規模不小的華資銀行——道亨銀行，之後他就到香港去了一趟。隨後，他花了20餘年收集資料並寫出了《香港史》。該書的責編、中央編譯出版社編輯曲建文認為弗蘭克·韋爾什是一個英國人，但他對香港似乎沒有很明確的政治傾向性。
本書剛出版時，資深記者、中國問題專家梅兆贊即在《泰晤士報》和《紐約書評》發表評論，稱讚本書“必將取代坊間所有的香港史著述”。弗蘭克·韋爾什在該書的“序”中表示：“任何關於英中兩國關係的歷史著述大概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說是片面的，原因在於，任何一位準備研究北京的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滿文和中文官方檔案的學者，多半不會注意到19世紀英國政治和社會的微妙之處；而且學術界人士在研究這個殖民地歷史中突出的商業問題時，勢必會遇到很多困難。
中國學者已出版的關於香港的史著也有一些，比如《十九世紀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1842年以前的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歷史與社會》等不下幾十種。曲建文認為其中更多的是“專史”一類，既無本書的鴻篇巨制，也無本書的包羅萬象。他提出了該書與其他香港史著的不同之處。首先，作為一個英國人，作者“注意到19世紀英國政治和社會的微妙之處”。因此有評論說“這是一部從觀點到風格都是英國式的歷史著述”。但曲建文表示，弗蘭克·韋爾什持論比較公允，書中描述了在1839~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香港是如何日漸成為一個貿易和商業中心的，坦率地敘述了英國冒險家和他們積累財富的過程，記錄了鴉片貿易、妓院、賭博和腐敗等醜聞，抨擊了歷屆英國政府的對華和對香港政策，深刻分析了英國國內政治對英國對華政策以及香港前途的影響。
其次，描述了在香港發展進程中“突出的商業問題”。這一點，正是作者的拿手好戲——作為一個銀行家，他非常清楚銀行業在香港商業中的作用，更清楚商業在香港歷史中的作用。
另外，資料豐贍。為撰寫此書，作者遍訪英、法、美、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地區的檔案館。廣泛收集了大量原始檔案和其他一手史料，其中很多屬此前從未使用過的未出版檔案。
一個西方人寫的《香港史》為何能暢銷海外？曲建文說該書的主要價值就是它的資料性。因為作者畢竟是個英國人，寫這本書主要是以英國為中心。作者主要研究了從香港作為殖民地以後英國政府當局對香港的政治或者是心態的微妙變化。如此一來，研究香港問題的時候，它給國內的相關學界提供了很多關鍵性的資料。
10年辛苦不尋常
眾所周知，要將與香港有關的話題寫成一本書是有困難的。弗蘭克·韋爾什收集資料、寫這本書花了20餘年，而該書的譯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皖強翻譯此書則花了10餘年時間。
“這本書的中文版從最初動筆翻譯到正式出版，其間歷經10年，若按年頭算來，到今年應該是12年，現在總算出來了。”王皖強說：“作為譯者，我自然感到由衷的喜悅，也真切體會到 ‘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況味。”1995年他就看到了這本書，讀後頗感興趣，便和本書另一位譯者黃亞紅博士商量把本書翻譯成中文。1996年年初他們正式動筆翻譯，譯稿年底就完成了，卻因為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本書的出版擱置下來。不過，從那之後，王皖強始終對本書的出版抱有信心和決心，一則他認為本書自有其價值，二來是想對他們自己當年的辛勞有一個交代。中央編譯出版社得知王皖強在翻譯這本書，覺得書的內容很有價值，便在2005年年底決定出版這本書。
王皖強說，初稿的翻譯差不多用了一年時間，這次又用了將近大半年時間，在初稿基礎上全面潤色，幾乎是重新翻譯。另外一個主要工作是查證和核實中文史料。雖然本書史料的主要來源是西文史料，但作者依然引用了不少清宮檔案、清代人物的著述和當代中文論著，他均根據英文查找到原始文獻回譯成中文。原始檔案方面比較多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的清代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和《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只有兩三處引文，因為作者是轉引自其他西文著作，且引用的是隻言片語，無法查明出處，才用現代漢語直接譯出。
該書原著附有十餘幅圖片，在編輯過程中曲建文跟王皖強商量，為了增加一些可讀性和資料性，讓讀者閱讀時有一種感性認識，給該書多配了一些圖物。王皖強花了數月時間，通過各種方式, 包括通過網路檢索和下載、從相關史著上複製、托國外的朋友幫忙尋找複製，一共尋找、選配了400餘幅圖片。收集到一些頗具文獻價值的圖片，如香港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肖像，反映早期香港風貌的繪畫作品等等，很好地襯托了本書的內容，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選配圖片的原則是厚古薄今，時間上距今比較近的少選、比較久遠的多選。王皖強還表示在選配圖片上的主要困難是版權費用問題，有些圖片極具文獻價值，但有些因為費用問題而不得不放棄，這是十分遺憾的。
10年前，國內關於香港史方面的著述並不多見，即便有，也多為對香港歷史上某個人物、某個事件或某段歷史的記述，沒有全面論述香港歷史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論著。本書可以說彌補了這個缺陷。當時看過原著之後，王皖強覺得本書有3個比較突出的特點。首先，如作者自己坦言，本書主要是從英國的角度敘述自19世紀以來的香港歷史以及中英兩國的關係史，這恰恰是本書吸引國內讀者的地方。對於作者的觀點，王皖強並不全都同意，有些甚至反對，但本書起碼為我國國內研究學者提供了審視香港歷史的另一個視角。其次，本書資料十分翔實，而且多是國內少見的英國方面的原始資料，其中有一些檔案史料，據他所知，是第一次使用。最後，本書持論比較公允。雖然作者有其自身的英國立場，但讀者自能從字裡行間看出作者對英國政府對華政策、對香港政策以及港英當局一些政策的批評和抨擊。因此，他覺得本書具備較高的學術和閱讀價值，值得向讀者推介。希望讀者通過這本書能夠瞭解到更多香港變幻的真實境況，為學者提供更多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