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首次將工程科學思想引入國內應追溯到1947年。該年夏，錢學森回國先後在浙江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發表題為“工程和工程科學”的學術講演，傳播工程科學思想。筆者發掘史料文獻，重建這段60多年前錢學森與工程科學思想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珍貴歷史。
繼承和發展哥廷根學派科學與技術結合的理念
近代科學發軔之初，科學與技術並無明顯分工，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日益精深，二者遂分道揚鑣，以致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分離，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形成了巨大鴻溝。其間雖有不少先賢認識到科學與技術結合的重要性，但直到19世紀末才發生歷史性轉折，這就是填補科學與技術之間鴻溝的應用力學的誕生。這門學科的首倡者當推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克萊因。
以純粹數學見長的克萊因大力提倡科學與技術結合的理念，積極推進將基本科學應用到實用工程，開創出應用力學學派，並培育出普朗特、馮·卡門、鐵木辛科等工程科學翹楚，推動工程技術以空前的速度突飛猛進。上世紀二十年代，馮·卡門、鐵木辛科等把哥廷根學派的學術理念移植到美國，成為美國科技與教育界宣導理工結合的思想源泉，加州理工學院是其中的先行者。
錢學森1935年赴美，次年來到加州理工，師從馮·卡門專攻應用力學，1939年獲得航空與數學博士學位後，留校繼續學術研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航空與噴氣推進技術從亞聲速向超聲速突破的時代，錢學森在高亞聲速、跨聲速空氣動力學及噴氣推進領域進行了艱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諸如“卡門——錢公式”等重要成就。期間，他深刻領會科學與技術結合思想的真諦，對這一學術理念推崇備至。
1945年夏，歐戰甫一停火，錢學森隨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赴歐洲考察戰時航空、導彈等技術的發展狀況，並參與起草涵蓋航空、導彈、電子、核技術等當時科學技術最新成果的前瞻性報告《邁向新高度》。通過這段經歷，錢學森對近代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認識產生了質的飛躍，總結提煉出工程科學思想。他發現，二戰中在交戰國政府有計劃地組織下，科學家和工程師遵循工程科學規律，密切合作將最新的基礎科學理論迅速應用到軍事領域，研製出導彈、雷達、原子彈等新式武器與裝備。他認為，雷達、原子彈都是國家層面組織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完成的，是工程科學的典型。它們的問世，展現出工程科學的巨大價值，對人類社會也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
首次在國內傳播工程科學思想
中國科學和教育事業在抗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戰後廣大科學家迅速組織恢復。交通大學已於1946年秋遷回上海，並準備積極擴展教學科研，特別渴望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以引入先進的學術思想與理念。1947年5月，吳保豐校長致函錢學森，邀請其回母校作學術報告。不久，錢學森便以實際行動對祖國的召喚做出了回應。這年7—8月，錢學森利用回國省親之機，先後在浙大、交大、清華三所大學發表以工程科學為主題的學術講演。
7月28日晨，錢學森在竺可楨校長陪同下來到浙大工學院，講演“工程科學與工程”達兩小時。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錢學森“述工程科學之進展必賴基本科學，古代應用科學與純粹科學之合一，十九世紀漸趨於分離，近則以發達過甚又趨於互相聯繫之狀況。次述科學能解決若干問題，可於理論決定，不需實驗已能證明。一般人說理論與實驗為二事之不合理，因理論不正確也。次述理論對將來工程科學之發展”。
隨後，錢學森來到上海，8月初在交大工程館講演“工程與工程科學”。交大機械系助教陳國祥較為詳細地記錄下當時的演講內容，並以“怎樣研究工程科學和研究些什麼?”為題發表。
報告一開始，錢學森指出高速飛機的出現、原子能的利用等工程技術上的巨大突破，都是工程科學建立和發展的結果。他認為，工程科學一方面能夠澄清極其複雜的工程問題，使工程設計避免失誤，以最為經濟的方法達到目的，亦即讓工程技術建立在科學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不再單純依靠經驗。另一方面，工程科學研究結果能夠引導工程技術發展。他認為，工程科學研究方法是半經驗半理論的，需要理論研究人員與實驗人員密切合作。工程科學家的培養需要在數學、基礎科學和工程設計與實踐三方面受到嚴格訓練，難度雖然很大，所需時間也較長，但工程科學家對於工程技術進步的巨大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他還介紹了一些工程科學領域的學術增長點。最後，錢學森借用美國原子學專家尤瑞（Urey）的話向大家發出號召：“我們的責任就是要除去不安適不滿足和貧苦，我們要貢獻給人類的就是安適，閒暇和優美。”
這個報告直接影響了一些交大青年教師和學生日後的學術道路。當時在航空系任助教的莊逢甘後來回憶說：“我出國去加州理工學院之前，聽錢老做工程科學的報告。之後，我對工程科學的興趣越發濃厚。20世紀上半葉，工程科學裡很多都是借鑒經驗判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錢老著重發展技術科學。”莊逢甘後來專業從事空氣動力學研究。結束上海之行後，錢學森北上來到清華園，8月26日在同方部再次講演同一主題。
通過這一系列的講演，錢學森向祖國介紹了工程科學思想，意在引起國內同行對這個新領域的重視，大力發展工程科學來迅速改變祖國的落後面貌。遺憾的是，抗戰勝利的喜悅還沒有從人們的臉上散去，祖國又重新陷入內戰漩渦。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無暇顧及科教事業，教研人員心有餘而力不足，使錢學森對工程科學的傳播如同泥牛入海。國內的主流媒體，僅有8月18日的《申報》在“科學週刊”欄目刊載一篇短文“工程和科學”，敘介工程科學對工程技術進步的巨大作用。
從錢塘江畔，到黃浦江岸，再到燕山山麓，錢學森一路熱心傳播世界科學新思潮，希望幫助慘遭戰火蹂躪的祖國振興科教事業，表露出用新知識反哺故土、推動祖國富強的急切願望。但是，滿腔的熱情在冰冷灰暗的現實面前一籌莫展，使他感到國內實在不具備發展工程科學的環境，不得不返回美國繼續學術研究，等待再次為祖國服務的良機。
新中國為錢學森提供施展才智的舞臺
1948年，錢學森將在國內三所大學的同名講演整理成文，發表雄文“工程與工程科學”。“技術和科學研究就是國家富強的關鍵”，就是文中的一句名言。他把工程科學定位為溝通基礎科學與工程技術的橋樑，是一門新的知識體系。此後，錢學森不斷對工程科學思想進行豐富拓展，以至形成系統完善的思想體系，並將之推廣到更為廣闊的領域，開闢出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新的工程科學領域，成為工程科學領域一代宗師。
1955年10月，錢學森衝破重重阻撓回到祖國。與1947年的舊中國相比，新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已有天翻地覆的變化，為各種新科學的植根和成長提供了適應的土壤和空氣。祖國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讓錢學森既感到震驚又欣喜若狂，覺得要將自己的學識和智慧毫無保留地貢獻給祖國和同胞。更為慶倖的是，党和國家充分信任錢學森的政治品質、學術造詣和組織才能，為他提供了實踐工程科學思想的舞臺。
錢學森利用各種機會推介工程科學思想，建議國家在十二年科學規劃中確立發展工程科學的戰略方針。他與同仁一起組織創辦人才培養與研究機構，培養專才，指導研究，成立學術共同體，構建出完備的工程科學體系。這些奠基性工作，為以“兩彈一星”為中心的高科技事業提供了技術儲備與智力支撐，使工程科學成為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