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陽
近期，一篇線上發表於《科學》的跨學科研究論文《中國光伏擴張政策降低了鳥類多樣性》因為涉及新能源和鳥類保護，在生態圈、能源圈甚至觀鳥圈都引起了不小的關注。隨後，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分會組織專家從鳥類學專業角度提出了正式關切，認為問題恰恰出在觀鳥資料的處理上。鳥類學分會發文明確指出，論文的現有結果和結論存在缺陷。
作為生態學、鳥類學研究者，筆者在仔細研讀這篇論文後，注意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具體來說，這項研究在評估大尺度鳥類多樣性變化時使用的是“中國觀鳥記錄中心”的資料。這些資料來自全國觀鳥愛好者的自發觀測與記錄，是典型的公民科學資料來源。近年來的確有部分研究使用了大尺度觀鳥資料，但是對這類資料的特徵和適用性把握不足。
作為2002年參與創立中國觀鳥記錄中心並經常使用其資料的使用者，筆者從鳥類學研究角度，談談觀鳥資料的特點、如何嚴謹地在科學研究中使用這類資料，以及如何正確看待新能源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係。
觀鳥數據怎麼用
隨著國內自然觀察活動日漸普及，由公眾自發提供的、覆蓋廣泛的鳥類記錄，已成為生態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中國觀鳥記錄中心是一個典型的公民科學資料庫，迄今已彙集超過700萬條觀測記錄。
每一個地點的觀鳥記錄裡包含兩層資訊：一是該地點有哪些鳥種，二是每種鳥的數量多寡。這樣的資料結構尤其適合回答鳥類分佈和區系變遷的問題。然而，觀鳥資料在實際運用中需格外審慎。這與觀鳥活動的特性有關——觀鳥本質上是一項休閒活動，而非標準化的科學調查。專業的生物多樣性監測對於樣線設置、行進速度、計數方式有嚴格的要求和規範，而觀鳥活動則有很多不可控因素。
比如，大家遇到珍稀鳥種肯定願意花時間多看看，遇到常見鳥種可能簡單記一筆。長得漂亮、叫聲悅耳的鳥種，天然更容易被發現；羽色與環境渾然一體又不愛鳴叫的鳥，很容易被忽略。市區公園交通便利，去的人多，偏遠地區可達性低。從長期看，資深觀鳥者貢獻的記錄可能多於新手，新手也可能在短期內貢獻更多的本地記錄。
此外，中國的觀鳥人數至今仍在高速增長，還沒有進入平臺期。2014年，中國觀鳥記錄中心有千餘份記錄，而2023年則突破至23萬餘份，近年不少“地區新記錄”應該是觀鳥者增多帶來的效應。
如此看來，觀鳥資料有種種局限。其實，任何調查本質上都是抽樣，抽樣就有偏差。遇到不可控因素，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謹慎地校正加以應對。在資料建模之前，有許多手段來做預處理和品質控制。比如，剔除明顯失真的極端值，控制由觀察者經驗、調查強度差異帶來的偏差，並開展穩健性與敏感性檢驗。此外，還可將觀鳥資料與歷史標本、縣域生物多樣性監測等獨立資料進行多源交叉驗證。不過，這篇引發熱議的論文在資料清理方面仍有明顯不足。
同時，科學家可以根據研究目標倒推調查方案，實現公民科學的“定制化”。筆者所在團隊近年開展的“中國繁殖鳥類調查”（CBBS）專案便是一例。我們從樣區遴選、監測規程到記錄標準都進行了嚴格限定，並且要求志願者先培訓、再考核、後上崗。這些標準化措施顯著增強了資料產出的可靠性。
需要強調的是，公民科學的應用場景遠不止物種分佈記錄。鳥類照片可提供大量生態互作的直接證據，如取食關係、訪花行為等；而針對鳥撞、路殺、非法貿易等保護生物學課題，公眾的主動上報更是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
可見，公民科學已深度嵌入現代生態學研究之中。但要實現這一願景，關鍵在於以嚴謹的質控體系守住資料入口，讓每一份公眾貢獻都經得起科學檢驗，從而將零散的熱情轉化為有分量的知識積累。
學科壁壘存在，但並非不可破
隨著生態學資料不斷積累，跨學科研究迎來更多可能性。鳥類學與地理學、大氣科學、流行病學、仿生學都有頻繁合作。比如研究候鳥遷徙，以前靠人觀察、做標記，特別原始；後來發現氣象雷達很好用——本來是測雨測雲的，順帶能把鳥群遷徙路徑記下來，資料量一下就上來了。
然而，生態學始終面臨一個經典問題，即資料異質性非常高，“雜訊”點也多，不像經濟學、物理學或數學那樣規律，其複雜程度遠高於這些學科的資料。
合作中，我們的確看到了學科間的壁壘。比如，生態學中“約定俗成”的習慣和“金標準”，可能不被其他學科瞭解。觀鳥者在某處看到多隻同一鳥種時可能會錄入“1”。“1”表示“有”，不代表一隻。這意味著，個體數量資訊在很多情況下只是“有無”，直接拿去計算依賴相對豐度的多樣性很容易失真。
如前所述，觀鳥資料的品質不算“高”，但其他學科的學者可能會低估其中的“坑”，將其誤判為高精度資料，進一步導致資料清理不到位、分析方法不夠可靠。
所以筆者認為，跨學科團隊一定要有懂生態學資料的人坐鎮。如果涉及某個具體物種，最好有專門研究那個物種的專家參與，而且需從最開始就參與，不能等資料跑完了再來“看一看”。研究用什麼尺度、指標、分析方法，從一開始就要定下來。別的交叉研究也是這個道理。
當然，跨界也不必求全，我們不可能完全掌握另一學科的全部分析手段，但要理解對方學科的核心概念和語言。保持思維碰撞，既能消除偏見，也能催生新奇的想法。
新能源發展的“生態帳單”
這篇引發熱議的論文聚焦新能源建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那麼，新能源產業的基礎建設究竟有沒有影響生態環境？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外部擾動都會引發生態系統的回應。正因如此，國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的同時，始終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修復置於重要位置。
筆者一直在關注清潔能源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在制度層面，國家有嚴格的生態紅線制度，自然保護區、水源涵養林等高生態價值區域禁止開發性建設；工程層面，從縣到省再到國家，層層把關、各部門會商，才形成“建不建”“建在哪兒”的共識。就生態維度而言，選址區域的物種構成與環境影響均在評估範圍之內，建設方還需配套生態補償資金用於開展長期環境監測。
那麼，光伏板建設對生態系統有沒有什麼積極作用？那篇論文提到，光伏板可以遮擋陽光、減少光伏板下的水分蒸發、改善區域水分平衡、增加土壤濕度，因而增加了綠化面積。此外，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斌團隊曾從“新型生態系統”視角出發，評估了光伏電站的固碳能力，並指出新能源產業發展可兼顧生態恢復、畜牧業協同發展。
另外，我們團隊監測並評估過深圳一個社區在房頂加裝光伏板後，一些鳥來到板下避雨、築巢甚至繁殖。這說明，樓頂加裝光伏板不僅合理地利用了空間，還增加了局部的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友好的嘗試。
這些案例說明，面對生態環境變化，我們需摒棄“非好即壞”的二元論。評估尺度、生境類型、生物類群不同，結論可能天差地別。
回歸科學本身，一項理想而成熟的生態學研究應兼顧多時空尺度與多物種維度。但更根本的是，資料基礎與分析方法必須足夠可靠，證據鏈條須經得起反復推敲，最終結論才能立得住、傳得開，不會產生不必要的誤導。
（作者系中山大學生態學院教授，本報見習記者趙婉婷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