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
40年回顧
友好合作時期（1972年—1982年）。中日友好合作10年之所以出現，大致有以下幾個因素：1.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由過去的孤立、對抗、敵視到尼克森訪華、中美靠近，是一次政策上的大轉彎；2.日本追求新的市場與能源地，中國可以說是十分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3.中國急於打破孤立的狀態。基於這三點原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迅速開始。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成立，9月25日實現訪華，9月30日即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佈中日雙方結束不正常狀態、中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日本與臺灣國民黨當局斷交。1978年，鄧小平訪日與福田糾夫首相締結《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這一時期中日關係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與資源也吸引著日本的資金與技術。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構成了中日交往最初的10年——友好合作時期。
摩擦與合作的10年（1982年—1992年）。這段時期的第一個摩擦事件是1982年的教科書事件。日本當局將歷史教科書中涉及對華侵略擴張的內容美化為在大陸“進入進出”；但在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很好的互動：比如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訪日，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包括現在的首相野田佳彥也在其中；日本隨後也分10年邀請3000名中國青年訪日，可以說是當時中日友好往來的一個縮影。接著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帶來了4700億元的第二批日元貸款，是第一批對華援助貸款的近9倍。1986年出現了第二次的教科書事件，1987年又出現了光華寮事件。
1988年竹下登首相訪華，帶來第三批8100億日元援助。鄧小平專程從北戴河趕回北京，感謝他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持。1992年日本天皇夫婦首次訪華，明仁天皇是一個比較平民化的天皇，可能是因為小時候經歷過戰爭疏散的痛苦，因此對戰爭反省得相對較好。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也訪問了日本。這是中日的第二個10年——摩擦與合作的10年。之所以出現摩擦是因為經濟合作方面出現問題，但通常表現在歷史問題上。
對立與合作時期（1992年-2002年）。1992年中日雙方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進入市場體制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高速時期；而日本則在1992年泡沫經濟破裂後經濟低迷，緊接著就是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即將還有失去的30年。這期間中日雙邊貿易由1992年的289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857億美元，中國對日的貿易順差已經從當時的50億擴大到了249億美元。特別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政策吸引了日本大規模的對華投資；但是在農產品和紡織品的方面，兩國出現了貿易摩擦。對立的原因除經濟上的壓力外，傳統安全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對抗與合作的時期（2002年—2011年）。這一段時期比前面的30年更加嚴峻，雙方已經到了緊張化的狀態。我們稱小泉純一郎為右翼、保守派，他在日本政界有些特殊——沒有屬於自己的勢力。1993年自民黨下臺後，日本首相任期一般最多兩年，但小泉卻做了這段時期最長時間的首相，他的主要手段一是改革，二是打歷史牌。這一影響持續至今，現在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也很有市場。他一方面搞改革，另一方面打歷史牌煽動民族情緒，中日關係則出現了“政冷經熱”的局面。
經濟方面，日本2001年到2004年對華出口增長率為25.3%，但日本出口增長總率只有4.5%；日本對外投資增長率為-7.2%，但對於中國的投資則是46%。對華的投資比重從1990年的0.6%增加到2004年的12.8%。日本資本之前沒有大規模進入中國是害怕中國的政策會變，很多大企業此前一分錢沒有投，這一時期則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日企這種大規模的投資極大地帶動了日本相關產業的發展，比如造船業、海運業，因為當時中國的技術水準不夠，很多零部件需要從日本國內運到中國來組裝。
但這一期間中國人民也出現了一些抵觸情緒，比如豐田進入中國的第一則廣告就惹怒了中國線民。有人認為豐田的廣告讓“獅子敬禮，這是第二次盧溝橋事變”、“日本對中國的新一次戰爭”，豐田公司做了好多工作才使事件平息下去；立邦漆的廣告也出現了這種引起中國線民民族情緒的情況。
其間，中日關係也出現過幾次反復：2006年安倍晉三訪華——“破冰之旅”；2007年溫家寶訪日——“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訪華——“迎春之旅”；2008年4月胡錦濤訪日——“暖春之旅”，特別是2009年民主黨鳩山由紀夫上臺後，中日關係得到極大改善（鳩山由紀夫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方案，而且該方案最初排除美國）。
這是中日關係40年歷史的回顧。
合作與競爭
合作是主題，但也存在摩擦。比如中日雙邊貿易額從1972年到2011年飛速增長，人員往來由1萬人次增長到570萬人次，中國常住日本人口近100萬，日本常住中國20萬，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為2萬，在日的中國留學生為12萬。日本對華投資700多億美元；在華的企業有2萬多家，間接雇傭了1000萬人。
近年來中日雙方的角色在互換：中國對日投資超過100億，中國企業並購日本企業的速度加快，日本媒體驚呼“中國在購買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老齡化的日本需要中國市場，日本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去年僅自然死亡就減少了12萬人。日本教授曾開玩笑：“中國人不用害怕侵略，照這個速度500年後日本列島上就只剩下1個日本人了。”日本對華出口占到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0%，中國對日出口占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日本成為中國排在歐盟、美國、東盟之後的第四大交易夥伴。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日本的技術提高產業結構，特別是在節能、環保領域。未來在構建一種以中日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中，中日之間的合作也很有必要。
但中日之間缺乏一種互信的機制，兩國之間的感情很冷淡。2011年8月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兩國國民都認為中日關係非常重要，這已經成為常識；但中國公眾對日好感度為28.6%，下降10%；日本公眾對華好感度為20.8%，下降6.5%。其中58.4%的中國公眾、63.29%的日本公眾認為原因在於領土問題。原因其次是中日缺少互信（25.6%、31.6%）。
根據2012年4月輿論調查：喜歡日本的中國人占30%，喜歡中國的日本人占20%。
缺乏互信機制的原因
第一是對中國迅速發展的相互適應。以往常常是日本作為一個強者，中國處於弱勢位置。現在由於中國發展快，日本壓力很大。比如1992年中國的GDP為日本當年的12.7%，2010年則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從1997年到2007年10年間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了6倍多，去年（2011年）我國的財政收入相當於日本國家預算的兩倍，而且其國家預算的近半是依靠發行國債；這樣的發展速度確實給日本帶來壓力。
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艱難改革。改革均是由易到難。經濟是考慮怎樣做最有效率，而政治是考慮怎樣分配最合適。中國目前的狀況，收入分配嚴重不均，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而日本社會則失去發展的動力，如果不改革就會走下坡路。在這一點上，兩國都需要堅決改革才會有希望。但艱難的改革需要民意的支援，因而執政者有時會借助民族主義情緒。
第三是領土與領海糾紛。日本是個島國，領土觀念與中國人有本質的差別。由於人多地少，日本人具有很強烈的土地意識，甚至當年日本投降時有人想到“滿洲”去投降，想在那邊投降後獲得土地。所以日本對於領土、領海問題的堅決程度令我們咋舌。
第四是軍事安全問題。隨著經濟逐步發展，我們的軍費開支也逐漸增多，目前排世界第二（外國估計為1400億美元），美國第一（7000億美元），遠遠超過日本（近600億美元）。之前我們會為日本龐大的軍費支出感到憂慮，現在換成日本人擔心也是正常的。
第五是地區主導權及國際影響力的競爭。在南海問題、湄公河護航問題上日本頻頻施展話語權，表明了在與中國爭奪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主導權。
第六是歷史問題的陰影。日本對中國的多次侵略等歷史問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永遠的傷痕，因此這也成為影響中日互信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將來歷史問題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淡。
第七是美國因素的影響。按基辛格的話來說：不好不壞的中日關係對美國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國會盡可能地阻止中日關係過好或過壞，以維持其在亞太地區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