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了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隨即，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這三個日本人的名字再次讓東瀛島國因諾貝爾獎而感到無比榮耀。至此，共有22名日本人被載入諾貝爾獎的史冊，其中10人獲得物理學獎、7人獲得化學獎、2人獲得醫學和生理學獎，這無疑彰顯出日本在自然科學領域領先全球、傲視亞洲的雄厚實力。
連日來，不僅日本各大媒體不遺餘力地對三位新晉諾獎得主的事蹟和成就進行深入挖掘和詳細報導，“日本人緣何能夠頻頻斬獲諾貝爾獎”也成了世界各國媒體熱議的話題。在連篇累牘的報導和分析文章之中，幾個不太為人注目的細節也許能夠為人們解開日本的“諾貝爾獎大國之謎”提供一些獨到的視角和啟示。
以科學家為偶像的孩子們
回憶起自己的大學時代，名城大學教授赤崎勇特別提到了1949年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一事。他說，那一年他剛剛進入大學，這件事在他內心深處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因此他暗下決心，“自己也一定要幹出一番新的事業來”。
的確，作為歷史上第一位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湯川秀樹的故事激勵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少年，讓他們樂於投身到艱苦卓絕的科研事業中。時年20歲的赤崎勇正是其中的一位。
據統計，在2000年以來獲得諾貝爾獎的14位日本科學家中，有10位出生於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在湯川秀樹榮獲諾貝爾獎的1949年，他們要麼是初出茅廬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要麼還是對科學世界充滿好奇的孩童。湯川秀樹如同火苗一般點燃了他們挑戰科學領域難題的鬥志和激情，同時也成為他們一生治學的精神榜樣。
時至今日，在日本的書店、圖書館裡仍隨處可見面向青少年介紹湯川秀樹等科學巨匠事蹟的圖書、傳記和畫冊。在日本社會，大學教授、科研人員的職業威望和社會地位遠高於企業高管、政府官員以及演藝人員。就連日本當前流通的千元紙幣上所印的頭像也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學家、細菌學家野口英世。在全社會信仰科學、尊崇科學家的風氣和氛圍中，偉大科學家的故事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被反復頌揚，進而潛移默化地成為無數日本青少年終生景仰和崇拜的偶像。
走“孤高之道”
此番再添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後，日本媒體做出了這樣的評論：所謂科學研究，所走的道路大體不外乎有兩條，要麼是與眾多優秀選手在萬眾矚目的“競技跑道”上你追我趕，展開激烈競爭；要麼則是在沒有看客甚至也沒有對手的“孤高之道”上，讓自己的思想信馬由韁地獨自前行。
1981年，在半導體國際學會上，赤崎勇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當時，整個會場沒有產生任何反響，甚至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就該研究成果向赤崎勇發出提問。這位如今的諾貝爾獎得主這樣描述了自己當年的落寞：“我孤身一人，在荒野前行。”顯然，他當年所走的正是一條無人關注也無人喝彩的“孤高之道”。
但幸運的是，當赤崎勇等人在這條“孤高之道”上艱難前行之時，恰好趕上了日本科學技術預算直線上漲的黃金時代。二戰結束後，日本開始奉行“科技立國”之策，在科學研究領域投入之大可謂世所罕見。有資料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日本用於科學技術的預算以年均10%至20%的速率急速增加。直至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科研經費仍始終保持著直線攀升的態勢。
充足的經費使得當時的各項科學研究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尤其是大量十年、二十年後才有可能結出成果的中長期基礎科學研究專案。正是得益於此，在攻克當時被公認為“20世紀內不可能完成之任務”的藍光LED這一科學難題的過程中，赤崎勇等人才能夠堅持下來並最終取得成功。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經濟的長期低迷，日本用於科學技術領域的相關預算也被迫停止了增長勢頭。與此相應的是，目前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較2003年的巔峰時期減少了15%。如果以截至2012年的3年平均值來計算，日本科研人員署名的科技論文發表量在全世界範圍內所占比率已經由20年前的7.8%下降至5.4%。日本文部科學省於2013年4月發佈的統計結果顯示，在面向1500名一線科研人員所進行的調查中，與2001年的統計結果相比，願意進行“長期研究”和“開創全新領域之挑戰性研究”的人數出現減少，而希望“在短期內能夠獲得成果”和追逐“眼前流行之研究趨勢”的人數則有所增加。
為此，當舉國上下還沉浸於當下的喜悅和榮耀之時，日本眾多有識之士以大和民族獨有的憂患意識，向日本政府和全社會提出了告誡：日本今天所獲得的諾貝爾獎吃的是20世紀數十年巨額科技投入的“老本”。反觀赤崎勇等人所走的“孤高之道”，在當前日趨浮躁和短視的科研環境中，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希望人們能夠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在科學研究領域多一些寬容和耐心，讓那些仍獨行在“孤高之道”上的科學勇士能夠得以堅持直至取得最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