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將從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鹿鼎記》開始。在金庸先生“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武俠小說系列中，《鹿鼎記》的時代背景是清初，最接近現代，同時小說系列中的武學已經呈現出全面衰落之勢，令狐沖的武功在這部小說中已經成為傳說。
在《鹿鼎記》中，一名十幾歲的孩子，經過不到一個月的訓練，就能用手槍威脅一位花四十二年（少林寺史上用時第三短）修煉出“一指禪”的禪師。這個情況和俗語“天道酬勤”顯然大相徑庭。
如果我們把一指禪作為冷兵器時代的最高功夫，那麼為什麼一個人四十二年的艱苦學習和鑽研，僅就實戰效果而言也許比不上熱兵器時代最簡單的功夫——子彈呢？如果僅僅是兩個人比試一下，勝負也許並不那麼重要，但如果是國家之間呢？即使我們全國人民都掌握了一指禪這樣的神功，與子彈相遇，國家之間的勝負又會如何呢？
少林功夫背後的世界觀和手槍背後的世界觀，其實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可以被稱為範式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少林功夫背後的範式稱為功夫範式，將手槍背後的範式稱為子彈範式。功夫范式與子彈範式相遇，在電影“火燒圓明園”中有著精彩呈現。
“範式”一詞是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關鍵概念，該書首次發表於1962年。構成一種範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學共同體成員們所採納的一般性理論假定和定律，以及應用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術。範式包含三個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確陳述的基本定律和理論假定，第二部分是將基本定律應用到各種不同類型境況中去的標準方法，第三部分是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學原則和方法論規定。一門成熟的科學是由一種單一的範式所支配的。簡單來講，範式就是教科書中講的東西。
我們的中學和大學教育通過課程學習，使得學生熟知了現代各種學科的範式。在本科生參與科學研究、研究生參與課題研究過程中，學生在對某一範式內的工作已經十分熟悉的導師指導下，通過解決問題，進行實驗，最後再完成一項研究，這個學生也會十分熟悉目前範式的方法、技術和標準。
庫恩這樣描述科學進步的圖景：第一步由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在常規科學階段范式逐漸明晰，科學家在范式內從事解難題的活動；第二步，由於根本性的難題不能解決，發生科學危機；第三步，危機階段後產生科學革命，舊範式被新範式革命性地替代；第四步，由科學革命進入新的常規科學階段，新的範式已經確立。在以上科學進步的圖景中，庫恩指出一種危險：如果所有的科學家都曾經是並仍然是常規科學家，那麼某一特定的科學就會囿于某一範式而不能超越它而進步，這是一種嚴重的缺陷。
返回到功夫範式中，我們知道在功夫範式中沉浸越深者、那些四十幾年習練一指禪者，就陷入功夫範式越深，他們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創造出子彈范式，創造出有關火藥的現代化學知識、有關彈道的力學知識、有關鑄造的材料知識，有關扳機和撞針的機械知識。在功夫範式中沉浸越深者，越不願意、也難以推翻舊的范式並創造出一種完全不相容的新範式取而代之。
這裡，我嘗試提出一個新詞，就是範式陷阱。也許在舊的範式中學習越多、掌握更加精確、不斷在舊範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舊的範式陷阱越深，越難以跳出陷阱而作出創造。地心說時代的狀元們以及其他的成功者（如重大專案主持人），越不願意、也難以推翻托勒密的天文學范式而創造出哥白尼範式取而代之。這就是所謂範式陷阱對創造性的制約。
範式陷阱這個概念，也許會幫助我們理解“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因為八股和科舉制度形成了巨大的範式陷阱，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整體深陷其中、心甘情願地深陷其中而難以自拔。範式陷阱這個概念的提出，也許會幫助我們找出這個時代在資訊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多個革命性創新者都是大學肄業者的原因，這些人中包括微軟總裁比爾·蓋茨，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夫·約伯斯，甲骨文的拉裡·埃裡森、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DELL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戴爾，還有拍出《阿凡達》和《泰坦尼克號》這兩部全球票房第一、第二，同時正在引導電影史中3D革命的導演卡梅隆。沒有通過現代大學持續深入的學習而陷入既有範式陷阱之中，是他們的創造性得以充分發揮的前提。範式陷阱這個概念的提出，也許會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歷來的狀元就少有真正好學問的，唐朝第一流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杜牧是進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都不是進士。曹雪芹、蒲松齡都是拔貢。”狀元就是在八股的範式陷阱中沉浸最深者，而毛澤東同志提到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卻都是文學領域的創新者！
那麼，我們現代的大學教育中，什麼樣的教育活動有可能使學生陷入現在的範式陷阱中更深，從而制約其創造性的產生呢？這是解答“錢學森之問”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個猜想，也許我們的大學生學得太多了。我這裡有個簡單的表格（見後），是我國幾所大學本科專業畢業應修的學分要求。
以北京幾所高校為例，北京外國語大學應用英語專業畢業的教學計畫（2001年）總學時數是3260，按15學時＝1學分折算學分接近217學分；北京聯合大學的畢業學分要求是200左右……
在此，我們需要在世界範圍內作個橫向比較，美國的大學在可比情況下（學時學分對應數可比），本科畢業學分要求一般是128學分左右，日本2000～2010年間已經有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本科畢業學分要求一般在124學分左右。橫向比較，我們的學生確實學得太多，這也許使得他們陷入範式陷阱越深而難以有創造力的原因。
在此，我們也需要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歷史作個縱向比較。大家常常回憶西南聯大時代，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創造型人才我們現在的大學還無法超越。2009年，全國號召向吳大觀同志學習，這位航空發動機專家卻是西南聯大1942年航空系的畢業生！這不免讓我們汗顏。根據當時教育部頒佈的《大學文、理、法、農、工、商各學院分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施行要點》，當時本科畢業應修的學分數是132學分左右。這個數字與世界非常接軌！
沒有培養出創新人才，是因為我們的學生學得還不夠多嗎？他們對現有知識的掌握還不夠精確嗎？於是培養創新人才的一種思路，就是讓我們的學生學得更多，把知識掌握得更精確，基礎要扎實！要加強基礎！許多大學現在辦試驗班，“單純加法”的思路依然如故，福建某高校試驗班一二年級教學計畫的學分安排總和就達到125學分！朱清時院士坦言，自從卸任校長後他才把問題想得更清楚。“長期以來，中國教育界有一個觀念，認為知識越多，創新能力就越強；學歷越高，創新的本事就越大”。朱清時認為，以知識傳授型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這樣一個怪圈：學校設置的課程越來越多、越學越難，而學生的創新能力反而變弱了。怪圈的原因何在？範式陷阱在作怪。
對於以上問題，改革的建議很簡單，以減為加。建議教育部出臺統一的法規，將本科畢業的學分要求降低到120～140學分之間；在此之前，各個大學可以先行開始減少本科畢業應修學分要求。
第二個猜想，也許我們的學生獎勵體系，包括三好生評選、獎學金評審、大學新生錄取、研究生錄取等，都在獎勵學習得非常精確、在現有範式中沉浸過深的學生。
我們的大學積極爭取優秀生源。生源是否優秀的標準是什麼？主要就是高考分數，分數最高的“狀元”就是最優秀的生源。我們可以把這種簡單的招生觀稱為“狀元招生觀”。
在狀元招生觀引導下，中國幾乎全部普通高中都將提高高考成績、培養出狀元以及向清華、北大兩校輸送生源的多少作為辦學目標，因為社會和教育主管部門也簡單地將此作為對中學教育品質的判斷依據。於是高考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決定著今天所有生而處於這個機制之中的個人學習生活，使得高考成為中國少年和中華民族好奇心和創造力的“鐵籠”。
因而在高考中打破狀元招生觀，也許才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所提倡的高考錄取改革方向，是培養創造力的一種方向。
再比如我們大學的獎學金體系，學生的學習成績（有些大學GPA）佔有非常重要的比重，有的大學達到評價指標權重的70％以上。我們現行的獎學金體系等都在鼓勵學生更深地跳入範式陷阱。
如果將我們大學的獎學金從獎勵學習成績，轉變為獎勵創新，也許有助於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更好地培養出創新人才。
總之，創新需要一定的基礎，但過多的基礎、被加強的基礎，那些使得我們的學生全面繼承舊的知識體系，嫺熟地掌握已經被規範化的技巧，反而會制約創造力的發展。對於“加強基礎”的口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希望這個概念有助於反思我們的教育活動，包括中小學教育、奧賽、我們的考試體系如研究生專業課統考、我們的獎學金體系等，並能在反思後有切實的行動以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