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弗理·大衛
幾何學是關於自然的知識，詩歌則關乎人生和社會，但在華茲華斯這裡兩者之間似乎並不存在區別——無所謂反映人類主觀心靈世界和展現自然客觀世界規律的嚴格區分，而是同屬於一個生命整體的組成部分，都能通向關於存在的最高真理。通過與大衛等科學家的交流，華茲華斯對科學的本質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華茲華斯所批判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而是那種無視“我們內在心靈生活本身”的物質性或工具性科學——由此他區分出“能將心靈提升至可在其造物中沉思上帝”的“大寫科學”和“僅僅為事實本身而收集事實”的“小寫科學”，並認為科學理性認知模式破壞了情感體驗，而工具性科學則扼殺了想像力。這也是浪漫主義詩學整體觀對形而上學機械論的有力反撥。
■楊靖
長期以來，浪漫派詩人一向被視為不折不扣的“反科學派”——從歌德、席勒到拜倫、濟慈——連華茲華斯也不例外。直到近年，經過深入研究，上述觀點在西方學界才受到普遍質疑。眾所周知，17世紀是科學革命的時代。以牛頓三大定律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興起，帶來的不僅僅是知識的更新，更是人類認知方式的變革。隨之而來的18世紀被稱為“理性時代”——崇尚理性成為這一時代特徵。但在德國科學家格奧爾格·施塔爾看來，牛頓的機械論可以作用於自然界，卻無法適用於生物世界——生物具有自身的活力，即根據需要追求生命終極目的的精神動因，這種精神動因無法被物理定律所決定，生命因而是自由的。人的自由生命與充滿活力的自然界聯結成為一個有機的生命整體。但18世紀以來，以理性為先導的科學活動逐漸佔據勞動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導地位後，科學也當仁不讓地侵入了其他人類知識領域，包括宗教政治、文化藝術以及詩歌。牛頓用三棱鏡把光線分解成光譜，揭開了彩虹的奧秘，但詩人濟慈卻批評牛頓“將天上的彩虹拆解”——讓原本充滿幻想色彩的彩虹詩意全消。同樣，詩人華茲華斯對科學肆無忌憚地霸道獨斷也大為不滿——“我們以解剖之名，進行謀殺”，他在詩裡哀歎。
但如果據此便斷定華茲華斯像布萊克一樣，那就大錯特錯了——後者在《耶路撒冷》中譴責培根和牛頓葬送了精神美感，“他們的恐怖，在於用陰冷的刀劍，橫掃了大不列顛的溫情；理性如同巨蠎，纏繞著我們的肢體”，是徹頭徹尾的保守派和“反科學派”。事實上，華茲華斯正如湖畔派另外兩位詩人柯勒律治和騷塞，以及稍後的浪漫派詩人拜倫和雪萊——都是科學的狂熱粉絲。他們不僅在各自的詩歌和小說中吸收當時最新的關於天文學、進化論和物理學的知識，而且親自動手進行科學實驗——詩人雪萊曾自負地宣稱，假如他選擇不做詩人，一定會成為當世一流的化學家。對雪萊推崇備至的美國哲學家懷特海則斷言，晚生100年，雪萊一定是“化學家中的牛頓”。詩人濟慈接受過長達六年的醫學專業培訓，他的名作《心靈頌》據說便是一次解剖學實驗的產物——詩人用朦朧的意象，象徵難以捕捉的記憶和那些精細的蔓延的神經脈絡。更有趣的是，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一度試圖在湖區設立化學實驗室，以便在友人韓弗理·大衛（1778—1829）指導下學習化學——後因大衛奔赴倫敦“皇家研究院”就職而作罷。
華茲華斯生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維多利亞時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一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主題詞。正如卡萊爾所說，他們所處的時代早已不是英雄時代、虔信時代、哲學時代或道德時代，而是科學技術主宰一切的“機械時代”。這一時期，席捲整個歐美的浪漫主義便是對這一“機械時代”的強烈質疑，也是對啟蒙運動的一次反叛和超越。浪漫主義強烈反對啟蒙運動對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過度崇拜，但並非反對一切科學。事實上，浪漫主義從科學中，尤其是從生理學、生物學與心靈科學中汲取了大量靈感，這些靈感是激發浪漫主義的源泉和動力。
作為英國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華茲華斯對科學與詩歌之間關係的認識極為警醒。一方面，他對科學為人類帶來福祉而歡欣鼓舞，如在《致開拓精神》（1820）中，他讚歎科學家帶給各領域勃興的科學探索。“你難道不歡欣地看著這一切？人們飛翔于雲彩之間或穿越雲彩翱翔，欲與伊卡洛斯試比高。”在《蒸汽輪船、高架橋、鐵路》（1833）中，他充分肯定科技成就在文明社會中的崇高地位——“大自然一定會擁抱她在人類技藝中的合法子嗣”。在1835年的《致月亮》中，他再次謳歌科學家在探索自然方面的貢獻。 “讓我們不要無視那未知世界，直到精於探索的科學頭腦將它們揭秘于世人面前。”但在另一方面，如在《序曲》以及《丁登寺》等名篇中，他對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可能對自然所造成的破壞又不無隱憂。
或許正是這種隱憂，激勵華茲華斯成為一名最新科學知識的熱忱學習者。據考證，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除了文藝圈名人，他與當時幾乎所有聲名卓著的科學名流皆有互動往來，其中包括皇家天文臺第一任台長赫舍爾，第一位發現氧氣的化學家普利斯特利，蘇格蘭地質學家赫頓，原子論的創始人道爾頓，達爾文的導師、進化論批判者塞奇威克，等等。1797年，華茲華斯致信出版商約瑟夫·考特，請求對方設法為他購買博物學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達爾文的祖父）的植物學和生理學著作。華茲華斯相當認真地研讀了老達爾文的科學著述——這不僅為《抒情歌謠集》的心理描述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老達爾文書中所蘊含的活力論思想也讓華茲華斯深刻地認識到：構成大腦的物質不同於一般的物質，它本身具有獨特的活力——因此，大腦的物質基礎無法否定人類心智在構造知識與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所展現的生命力。這一觀點為日後的浪漫主義詩論平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此外，華茲華斯與工程師小詹姆斯·瓦特（發明家詹姆斯·瓦特之子）以及數學家、天文學家威廉·羅恩·漢密爾頓等人在學術交往和詩藝切磋過程中均結下了深厚情誼。以後者為例——1827年，年輕的科學家漢密爾頓應邀造訪湖區，與年過半百的詩人徹夜長談。華茲華斯感慨：如果世上有完人，那一定是漢密爾頓和柯勒律治的合體。漢密爾頓發明“超複數”，或稱四元數，據說靈感即源自幾何、代數、形而上學和詩歌。對此，詩人極為讚賞，並從後者的“日全食之歌”等詩中讀出了“強烈的情感”。“它令我神魂顛倒。”詩人說，因為它是洞察力和想像力的結合，散發出“真理與科學之光”。這也是華茲華斯一貫的觀點：只有科學的社會，將會成為人性的荒漠；在這樣的社會，人終將蛻變為機器。
在上述與華茲華斯相知相交的科學家中，交往時間最長、相互影響最大的則非化學家、詩人韓弗理·大衛莫屬。
韓弗理·大衛，英國化學家、發明家，電化學的開拓者之一，1778年出生於英國彭贊斯一個貧民家庭。1799年，他發現了笑氣的麻醉作用，在學術界引起關注。在化學方面，他最大的貢獻是開闢了用電解法制取金屬元素的新途徑，即用伏打電池來研究電的化學效應。這些元素的發現，不僅為大衛贏得了榮耀，而且在科學界掀起了發現新元素的高潮，極大地推動了無機化學的發展——大衛是世界上第一位分離出鈉和鉀的科學家，並因此被譽為“無機化學之父”。1812年，大衛受封，成為大衛勳爵。1815年，大衛發明在礦業中檢測易燃氣體的礦燈（大衛燈）。1820年，大衛當選英國皇家學會主席。
大衛平生科學著述頗豐，主要包括《化學哲學原理》《農業化學要說》《煤礦安全燈和對火焰的研究》等。除了學術研究，大衛在科學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他每週日在“皇家科學院”所做的科普講座，延續長達十年之久。大衛本人風度翩翩，口才上佳，加上演講風格獨樹一幟，由此吸引了無數擁躉（尤其是女性）。他的講座體系嚴密、邏輯性強，但又不乏幽默，而且每次都輔以生動形象的化學實驗，令人大開眼界。而他本人對演講詞的反復推敲（常以助手為假想聽眾進行排練）和精心錘煉也令人印象深刻——科學與文學在這裡已巧妙地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衛的演講不僅是一次科學盛宴，也是一種感官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