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今大學來講，“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對大學精神的“回歸”或許更加重要。大學除了在“堅守”與“創造”之間存在著張力，在“改革”與“回歸”之間或許存在著更大的張力。這些都是必要的張力，大學在這兩個張力中前行。為此，認清大學的使命並以此為方向，顯得尤為重要。
大學的使命在於傳承
大學擔負著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積澱與傳承的任務，這個似乎是大家比較有共識的。大學的這個任務決定了大學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組織機構，和政府或企業都不一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有這樣一股思潮，說大學校長要“經營”大學。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對。因為強調“經營”就有把大學當作一個大型的公司來進行商業運作之嫌。如果把大學看成是一個大型的公司，那麼就忽視了她在知識的積澱與傳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強的企業，也絕對辦不出像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一所規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於大學文化功能構建的獨特性。
同時我要強調，大學是一個民族性極其強的教育和學術型機構。國內曾經有這樣一種思潮，認為我們應該把國外一流大學當作我們辦大學的一個參照物。這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把國外的一流大學簡單地當作我們辦學的範本，因為這樣就忽視了大學的民族性特徵。
大學的特殊性還在於她有學生，她承擔著培養人才的任務。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是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因此我們的大學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統化、規範化，將其轉變為課程，並且把它們傳授給學生，把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所有的文明、精神進行傳遞，這種傳遞是學者們先進行研究後才能傳遞的。
大學培養的學生承擔著將人類文明和文化傳承與發揚的任務。任何學科專業，不僅僅是人文社會學科，還包括自然科學和醫學等，都在起著這個作用，因為說到底科學也是一種文化。因此，復旦大學在前些年開始了通識教育。雖然它在很多方面還需要完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大學，尤其像復旦這樣的大學，傳授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培養一個人的精神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美國教育家德懷特·艾倫（Dwight Allen）說過：“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備道德性的話，那麼我們就在為社會創造危害。”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經指出，任何大學都是遺傳環境的產物。“環境”是促進大學改變的外部力量，而“遺傳”則是大學對自己應有的道德與文化的傳承。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是“保守”的。這裡“保守”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保守”有“堅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堅守道德，堅守學術。大學的這個“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學非常穩定而且有力量。
當然，大學也不能脫離現實。但是從她的“保守性”來說，又必須要與世風俗流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經常講大學要遠離塵囂，要保持寧靜和清醒。前些年有個說法，要把大學的圍牆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圍牆，我覺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學的“精神圍牆”，絕對不能拆。大學沒有“精神圍牆”，就無法滿足大眾對大學的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從而也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大學不僅不可以隨波逐流，更不能對世風惡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學應是社會的清潔劑、清醒劑。
這些年，大學有不少有失規範的地方，國外的大學有，國內的大學也有。其根本原因在於喪失了“精神圍牆”。大學應該是社會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難和社會失範的時候，大學對精神的堅守顯得尤為重要。
大學的使命在於創造
上面講的是大學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學同時也具有她“創造性”的一面。大學必須進行思想、文化和學術的創造，對已有的社會發展形態、文化和知識體系以及人類本身，要不時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為人類的社會遠不是完美的，所以總應該有一批人來非常認真地研究和批判我們現在的社會、文化當中的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就放棄了大學應該擔負的文化建設方面的責任。反省不僅僅是批判，而更應是創造。大學不僅要回答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比如說當今的金融風暴和社會的道德問題等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為討論提供思想和理論武器。這種討論不應是泛泛而談，發發牢騷，而應是深入的分析，並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
大學教師不應是一個流行節目的主持人，他不應該僅僅煽情，而應該為學生提供分析這些問題的思想和理論方法。我們要關注未來中國和人類發展的根本問題，並對此進行研究和討論，給出我們的回答，就如溫家寶總理提到的“大學要仰望星空”。有些問題看起來可能是非常純的理論問題，跟現實問題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但是這些研究恰恰是為國家、民族、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資源。我們創造了新的精神資源、新的思維方法，豐富了想像力和創造力，這是大學極具“創造性”的一面。
大學在“堅守”和“創造”之間維持一種張力。如果大學一味“保守”甚至復古，大學就喪失了她的責任；但如果大學忘記了傳統，完全流俗，那麼也是喪失了大學的責任。因此，許多高等教育研究專家都認為，大學的這種“堅守性”，以及她的“創造性”，實際上構成了“大學之魂”。
大學的使命在於服務
除了以上兩個功能之外，大學還有第三個功能——服務社會。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這是時代新賦予的功能。
大學服務國家和社會這個特徵起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時候，全世界為了反對法西斯，在很多國家，尤其在美國，政府給了大學很多資源的投入，希望她為這場反法西斯戰爭服務。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就是在這場世界性的戰爭當中崛起的，因為她發明了雷達，發明了破譯密碼的方法等，為贏得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自從政府介入大學事務以後，大學就帶有了更多的國家意識。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大學跟工業界、實業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聯繫。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在《大學之用》一書中指出：“今日之大學主要的功能不止於教學與研究，並且已經擴展到服務。”他認為，大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的關係，就是一種服務的關係。因此大學總是希望及時地對社會的需求作出反應，以滿足這些不斷變化的需求，並以各種方式對自身進行功能調整。我認為，這種調整是應該的，也是必需的。
然而，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的大學開始反省，他們認為在這一頭走得太遠了。我們必須注意到，大學在服務社會的同時也產生了兩個傾向性的問題。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學與政府、工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的結合十分緊密，這使得某些大學有些自大，認為大學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中心。這是一個不太客觀的傾向性表述。我們必須認識到大學不是一個萬能者，她不可能承擔社會上所有的責任。正因為大學不客觀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認為大學就是社會的中樞，因此就承擔了“無限責任”，從而遭受到社會各方面對她的詬病，無意間把社會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歸咎于大學出了問題。
另一方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美國學者認為自己的大學已經墮落成為“服務站”。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先生認為，“服務站”就是社會需要什麼，大學就給什麼；政府需要什麼，大學就給什麼；市場需要什麼，大學也就給什麼。這樣的話，大學為社會提供的是即興式的服務，不僅服務品質不高，而且使大學過度地社會化、政治化、市場化，大學和社會之間必須保持的精神距離就喪失了，這樣必定導致道德與學術精神的消解。
為什麼“服務站”思想會使得美國的大學沿著這條路走得很遠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充當“服務站”能夠為大學帶來財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實際上，“服務站”思想使大學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媚俗”、“媚眾”、“媚上”的種種陋習，大學本身獨立的精神未得到應有的堅持。因此，這樣的大學受到了很多學者，乃至大眾的批評。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Hutchins）在上世紀70年代時，對大學“服務站”的做法和思想提出了非常嚴肅的批評。他甚至說：“如果大學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學，那麼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傳統意義上的大學。”
因此，為了維護大學的精神品格，在努力為社會提供各種高水準、有深度的服務的同時，我們的大學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兩個傾向，要保持大學本身應該有的穩定和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