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1959年英國斯諾在演講中提出“兩種文化”這一命題，引發了激烈討論。直到60年後的今天，這一話題仍在延續，似乎尚未過時。
但我要提出一個看起來格格不入的主張：兩種文化之爭早已過時，現在還去糾結於斯諾發起的話題，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首先，我們回到當時的語境，看看斯諾到底提出的是哪兩種文化的分裂。
現在很多人談論“兩種文化”，動不動就是“科學與人文”的對立。這種對立其實莫名其妙。“科學文化”還好理解，但“人文文化”是什麼東西？“人文”在中文《辭海》中的意思是“各種文化現象”，在西方語境中，只有人文學科（humanities）而沒有“人文文化”這一片語，人文學科的意思是對人類文化（human culture）的學術研究。
這麼看來，人文就是文化，“人文文化”是個同義反復，所謂科學與人文之爭變成了“科學文化”與“文化”本身相論爭。細究起來，概念上都是說不通的。
至於說把論題轉化為所謂科學精神對人文精神，理科思維對文科思維等等，暫時不在我討論之內。我們還是先把“兩種文化”講清楚。
其實斯諾本人說得很清楚，他指的是“文學知識份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和科學家（scientist）之間的分裂。這是兩個明確的文化（或者說亞文化）群體，是兩類由學科建制和身份認同分割開來的群體。
在演講中，斯諾的矛頭更多指向文學知識份子，認為他們試圖霸佔“知識份子”的身份，因為科學家讀書少而鄙視科學家。斯諾反問文學家們懂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結果鴉雀無聲。斯諾認為，懂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應該與讀沒讀過莎士比亞一樣（英國人讀莎士比亞大概等同于中國人讀四大名著），是一種很起碼的文化素養。然而文學知識份子一方面嫌棄科學家讀書少，另一方面自己又不以缺乏科學素養為恥，這就造成了兩群人相互看不起。
斯諾談的這個問題，如果說得狹隘一點，無非是所謂的“文人相輕”。在文化精英中間，總是存在互相吹捧和互相鄙視的現象，只是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對立派別，比如有儒家和佛家互相鄙視，有古文派和今文派互相鄙視，在20世紀中葉的英國精英知識份子中，恰好體現為文學家與科學家互相鄙視。
當然，斯諾把這個特定精英群體之間相輕相鄙的問題上升到了事關人類命運的高度。這也與西方人對“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的理解密切相關。斯諾注意到，許多人認為科學家面對現實的態度過於樂觀，因此失之輕率，斯諾替科學家們辯解說——事實上科學家更加關注社會的困境，但在困境面前科學家並不會陷入自怨自艾的感傷，而是務實地尋求解決辦法。因為他們總是去試探可行的方案，因而被誤認為盲目樂觀。相反，許多文學家反而缺少社會責任，比如斯諾提到文學家們（包括葉芝之類的大家）對野蠻而過時的金雀花王朝有許多浪漫而美化的描寫，因而會誤導人們的價值取向。
那麼，在60年之後，這一問題仍然存在嗎？科學家和文學知識份子對人類命運的承擔仍然存在嚴重的分歧嗎？
當然，“文人相輕”的現象仍然存在，而隨著進一步的專業分化，現在精英知識份子中間的“鄙視鏈”變得多元得多，不但是科學家和文學家相互鄙視的問題，物理學和心理學之間，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歐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之間，到處都存在語言不通、互相輕鄙的現象。遠遠不是“兩種文化”所能概括的了。
然而，在今天，更值得關注的不是以上這些精英知識份子內部的分裂現象，而是一個更大尺度上的“兩種文化”的新對立。這就是整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撕裂。
按斯諾的說法，割裂發生於“兩門科目，兩個學科，兩種文化，或者我們說的兩群英傑（galaxies）”之間。但在今天，所謂“出色的人物”（精英）整個地與普通人（大眾）相割裂了。
在19世紀上半葉，隨著報紙和廣播等大眾傳媒的流行，大眾文化的崛起已初露端倪，但總體來說，至少在斯諾這樣的知識精英看來，人類的命運還是取決於少部分的閃耀的英傑。
在傳統上，閃耀者，群英（galaxies）或明星（stars），指的都是最出色的文化精英，是最傑出的知識份子。這些“明星”承擔著社會的責任，指引著人類的未來，因此在這一小撮精英之間出現的分裂，是一個嚴肅的、事關人類命運的大問題。所謂“兩種文化”之爭，實質上是“話語權”之爭。
但是，隨著20世紀後半葉好萊塢電影的繁榮和彩色電視的普及，以及21世紀初興起的社交網路，大眾媒介充分展現了革命性的力量，整個顛覆了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關係。
大眾文化不再需要知識精英的引導，精英文化成了無人問津的小眾文化，知識精英躲在象牙塔里爭名奪利，但大眾卻根本不在乎，最有名的科學家的粉絲量也比不上一個流量明星的零頭。
今天的大眾既不在乎莎士比亞，也不在乎熱力學第二定律，人們爭的是究竟喜歡霸道總裁還是小鮮肉，究竟是追捧大富豪還是大明星，明星出軌了究竟是站男方還是站女方……誰來管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那些事啊？屠呦呦和莫言也許還有一點名氣，但也不過如此，頂多是“北京五環內”的線民會稍微瞭解一點罷了，而且主要也都是談論一些外在的資訊，他們具體的成果或作品仍然無人問津。
“明星”早已擁有了嶄新的含義，人們追逐著電影明星、電視明星、體育明星，再廣義一點，約伯斯、馬雲之類的商界領袖也可以稱作“明星”。但要是哪個科研學者還想把自己歸入“明星”行列，恐怕要讓人笑掉大牙了。
在大眾文化的視野下，專家（磚家）、公知（知識份子）都變成了貶義詞，“屌絲文化”被堂而皇之地宣揚，而“精英”一詞反倒成了禁忌。
在這種境況之下，這些早已邊緣化的知識精英，還要喋喋不休地糾結于科學與文學之爭，就好比在冷宮裡還要搞宮鬥，是一件諷刺且悲哀的事情。
因此，我認為斯諾版的兩種文化之爭，在現時代早已過時了。我們當下面臨的最重要的文化分裂，乃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裂，是知識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間互不理解、互相輕鄙的窘境。
（作者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