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薇安·戈尼克
1951年秋天的一天，19歲的哈佛本科生約翰·厄普代克坐下來給家裡寫信。"親愛的家人們，"他寫道，"我今天收到了媽媽的信，得知我處理信件的方式不妥，這讓我有些擔心。我一直以為自己是最勤勉的寫信人，所以當得知爭議已超出了家庭範圍……或許我最好得著手解決一下，這讓我吃了一驚。" 原來，年輕的約翰不僅沒有像他自己以為的那樣勤寫信；他的母親（他真正的靈魂伴侶）現在感到不自在，因為她每寫三封信，他才回一封。在開篇這幾句之後，他接著寫了兩個完美的段落，針對他被告知的、家鄉親人們正在經歷的情況闡述了一番。然後他寫道：
"重讀我的信，我意識到一種過度堆砌詞藻的傾向，這可能會讓你們覺得傲慢，但請相信我，這只是一個拉丁化過度的詞彙表試圖快速表達自己的結果。實際上，剛才這句話本身聽起來就相當討厭，但我本意並非如此。"
接著是三頁關於他在哈佛學生生活的記述，所有這些文字都是我剛引用的句子一般的風格。
在接下來的50年裡，厄普代克寫的信都是這般模樣。他寫給家人、第一任妻子、雜誌編輯和圖書出版商；他寫給兒女、書迷、朋友、熟人以及同行作家。我這麼說是指：這些信件中使用的語氣口吻具有獨特的支配性氣場；正因如此，無論內容為何，收信人是誰（無論長幼，有名或無名），它們聽起來都大同小異。隨著歲月流逝，這種聲音愈發自如。它變得開放、親切、自信、異常清晰且組織精妙；同時，它在情感上又難以穿透。在閱讀這些信件時，我們幾乎從未撞見過任何冒險的自我反省、零亂的自我認知或不恰當的懺悔。我們始終面對的，是一位從不忘懷其謀篇佈局天賦的作家。
約翰·厄普代克於1932年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希靈頓的鄉村小鎮。父親是位溫文爾雅的高中數學老師，母親在離希靈頓不遠的農場長大，懷有文學抱負。在約翰13歲時，她讓全家搬回她父母仍居住的農場，在那裡，深受四位成人無限寵愛的約翰一直生活到前往哈佛求學。
在學校裡，厄普代克欣然接受了自己早已顯露的寫作天賦，通過持續不斷的詩歌、小說和評論文章來發展它。他還結識並娶了瑪麗·彭寧頓，一位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藝術的學生，他與她共同生活了21年，並育有四個孩子。在這些年裡，他也初次接觸了《紐約客》雜誌，這家雜誌將成為他永久的出版家園。
畢業一年後，約翰和瑪麗去紐約居住，他為《紐約客》工作，但不到兩年，他們搬到了麻塞諸塞州的伊普斯維奇，一個距離波士頓45分鐘車程的沿海小鎮。在那裡，他們度過了餘下的共同歲月，厄普代克也發現了能讓他作為一個人和一位作家（尤其是作為一位"賦予凡俗事物應有的美麗"的作家）茁壯成長的環境——新教徒聚居的中產階級郊區。
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厄普代克經歷了一場因性躁動引發的危機，導致了一系列郊區婚外情。這些在他瘋狂愛上伊普斯維奇的鄰居瑪莎·伯恩哈德後得以解決，他離開了瑪麗，娶了瑪莎，並與她在離伊普斯維奇不遠的一個小鎮共同生活了接下來的30年。在這些年裡，厄普代克創作了23部長篇小說、18部短篇小說集、12部詩集和14部非虛構作品。他還獲得了大約三四十個獎項和榮譽，確立了他作為美國重要作家的地位。當然，他也寫出了構成《約翰·厄普代克書信選》的那800頁文字。
厄普代克那從驚人早年起就展現出的自信姿態，確實非同尋常。有時這讓他顯得睿智；但主要卻使他顯得浮誇。
厄普代克20歲時，準備迎娶品格高尚的瑪麗·彭寧頓，當時她曾信心滿滿地說，儘管他倆年輕，但共同承擔負責任的婚姻生活沒有問題。厄普代克在給她的信中寫道：
"瑪麗，你非常勇敢，但再多的勇氣也無法讓一朵溫室之花變成一棵矮櫟樹。[這句話我讀了兩遍。] 不要期望自己具備那種忍耐和勞作的壯舉，我們必須從苦難的孩子們身上尋找那些可敬的品質。沒有什麼比意識到我將不得不要求你同時具備這兩者更讓我煩心的了；讓我們向上帝祈禱，我不會要求超出你能力範圍的東西。"
儘管這裡的主題是年輕的約翰的焦慮，但他聽起來實際上像一位清教徒父親，在五月花號即將靠岸時教導女兒。奇怪的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一年後，21歲的他給家裡寫了一封信，信中他詳細複述了一位老師對他詩歌的毀滅性批評——老師告訴他，他的詩缺乏真實性——但他結尾有點自得地寫道："我認為很難有比這更公正或更有洞察力的批評了。" 終其一生，厄普代克幾乎將他作品受到的每一點關注（無論是負面還是正面）都向家人詳細彙報，因為他自己對此（即關注）永不滿足，而且他知道他們肯定也樂此不疲。
厄普代克常說，和大多數人一樣，他希望更公開、更誠實地瞭解自己，但事實上，也像大多數人一樣，他未能做到。1964年，在保加利亞旅行時，他向瓊安娜·布朗（一位他極其渴望獲得其好感的舊情人）承認：
"我的目的，我想，是給我自己一些看待自己的視角，剝去我慣常的習慣、工作和家庭的盔甲，從可能大致是我人生半途的地方審視我的生活。唉，在索菲亞，我和在伊普斯維奇時一樣，是模糊的衝動和好脾氣的愚蠢構成的同一捆玩意兒。"
這真是講實話了！
在最大程度上，這些信件中沒有一句話是不能在市政廳的臺階上公開宣讀的。其中大部分是他每週寫給家人的、精心構思、充滿新聞的日常生活記述。然後是寫給他的《紐約客》編輯威廉·麥克斯韋或圖書出版商阿爾弗雷德·克諾普夫的信件，這些基本上都是公事。還有那些寫給或關於同行作家的信——尤其是菲力浦·羅斯和諾曼·梅勒——常常帶著戲謔的刻薄，儘管有時並不那麼戲謔。1988年給梅勒的信中寫道：
"老實說，我不記得過去六個月上過電視，也不記得說過你任何作品是垃圾，但如果真是那樣，我做了那樣的事，我腦子裡想的肯定是《硬漢》和那本關於夢露的書，覺得它們有一種歡快而粗獷的垃圾風格。"
同樣，1997年，他給羅斯寫了一封對《美國牧歌》極盡讚美的信，卻在第二天就給文學評論家威廉·普裡切特寫道：
"我讀了《美國牧歌》；它就像某個雕刻精美的德國公共時鐘，當鐘聲敲響時，所有的使徒和魔鬼都在石灰岩陽臺上旋轉著進入又退出視野，憂鬱而走調。"
無法在市政廳臺階上宣讀的信件，是他在1970年代與瑪莎·伯恩哈德處於私情最火熱階段時寫給她的。
有趣的是，在厄普代克與瑪麗離婚並與瑪莎結婚後，至少在本卷收錄的信件中，再也沒有關於性或瑪莎本人的一個字。…… 在接下來的30年裡，她只通過"瑪莎和我"這個短語被提及，比如在無數開頭寫著"親愛的吉姆，瑪莎和我很高興與您和您夫人共進晚餐……"的信件中。從來沒有——從來沒有！——關於婚姻本身的一句話：婚姻是怎樣的？幸福嗎？不幸福？他們真的適合彼此嗎？瑪莎與婆婆相處得好嗎？她和厄普代克爭論什麼？關於這一切，一片沉默。將這樣的親密關係付諸文字，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事實上，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有一封信包含了一段無比珍貴的心理開放時刻，那是他1989年寫給好友沃納·貝特霍夫（哈佛大學文學教授）的信，當時厄普代克已近60歲。他的回憶錄《自我意識》已經出版，貝特霍夫不止一次寫信給厄普代克談論這本書及其收到的往往負面的評論——特別是那些集中討論題為"論不做鴿子"章節的評論，該章節是厄普代克對自己在越南戰爭期間糟糕的反和平運動立場的記述。在這封給貝特霍夫的信中，他譴責自己，也疑惑於"那種奇怪的受虐狂般的決心，促使我從被埋葬的過去中拖出我對越南不光彩的看法和感受，並讓我親愛的自由派朋友們，從你到克里斯多夫·希欽斯，重新把它們狠狠批評一遍。" 但是，"我試圖表達我當時的感覺，盡我所能記住的，" 是的，他現在明白了，
"我對反越戰運動的怨恨中有一些非理性的東西，我坦率承認並試圖探討這一點。'和平'運動威脅到了我……天知道為什麼。在我提供的眾多理由中，也許還應該加上當肖恩[著名的《紐約客》編輯威廉·肖恩]將愛的陽光轉向[喬納森]謝爾和他兒子們的一些比我年輕的昔日同學，而（我感到）離開我時，我那種手足相爭的感覺……在我給你和《紐約時報》的信中，我當然試圖盡可能地展現我的教育和文化素養所允許的智慧；但在表面之下，沸騰著一種紅脖子硬漢的憤怒。如果有一個按鈕可以放出核彈毀掉斯波克博士和他的那幫人，並且這個按鈕就在我的拇指下，我會按下去。"
這封信很說明問題。突然間，我明白了為什麼"兔子"系列是厄普代克作品中最真實的部分；那一刻，我為厄普代克和美國文學同時感到了憐憫和痛心。
約翰·厄普代克或許是長長一串作家譜系中的最後一位——白人、男性、新教徒——他們主宰美國文學長達幾個世紀，因為本質上美國仍然是一個反映他們敘事經驗的國家。這不是產生了梅爾維爾或霍桑那種黑暗深邃的體驗；這是產生了威廉·迪安·豪威爾斯的那種體驗，他是19世紀末期勤奮創作的中產階級趣味小說家，其主題常常是支撐美國中產階級生活的激動人心的權力鬥爭，但其極其平易近人的散文風格向讀者保證，沒什麼好擔心的，社會革命遠在天邊。
總體而言，厄普代克的作品屬於豪威爾斯那一類的美國作家——這些人肯定是他的同類——但厄普代克本人根本說不上是一個信奉新教的上流社會的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是他通常描寫的郊區自由派與他化身成哈裡·"兔子"·安斯特朗的工薪階層之間的仲介者。讀者們長久以來懷疑，在內心深處一個他不公開造訪的地方，厄普代克不僅同情哈裡；他就是哈裡，擁有同樣原始的憤怒與怨恨、輕蔑與匱乏感，以及驅使"兔子"的那種誇誇其談的愛國主義。確實，給貝特霍夫的信證實了這種懷疑。安斯特朗是厄普代克作品中其他部分所掩蓋的那個自我，正是這一部分讓他得以作為一名作家潛到力所能及的最深處。那種缺乏生氣——即缺乏可感知的生活——的特點，在厄普代克的《紐約客》故事和郊區小說中隨處可見，但在"兔子"系列中卻消失了，寫作沉潛到了文學深度所需的層次。《約翰·厄普代克書信選》需要選入更多與哈裡·安斯特朗的來往書信，而不是與威廉·迪安·豪威爾斯的來往書信，才能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