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養每況愈下
檢索一下北大哲學系人才培養的歷史，就足以證明當前哲學系的現狀必須改革。
北大哲學系在1949年以前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哲學人才，其中包括像馮友蘭、牟宗三這樣的哲學家，還有王憲鈞、齊良驥、石峻、任繼愈、黃森、鬍子華、熊偉、周禮全、汪子嵩、王太慶、張申府、楊祖陶、張世英等優秀學者。歷史學大家顧頡剛以及著名學者羅常培、朱謙之、何其芳、朱自清、容肇祖、胡繩等也是畢業於北大哲學系。甚至旅法著名藝術家熊秉明出身也是北大哲學系。
但是，1949年之後的情況卻令人悲觀。
50年代畢業生中，李澤厚、葉秀山、龐朴、余敦康、夏甄陶、朱德生、陳啟偉、梁存秀、黃耀樞等人，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
60年代畢業生中在學術界獲得影響的已屬稀罕。70年代由於“文革”影響，在學術界產生影響的人物幾乎沒有。80年代以後的畢業生中，取得公認學術成就的人物寥若晨星。至今，“五四”一代學者始終站立在學術的最高點上，他們的學生在總體上強于他們學生的學生。
需要說明的是，1980年代以後，得益於對外開放，西方哲學的教學科研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於留學生回歸和國際學術交流的拓展，在西方一流大學學習、留學歸國學者，今日成為西方哲學教學研究的主力軍和生力軍。這也表明我們在人才培養上與西方一流大學的差距。
雖說哲學家的出現有與時代相關的很多因素，哲學知識的積累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馮友蘭在36歲出版《中國哲學史》，李澤厚20多歲在美學大討論中脫穎而出，卓然一家，表明哲學人才的出現並非都是一種模式。
這個曲線向我們表明了：從1950年代院系調整之後，哲學系培養的人才差不多是每況愈下。
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反思的焦點立即凸顯出來——即1953年院系調整以後，北大哲學系的教學和科研模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不僅是課程設置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科建制問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改革的地方。
突破“三駕馬車”的藩籬
1953年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大哲學系，建立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為主體、輔之以其他學科例如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科學哲學（自然辯證法）的教學科研體系。這種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體，以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為兩翼的模式（即“一體兩翼”），實質是前蘇聯哲學教學科研模式在中國的翻版。
1980年以後，“一體兩翼”逐漸形成了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齊頭並進的“三駕馬車”結構。即使後來美學學科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和研究基地、宗教學系的成立以及科學與社會中心併入哲學系，都沒有改變哲學系的整體格局。
隨著時代的前進，人們對這種“三駕馬車”結構的思考、批評越來越多，質疑這個結構合理性的聲音也越來越高。
我們知道，不僅“哲學”是從西方來的，“大學”也是從西方來的。中國要辦大學，辦哲學系，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按照“大學”和“哲學系”的標準辦。
不能忽視的前提是，中國現有的知識體系、教育體系完全是西方的。這個體系與中國古代的知識、教育體系是本質相異、決然不同的。用形象化的說法，現代中國的知識、教育體系，是用一個新的模組（西方的），把古代中國的知識、教育體系打亂，重新分割，裝進新的結構中去與國際接軌的體系。
在這樣的建構中，中國古代的知識在本質上成為現行中國知識體系的“質料”，而知識的整體“形式”，即知識結構和理念，都是西方的。
與此相應，當下中國大、中、小學中教學的科目，是按照西方的知識體系和教育模式設置的。這些科目中的自然科學完全與西方等同，涉及中國古代的文、史、哲科目，與西方的文學、歷史、哲學在描述的物件等方面有很大差異。但從根本理念上也應該是可以對應的。
考察世界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在結構上與北大哲學系“三駕馬車”相對應的學科體系是不存在的。我這裡不是實指它們都沒有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說它們都沒有用國別和意識形態作為學科建構的內在依據。
總之，要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只能按照世界一流大學哲學系的思維方式辦學。必須要根據“哲學”這個理念來建構自己的教學科研體系。反之，從外在於哲學的理念建構的“哲學系”，在自身理念上是不合法的，在邏輯上是不能貫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