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菲楠 李俠
近年來，科研資助已成為科學政策引導研究方向的重要杠杆，縱觀世界範圍內科研資助正在從過去寬鬆的“長期資助”逐漸向“競爭性、項目化”的短期資助轉型，在這種趨勢之前，我國科技界也早已深陷科研短平快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競爭性的資助使科研趨於可預測和短視的目標，難以孕育重大突破。國外有學者調查，研究的高風險部分常被設計為子專案，核心部分仍依賴穩妥路徑。在同行評議中，評議人傾向於根據已有成果保守評估，淘汰掉有創新性的跨學科專案。由於專案資助引領研究方向，通過評審的專案又成了後來者研究的標杆，導致科研方向越來越窄。可見，以項目為中心的“預製房式研究”正在持續扼殺學術自由創新。國外有學者研究發現新穎性評分每提高1分，獲資助概率下降15%。而且學者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研究者平均每週花費4小時撰寫申請書，而增加10天投入僅提升2.8%成功率。
在如此急功近利的科研壓力下，科學社會學和科技政策研究領域開始出現科研回歸“大教堂式研究”（Cathedral Science，簡稱大教堂）的呼聲。那麼，當代科學資助制度是否仍能孕育“大教堂式研究”？
“大教堂”模式：長期投入、寬容失敗的科研範式
何為“大教堂”模式？這一比喻源于中世紀建築史。宏偉的大教堂往往需要跨越數代人的時間建造，投入巨大，成果不確定，但一旦落成，便成為人類文明的璀璨結晶，如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義大利米蘭大教堂等。科學研究中，類似的形態同樣存在。它要求長期的耐心積累，允許多次試錯，最終可能開闢出全新的學科方向或推動科學革命的發生。學界因此借用“大教堂”模式來指代一種需要長期投入、寬容失敗、目標宏大、成果不確定，但一旦成功便有可能極大拓展知識邊界的科研形態。
大教堂不是常規的高風險或跨學科專案，它需要特殊的制度條件：一是大額靈活預算，複雜定制化設備（如物理科學）或跨學科團隊（如人文領域）；二是長期資助週期，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甚至十年，來應對技術不確定性或長週期實證研究；三是高風險容忍度，允許戰略失敗。研究者需要穩定而長期的資金支援，也需要試錯的空間，來獲得安全感。美國經濟學家曼索（Gustavo Manso）的理論模型清楚地指出，如果希望科學家敢於冒險，制度就必須允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獎勵”早期失敗，同時把真正的回報放在長期的突破上。換句話說，如果一切都要在三五年內見效，那研究者自然會選擇安全的路徑。在組織層面看，科研文化是否願意支持長期探索，青年學者有沒有職業安全感，團隊能不能在代際之間傳承下去，這些條件往往決定了，即便有了長期資金，研究者是否真的敢去建造學術大教堂？因為如果缺少這些配套，所謂的長期資助也容易流於形式。
“預製房”：速度快、選題趨同的研究模式
和“大教堂”模式相對的，就是“預製房式研究”（prefab science）或“項目化科學”（projectified science），強調快速建成、成果可預測、結構模組化，滿足了制度化資助和績效考核的需求，卻缺乏厚度與持久性。這個比喻很形象：如果研究像拼裝房子一樣，速度快，設計統一，產出明確，外觀看起來整齊劃一，但少了厚重感、持久性與創新性，因為一切都事先規定好了。國外研究者們普遍抱怨現在的競爭性資助把他們推向了這種模式——要麼選題迎合熱點，要麼在申請書裡過度承諾研究意義，結果是專案越來越短視、越來越趨同。5
這背後其實反映了一種科研“短期主義”（short-termism）。科研活動被迫以年度報告、三五年的專案週期為基準來運轉，而評價體系又過分看重即時可見的產出，比如論文數量、期刊分區、短期引用率等。壓力讓研究者傾向于選擇那些風險小、能保證出成果的題目。預製房的出現還可能是因為掠奪性期刊的大量湧現，掠奪性期刊和會議通過欺詐性電子郵件（如虛假影響因數、快速審稿承諾）招攬投稿，以牟利為目的，它們缺乏學術審稿和品質控制，這種快速是以犧牲科研誠信為代價的。
國外大教堂式研究的五個範例
目前世界範圍內呈現出大教堂模式的研究機構主要有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卓越計畫、英國的藍天計畫。這些範例可以給我國當下的科研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發。
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是最像“大教堂”式的研究機構。它的做法很簡單，就是把錢給人而不是給具體項目。研究者拿到資助後不用一份份寫申請書，也不用擔心三五年就要交差。他們能自由決定要研究什麼，也能冒險去嘗試那些可能失敗的方向。HHMI的資助機制具有長期性（初始5年任期，通常可續期）、容忍早期失敗的特性，並通過高品質的回饋鼓勵科學家探索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方向。對此，筆者深有同感，十三年前筆者曾撰文“為好人找項目，為未來找方向。”（李俠，2012）相比之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對應于預製房式研究，資助週期短（通常3年），基於具體專案撥款，且對失敗的容忍度低。通過傾向採用得分加權和雙重差分法，研究發現HHMI科學家相比NIH資助的對照組（包括早期職業獎獲得者和MERIT獎獲得者）發表了更多高影響力論文，HHMI科學家在引用分佈頂部1%的論文數量上比早期職業獎獲得者高出98%，研究方向更具新穎性，論文關鍵字更新穎、研究主題更廣泛，被更廣泛的期刊引用。不過，HHMI機制雖然更能激勵學者創新，但它依賴高選拔標準和稀缺的專家評審資源，可能難以推廣。
歐洲研究委員會（簡稱ERC）走的是另一條路。ERC採取“以人為本、長期資助、容忍失敗”的模式，支援“前沿”“好奇驅動”的研究，5年期限、最高350萬歐元靈活資金資助，其成果顯著提升了歐洲科研競爭力。6ERC在2024年的報告把專案成果分為四類：A（科學突破）、B（重大科學進展）、C（漸進貢獻）、D（無顯著貢獻）。科學突破是指“顛覆現有範式或開闢全新研究領域”的工作。調查結果顯示，78%專案達到A或B級（20%突破性，58%重大進展），僅20%為C/D級，65%專案被認定為具有高風險/高回報的特質，其中83%的A類專案明確具有此特徵。最明顯的例子，2023諾貝爾物理學獎（Anne L’Huillier的阿秒光脈衝研究）、2022諾貝爾生理學獎（Svante Pääbo的古人類基因組研究）都是在它的資助下取得的重大成果。由此可見，ERC的專案裡誕生了大量真正的新方向和重大進展。國際勞工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IZA）在2024年的一份工作論文中用准實驗方法分析ERC中標的長期效果，發現研究者後續也對該課題做了更多發展。在化學、宇宙與地球科學、人類行為研究等人文社科及醫學領域，ERC資助對生產力、影響力和獲取其他歐盟資金有正向作用，比如化學領域的啟動基金（Starting Grant）獲得者的H指數和頂刊論文數都比較高。但資助也產生了馬太效應，資助獲得者更易獲得其他歐盟資金，僅排名頂端的資助獲得者表現出生產力提升，對邊際申請者的影響有限。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研究卓越計畫”（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s,REIs）也是“大教堂”模式的範本，它平均資助週期為6年，每個中心年均經費約540萬美元，比ERC的力度還大。它基於國際同行評議，平均成功率約20%。大部分被資助的機構認為REIs提升了國際能見度，增強了機構的整體聲譽。但是它要求申請主體為研究單元（如研究中心），而非個人，這無疑讓眾多個體研究者失去了申請途徑。
英國的藍天計畫（blue skies research）也是“大教堂”模式的代表，它鼓勵基於好奇心驅動、自由探索的純科學研究，其成果往往難以預測，與目標導向研究形成鮮明對比。3至於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更是以專案經理為特色，組建小團隊，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埃裡卡（Erica R.H.Fuchs）總結DARPA模型的核心特色為：獨立運作、精簡機構、容忍風險、目標導向、精英人才團隊，並強調專案經理作為“串聯者”“整合者”的主動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