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嚴加安
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中指出：“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做為把儘量多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一代的一種工具，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能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把為社會服務作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愛因斯坦的這一教育理念和19世紀初德國思想家、當時的教育大臣威廉·馮·洪堡提出的“全人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謂“全人教育”，就是要培養能獨立思考和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好道德操守的人。
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較高人文素質的公民
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流傳“大學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搖籃”這一口號。當時國家百廢待興，科技人才奇缺，大學資源很稀缺，大學生人數非常少，把“培養高級科技人才”作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合理的。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直到“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能夠上大學的人數比例還是相當低的，每年大約只有10萬~20萬大學生畢業。當時大學基本上不招收研究生，大學教育的口號是“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在這一有很強政治色彩的口號背後，大學教育的目標定位于培養各類高級專業人才，包括社科人才和外語人才。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前幾年的大學擴招，大學生人數激增，2010年大學招生人數達到了657萬人，平均錄取率達到70%以上，如果現在還把培養各類高級專業人才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來定位顯得有些不合適了。這一定位不僅主觀上產生對在校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忽視，而且客觀上高估了學生在校學習專業知識的作用，與大學畢業生實際就業崗位產生較大的偏離。事實上，絕大多數剛畢業的大學生還算不上是專業人才，他們畢業後從事的工作和在校學習的專業知識往往聯繫甚少，這些專業知識很快就會被忘記，真正在工作中起作用的是在學習知識過程中受到理性思維訓練、人文素質教育和在校培養的各種能力。正如愛因斯坦1936年的那次演講中引用某個人的話說：“那個詼諧的人確實講得很對，他這樣來定義教育：‘如果人們忘掉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麼留下來的就是教育。’”
愛因斯坦在1936年的那次演講中還指出：“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使青年人在離開它時具有一個和諧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為一個專家。”在演講結束時他再次強調：“學校始終應當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當前我國許多大學急功近利色彩較重，為了加速培養所謂的“專家”和“人才”，在教學中不恰當地灌輸過多和過細的實用性很強的專業知識，而對學科的基礎知識教育重視不夠。儘管現在許多學校也開始注重“通識教育”，但往往把它視為拓寬學生知識面的一種輔助性教育，而忽視“通識教育”中人文素質的教育內容。
我在網上看到一篇介紹美國大學教育理念的文章中提到，19世紀的美國教育家紐曼說過：“如果一定要賦予大學教育一個切實的目的，我的主張是培養社會的好公民。”另一位美國教育思想家杜威則進一步大力宣導“要培養富有個性和合作精神的公民”，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觀點。這兩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教育。當然，在這些公民中，許多人日後必定會成長為各行各業的專家，極少數人會成長為科學家、藝術家或政治家，但這主要取決於他們日後的機遇和成長經歷，儘管大學教育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從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來說，出類拔萃的人才只能是極少數，他們無須“揠苗助長”就會脫穎而出。
我個人認為，根據中國大學目前發展的現狀，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應該定位于培養有較高人文素質的公民，而不應該定位于培養高級專業人才，因為我們不需要如此龐大的高級專業人才隊伍，畢業生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例如10%~20%左右）將來成長為各類高級專門人才就能滿足社會需求了。這主要靠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研究生教育來實現。現在社會上真正缺乏的是技工一類的技術型人才。因此要大力發展中等專業技術學校。
培養能力比傳授知識更重要
誠然，大學有傳承民族文化和社會文明的職責，有傳授知識的重要任務。但是，對一個人來說，學習是終身的事，在大學本科階段學生應該著重學習和理解學科的基礎知識，培養終身自學能力，因為對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掌握要靠未來在實際工作中來實現，況且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許多專業的細節知識是不斷發展和演變的。正如愛因斯坦所指出的：“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並且學會了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就必定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其主要訓練在於獲得細節知識的人來，他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有一篇關於美國教育理念的文章中引述了哈佛大學前校長巴布博士提出的大學教育的8個目標，前7個是提高和培養學生的能力，包括“提高交流能力，培養分析能力，加強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價值判斷的能力，提高社會交往和互動的能力，培養對個人和環境的理解能力，改善個人對當今世界的瞭解能力”；第8個是“增長藝術和人文學科的知識”。我猜測，哈佛大學近年來積極宣導和實施的“全面教育”，就是為了實現上述8個目標，這一教育理念與德國威廉·馮·洪堡早年提出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愛因斯坦在1936年演講中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在2010年5月召開的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英國牛津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說：“我們有明確的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索精神以及終身學習能力。”可見無論在美國和英國，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是作為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強調了對學生能力的培養，他說：“要改革教學方式方法，注重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啟發思維，培養學習思考能力。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增強他們的自信心，保護和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
中國有一句格言說得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魚”是具體的食物，“漁”是教人家怎麼捕魚。“魚”象徵一個具體知識，“漁”象徵一種能力。這一格言生動地說明了“培養能力比傳授知識更重要”。
如何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加強人文教育是一個重要方面。英國牛津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在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介紹經驗說：“學校為學生創設學術環境，不僅僅在教室當中，還包括教室之外，在培養人才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讓學生學會相互學習。這就是為什麼學生在校園生活、學習的同時，要參加很多的社團活動，包括戲劇、音樂、體育、志願者社團等一系列的活動，使得學生能夠去發現自己其他方面的重要潛能，產生一些和自己的學術興趣完全不同的興趣。”這就是說，在大學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培養學生的社會交往和互動的能力、合作精神、自信心等人文和心理素質有很大作用。
這一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牛津大學還對學生採取“導師制”的模式來進行能力方面的培養，即採用一對一的方式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指導他們讀學術著作和論文，培養他們的跨專業、跨學科的綜合分析能力。這是一種特別的“英才教育”。“導師制”的模式即使在英國其他高校也難以效仿，但值得我們借鑒。我國的一些高校也有由極少數優秀學生組成的“基地班”或以名人命名的“冠名班”，對這些選拔出來的優秀學生，可以採用類似的模式來進行特殊培養。
即使到了研究生學習階段，培養能力也是第一位的，就是要把研究生培養成具有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與大學學習階段不同的是，指導老師除了可能要給新入學的研究生上基礎課外，基本上不直接承擔傳授知識的任務，而是間接地對學生給予指導。研究生主要靠自學和學生間的互教互學（即討論班）的方式來學習。導師應該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對學生要“教學相長”和“因材施教”。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對研究生培養上如何應用孔子的這一治學思想？我認為：導師對學生的首要職責是“引”和“導”，即首先要引導學生對一門學科知識產生好奇心，這就是孔子說的“知之”；其次，要通過對學生經常性的贊許和肯定來激發學生對學習這門知識的興趣，以達到孔子說的“好之”。最後，導師要以自己的洞察力和學識幫助學生找到屬於自己的研究課題，使學生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獲得一種樂趣，以達到孔子說的“樂之”這一治學境界。
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是能力培養的重要一環
在對學生各種能力的培養中，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是重要一環。事實上，前面列舉的哈佛大學教育8項目標中的7項能力，大都和一個人的人格和素養有內在聯繫。什麼是“人格”？《中國大百科全書》給出的定義是：“人格是個人相對穩定的比較重要的心理特徵的總和。這些心理特徵包括個人的能力、氣質、性格、愛好、傾向性等。”研究表明，基因遺傳對人格形成的影響是比較大的，約占50％。但是，後天的環境、社會、家庭和學校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大學階段，對一個青年人來說，是“認識自我、重塑自我、人格再造”的關鍵時期。最近發生的“藥家鑫殺人案”和“中南大學命案”等一系列大學生殺人的惡性案件，不僅反映了社會和家庭教育的缺陷，更反映了大學教育中人文素質教育的缺失，應該引起我們對中國目前大學教育進行深層次反思。加強對大學生的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應該刻不容緩地提到大學教育的議事日程上來。
教師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很大的，教師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學生是加強學生人格修養教育的重要一環。在教書育人過程中，除了通過授課傳授知識外，還包括對學生人格和素質的培養。教書是知識的傳授，育人是道德的薰陶。“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就很好地體現了“教書育人”的理念。教書是教師的天職，教好書是教師應追求的起碼目標，教書是手段，教育的終極目的是育人。
現在大中小學都在強調素質教育。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古往今來的許多事例證明，素質教育是培養傑出人才的基礎……中外歷史上許多傑出人才，儘管從事的職業不同，但他們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集科學、文學、藝術、哲學於一身，表現出全面的良好素質。”什麼是素質教育？國家教委在《關於當前積極推進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中的解釋是：“素質教育是……以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養受教育者的態度、能力、促進他們在德智體等方面生動、活潑、主動地發展為基本特徵的教育。”這一提法顯得有些空泛。我認為培養良好的教養是最基本的素質教育。所謂“教養”，指的是一個人的行為舉止，包括禮貌、規矩、涵養、風度等等，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素養。自古以來國人對教養很重視，《三字經》裡面就曾經講：“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強調了家長和老師在培養人的良好教養中的作用。所以老師們應該不光是教授具體的知識，同時應該言傳身教，老師自身的教養對學生影響很大。素質教育不是簡單的思想教育。許多時候，所謂的“思想教育”成了空洞的、泛政治化的說教，其作用往往適得其反，用“說教”方式進行素質教育訓練出來的人有可能成為有多重性格的人和偽君子。
另外，美育與藝術教育是素質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什麼是“美育”？“美育”就是審美教育，美育可提高一個人對美的感悟能力和對美的鑒賞能力，提高一個人的人生境界。藝術對一個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非常深的，藝術的薰陶對人的品格、情操和社會行為都是有深刻影響的。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主任葉朗教授在2010年8月於北京大學召開的世界美學大會上說：“無論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一種危機和隱患：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追求在社會生活中佔據了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動和精神的追求則被忽視，被冷淡，被擠壓，被驅趕。因此，從物質的、技術的、功利的統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時代的要求、時代的呼聲。我們當代美學應該回應這個時代要求，更多地關注心靈世界、精神世界的問題。”我很贊同葉朗教授的看法，應該把美育與藝術教育列入大學素質教育的教程。
改革考核評價體制是中國高校的當務之急
大學是國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教師做科研和承擔一些國家科研專案是必需的，這也是能夠教好書、育好人的必要條件。對教師在科研業績方面進行考核是重要的，是不容置疑的。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考核往往只看發表論文數量，不看文章的品質。另外，忽視了對教師在教書育人方面業績的考核，這是非常有害的，這客觀上導致了當前大學教學品質嚴重下降，其後果是學生產生厭學和棄學情緒。去年12月有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網上發了一篇對該校教育“反思”的帖子（萬言書），內容真是觸目驚心。他對該學校的當前狀況作了如下描述：“大學生們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首先是專業的學習讓人迷惑：很多老師照本宣科，大學裡面真正關注教學、關心學生、有上課水準的老師越來越少了……他們都在忙著自己的專案和課題。學校選用這種‘自編教材’的原因，是老師們因為要評職稱。需要‘科研成果’，就東拼西湊地亂編一些‘教材’來完成任務……大學裡的學生生涯，除了要求學生的專業學習之外，鮮有啟迪心靈的聲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導大學生人生發展與定位的課程。”這一描述可信性如何？是否帶有主觀片面性？我的判斷是基本客觀的，而且這種狀況有相當的普遍性。
當前，許多大學都把發表規定數量的SCI論文作為晉升職稱的硬指標，更有些學校把出版所謂的“專著”也作為晉升教授職稱的一項硬指標提了出來。設想一下，如果每個教授都要出版“專著”，全國該有數量多麼龐大的同一專業的“專著”？因此，改革考核評價體制是中國高校的當務之急。通過“量化指標”和計分式的手段對教師的科研業績進行考核是高校學術管理行政化的一個主要表現，這種評價體制的嚴重弊端就是造成教師的學風浮躁、急功近利和輕視教學。其實，評價一項科研成果的學術價值，應該看它在相關專業產生的影響，以及同行對論文的公開評論和引用情況。對教師科研業績的考核應由所在單位的學術機構去做，行政管理部門不應該具體介入。此外，應該明確大學教師的基本職責是教書育人，學校應當把教師在教書育人方面的業績納入教師評價和考核體系中。在對教師職稱晉升時，不能只考查教師的科研成果，也要看他的教學成果和對學生人格培養方面的業績，甚至還應包括對教師自身的品格修養的考核。對那些教學成績突出、品德優秀而科研成果相對較弱的老師，也應該敬重和給予晉升。鑒於當前許多高校的教學品質存在滑坡的現象，學校要特別重視對青年教師的選拔和培養。在招聘青年教師過程中，不要過分看重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而要重視對他們的課堂教學能力、社交能力和人文素質進行全面的考核。
關於對大學生的考核，現在幾乎所有大學都要求每個大學生寫畢業論文，這不僅加重老師和學生的負擔，而且客觀上助長了學校中的弄虛作假和論文抄襲之風。我個人認為，學校可以鼓勵一部分優秀學生做些科研和寫論文，但沒有必要把寫畢業論文作為大學生能否畢業的一項指標。這一指標表面上很硬，實際上很軟，因為人人都能想辦法達到。
結束語
我認為，“有社會責任感”應該是有較高人文素質公民的一項基本品格。一個國家和社會如果缺少一大批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社會上出現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件就得不到輿論監督和揭露，社會就不能和諧健康發展，就有可能陷入腐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有句名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一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遇到思想瓶頸時，更需要有一些傑出的思想家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語），引領社會進步思想的潮流。18世紀法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提出了一系列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引領了法國大革命。
國學大師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的碑文結尾處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表達“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社會公民的基本權利，更應該成為大學培養出來的有較高文化素質公民的社會責任。從概率論中的大數定律來觀察社會，只有當社會上各種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經過碰撞、交流和溝通，融合成為有社會共識的主導意識形態時，社會才是穩定和健康發展的，才是和諧進步的。在大學的人文素質教育中，應該鼓勵大學生們關心國是，表達“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發揚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
（作者單位系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