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自然大歷史》，[美]馬克·伯特尼斯著，朱檸譯，天津古籍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定價：68元
■張田勘
自然史是地球的演化史，文明史是人類自誕生後創造的社會和人文史。人們很容易將自然史和文明史分別講述，甚至分割開來。美國生態學家馬克·伯特尼斯在其著作《人類文明的自然大歷史》中指出，自然史與文明史相生相伴。解讀歷史時，不應將二者分開，而應將文明史解讀為自然史。
從總體上論證自然史與文明史互為因果並不難，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源於一次共同的演化事件，其基本單位是DNA，人在本質上屬於自然演化體系的一部分。生態系統中物種通過分工、合作與競爭的方式維持群體穩定，人類社會同樣有這些機制。難得的是，作者在本書中用了大量的事實、研究成果和細節來揭示二者的關係。
本書從三個層面論證自然和文明的演化，一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對抗來自競爭與合作，二是生物之間共同演化，三是自組織、分層控制與共生起源、共同演化互相增補。同時，本書也揭示了人類文明演化的獨特之處。
人與自然的共生關係
本書的第一部分“生命：我們來自何處”闡述了人與自然的共同演化最初遵循合作與共生，造成了共同演化和馴化的結果。
1萬多年前，大麥、小麥、豌豆、扁豆、亞麻和無花果等已經被人逐步馴化，但在馴化的過程中受到了人的干預，使植物種子喪失了原本的傳播特性。人類願意選擇易於收割，喪失了茸毛、鉤子和倒刺的植物，因為這些特徵會使種子的收割和運輸變得複雜。
動物中如牛羊等的馴化也與人類形成共生關係，因其生活在人類附近而受益。最初，這些溫和的動物依靠群居來保障安全；後來，由於人類的選擇馴化，它們會在幼年時期形成“銘記”，正如197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奧地利動物學家康拉德·勞倫茲描述的那樣，將人類視為父母或領袖。
共同演化和印刻行為使人類馴化了一系列動植物，而馴化是一種可持續的、在多代之間傳遞的共生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種生物照料另一種生物，並對它們的繁殖施加影響，以確保自己能得到可預測的源源不斷的利益。在這種合作關係中，馴化者和被馴化者都能獲得比被排除在這種關係之外的個體更多的生存優勢。對於動植物來說，獲得的優勢是種群的擴大和基因的延續，比如麥類、稻穀類以及豬、牛、羊、雞、鴨等。
人類在精神層面也深受自然影響
有意思的是，自然史和文明史的相互影響不只體現在物質層面，也體現在精神層面，這當然是動植物不可能意識到的，作者在書中的第三部分“命運：我們將走向何方”中作了描述。
1962年，還是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的科學家韋爾特·帕恩克做了“馬什教堂實驗”，將哈佛大學神學院的一個班級隨機分為對照組和實驗組。讓實驗組的10名學生服用從裸蓋菇中提取的裸蓋菇素，對照組的10名學生服用安慰劑。然後，所有學生都被安排到波士頓大學的馬什教堂聽佈道。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學生都描述了強烈的宗教體驗，而對照組的學生中僅有幾個人聲稱自己有值得一提的體驗。在14個月後的跟蹤隨訪中，這些感受依舊很強烈。其他研究小組重複這一實驗時，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
這表明，植物可以提升、增強甚至創造精神和信念。其中，精神藥物的發現和使用還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加快了創造力、藝術、語言和宗教的發展。
人類文明的優越性
儘管自然史與文明史相互借鑒，甚至是取長補短的，但是在書中的第二部分“文明：我們是誰”中，作者也論證了人類文明的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換句話說是優越性，否則就不足以稱之為文明。
正如動植物存在著等級關係，而且是在演化中形成的一樣，人類社會也存在等級關係，在早期的社會學理論中稱之為“社會支配理論”。根據這一理論，群體或個體的階級差異由三種群體或個體間行為維繫：一是制度性歧視或支配規則；二是遵循規則的一致性歧視；三是用以強化既定的歧視和支配規則的普遍不對稱性。人類的等級關係靠宗教、文化和神話傳說來維護，如在歐洲，靠“存在之鏈”的傳說和意識形態來支撐。這種傳說向人們灌輸的是，一切生命形式生來就有恰當的位置，不存在縱向流動的可能。
但是，人類可以靠社會契約、制度、制衡關係慢慢消除階層的固化，逐步實現社會流動和階層變遷，體現自由、公正和公平等。如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這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動搖了貴族和宗教領袖的崇高地位。再如科技的發展讓文明的演化得以突破，通過工業革命和商業貿易重組社會等級，勞動者能夠通過努力工作和掌握技術進入管理層和領導層。今天的資訊時代，更為文明的演化提供了動力和條件。資訊化可以加快知識傳播、打破文明之間的壁壘、顛覆舊的規則，讓階層、財富以及權力流動起來。
作者通過考察自然史和文明史，強調了二者相生相伴的觀點。其背後另一層意思是，為了讓人類和其它生物更好地生存，需要更多的共生和合作，維護全球良好的生態系統，比如保護海岸線不受侵蝕，解決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生物富集化等問題。如果人們不共同行動解決這些問題，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未來，自然的演化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而人類的文明也可能陷入危機，甚至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