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朝暉
自從人類有比較高等級的教育以來，各種文化與社會體系裡都有人在探索怎樣把它辦得更好，更有效率。然而這種探索卻是艱難的。
這種探索在中國經歷了官學和書院的長期演變。至清初，教育家顏元規劃辦漳南書院，試圖作體制性變革而未成。歐洲則在工商業行會基礎上組建起了世俗的先生大學和學生大學，為新的大學體制建立闖出一條新路。現代大學制度的源頭即是12~13世紀在西歐出現的中世紀大學，從義大利的薩拉諾大學、波隆亞大學以及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經過柏林大學而成為一種範式，再經過美國高校的法人—董事會制度，逐漸形成一種形式多樣且比較完善的大學運行及發展制度。
從這一形成過程來看，現代大學制度不屬於哪一個國家，也不是政府的創制，而是大學在不斷提高辦學水準的基礎上，優勝劣汰的選擇結果。同樣，它不屬於哪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包容各種主張。
分析中世紀大學的內部機理，更可以看出，它是一種適合學人求學和探索真理的制度設計。由於中世紀大學的師生通常都不是當地人，不能得到當地民法的保護，當大學師生與當地市民發生衝突時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為解決類似問題，師生就要尋求教皇、皇帝或國王的庇護。這種庇護的方式就是頒佈特許狀，許可大學的成立，成為一個合法的組織，大學也因這樣的特許狀獲得一些特權。
比如，大學的內部自治權確定大學作為一個法人。首先，它是作為一個整體與外界發生關係，不管與之接觸的是國家、政府還是某種外部勢力。其次，有權制定自己的章程，且這個章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有權管理內部職員，而且必要時還可強制施行，特別是當個人利益影響到團體利益時。第四，內部成員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師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地位完全平等。每個人都是大學的合法成員。
此外，中世紀大學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一是當大學師生與外界發生衝突時，各種案件由大學來審理。民事案件一般都由大學內部來審理；刑事案件只要不觸犯教會法，仍然由大學來審判。二是罷課權和遷徙權。當發生衝突時，師生可以運用“罷課”和“遷徙”這樣的武器保護自己。三是頒發教學許可證的權力。將此前主要由教會頒發教師資格的特權賦予大學，就能吸引更多生源。中世紀大學的教學許可證分為有地域限制的、一般意義上的教學許可證，以及在整個歐洲都能通用的教學許可證兩種類型。四是免稅和免役權，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的特權。
中世紀大學的很多制度後來成為現代大學的基本形式，現代大學的基本組織單位——“學院”制度在中世紀大學就已經普遍出現，一個完整的中世紀大學一般分為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和神學院四個學院。當時學生註冊、考試等制度也已經十分完備。最重要的是，中世紀大學是一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行會，是當時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社團。現代大學的傳統便是由中世紀大學演變而來的。
被稱為“近代大學之母”的柏林大學的建立，對現代大學制度完善又有了新的貢獻。現代大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在柏林大學創辦時期就已形成。在創辦之初，柏林大學放棄了仿效法國建立只承擔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功能，實用性很強的、培養專門人才的專科學校，主張建立一所完全意義上的大學。是時，創辦人威廉·洪堡提出兩條基本原則：一是統一，強調各種知識之間的價值是平等的，不存在高和低，因此大學不能辦成單科大學。這個原則解決了教學與研究的統一問題。另一個原則就是自由，就是在大學與國家的關係上有一定的自由。柏林大學是由普魯士王國撥經費資助，即由國家開辦，但洪堡保持著高度警醒，他提出：“國家不能直接希望從大學獲取它所需要的東西，只能希望等到大學實現自己的目的以後，大學才能真正為國家提供它所需要的東西。”通過強調自由原則，洪堡為柏林大學建立了“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兩條基本原則。
德國的大學，尤其是像柏林大學由此形成一個特點：大學一方面由國家設立、管理，同時又保持高度自治，德國大學雖然大多由政府舉辦，並通常向學校派遣一個官員進行監督，但大學本身卻是高度自治的，校長的權力也非常有限。比如，柏林大學校長通常是一年一選，幹得再好也不能長年連任，且校長由教授會選舉，大學校長只是一個象徵。所以，德國大學的內部事務都由大學師生自己來管理。但是，在19世紀後期德國大學對德國國家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的——它是最有成效的。
德國大學不論國立市立，行政權集中于大學的“評議會”。評議會由校長、各科學長與一部分教授組成。校長與學長由評議會選舉，一年一任。同時，在評議會之外，還有教授會。
這種大學制度後來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並在不同文化區域生根開花。由此可見，現代大學制度就是一種適合於辦大學效率較高的制度，它本是價值無涉的，誰想把大學辦好都可以用它，它是人類可共同享有的制度財富。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