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生
上月初我列席了學校一年一度的教代會，並參與學校特邀代表團討論校長工作報告（圖）。發言時我選擇了當下我國大學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高水準教授不太願意花時間參與本科學生成長教育服務話題。發言中基於我瞭解的一些“大學帽子人才主要專心做科研，不太願意承擔本科生教學任務”現象，建議學校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校規校紀，規範高水準大學教師參與本科生教育行為，並在績效考核即職稱晉升中得以體現。例如，有的大學將參與本科教學工作在教授分級評審中得以體現，帽子人才也不例外。我的意見與學校人力資源部長的大會發言中提到“教師每年要有20個日工作量與本科生交流”政策一致。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相關部門設置了一些學術人才榮譽稱號，俗稱帽子。這些學術帽子由於競爭激烈，且實行相對較為嚴格的評審機制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含金量。在我的認知裡，儘管有些社會公眾對設置這些帽子人才存的必要持有歧義，然而我還是認為帽子人才政策對於我國科技教育發展利大於弊。為此，我們簡單將大學師資中一些學術帽子人才稱為高水準教授。當然，這僅僅是從學術研究成果角度評價，而要成為一位深受大學生歡迎的高水準教授還要結合他們參與大學教育，尤其是本科生教育綜合考量。我們回顧民國時期諸多著名教授，他們“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高尚品德成為莘莘學子的學習楷模。這些高水準教授全力服務大學教育行為是一所大學高水準辦學的寶貴資源，他（她）們是大學校園內一道亮麗風景。正如網上有人提及幾位西北大學校友多年後在母校碰到上學時他們崇拜的一位高水準教授，此時教授年事已高，腋下夾著書，佝僂著腰從他們身旁走過，校友們不約而同地向教授鞠躬致敬。
大學高水準教師參與本科生教育的意義和必要性毋容置疑。大量世界知名大學的行為世範表明，一所享譽世界的大學不僅僅在於產出了多少原創科技成果，更在於培養了多少出色的人才。人們總是津津樂道那些培養了（準確說是校友中湧現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大學。現實中，我國的社會公眾對一所大學的產出成果評價複雜多元。有人在意大學產出的各種“帽子人才”，有人在意大學產出的科技獎勵，有人在意大學產出的科技成果在生產實踐中的轉化等。
然而，大學對於那些高水準教授參與本科生教育管理也存在糾結的服務心態。因為，一方面大學希望他們多花點時間參與本科生教育，包括專業課程教育和人生成長教育，目的是讓大學生享受學校知名教授資源，為他們健康成長提供幫助。然而，另一方面，我國大學的聲譽主要依賴于科技成果，這正是需要哪些高水準教授在科學研究方面夜以繼日地付出，為大學在各種排行榜中位於顯赫地位做貢獻。然而，人的精力與時間總是有限的，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政策約束，很容易顧此失彼，達不到雙方相對滿意的結局。
我在發言中還提到，大學高水準教師積極參與本科生成長教育將深刻影響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們常說的我國特色的985/211大學之所以受到社會公眾的青睞，主要還是那些大學中高水準教師資源相對豐富。然而，如果這些大學中高水準教師不能積極服務大學本科教育，我們的學生不能享受那些高水準教授的智慧和知識，將無法讓大學生感受“今日我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我在文章《感恩學術路上多位前輩師長，2018年8月10日科學網》中記錄了當年我在求學及學術成長過程中親身感受的多位高水準教授的人格魅力與教誨。高水準教授可以有很多介入大學本科生教育途徑和方式：新生入學座談；本科生課程教學；指導畢業設計或課餘活動；接待主動上門交流學生；聽從學院安排參與本科生組織的相關活動；及時回復學生郵件等。
有人告訴我，我國一所頂尖大學的兩位副教授去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A項目（即國家傑青），要是在其它大學，他倆應該很快晉升教授。然而，當這兩位獲得國家基金青A專案的副教授將申請教授材料遞交學校相關部門時，相關部門並沒有將材料提交學校職稱委員會討論，而是直接拒絕了他倆申請教授職稱的請求。原因非常簡單，他們兩人的本科教學工作量不夠。這所學校在職稱晉升中的舉措值得讚賞，大學旗幟鮮明地要求我們高水準教師需要積極承擔大學本科教學工作，才能在職稱晉升中擁有更多的優勢。
我曾經在博文《大學教師為什麼要做科學研究？2019年4月16日科學網》中提到：第1，大學教師的科學研究經歷與成果是成就一個大學知名教授的物質基礎與服務學生的資本，是大學生課堂外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品質大學教育的保證。第2，大學教師從事科學研究的“風範”對於塑造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具有重要“行為世范”意義。第3，大學教師依據自己的科學研究經歷與成果在教學中針對相關概念旁徵博引，提升課程教學品質。第4，科學研究過程有利於教師改進課程教學的思維方法，優化課程教學內容結構，提高教學品質。第5，大學是產生重大科技成果的主要陣地，大學教師是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顯然，前面4點體現了一個高水準教授的基本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