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捕撈資料“失真”引發學者爭議
全世界捕撈了多少魚？它們涉及哪些種類？如何改變才能確保漁業可持續發展和避免破壞海洋環境？
摩洛哥的臨近海岸，木制小漁船駛向大海捕捉魷魚。在大西洋的另一端，馬力強勁的遊艇快速離開巴哈馬群島首都拿索，船上搭載著希望尋找巨大海豚魚、刺鮁和槍魚的觀光者。
但至少在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的漁業捕撈官方資料中，這些捕撈管道並不存在。全球資料庫——世界漁業和水產業（SOFIA），通常被認為是海洋食物資源資訊的“聖經”。SOFIA包含的資訊僅僅是各國提供給FAO的資料，但這些資料品質參差不齊，而且通常會忽略漁業現狀和非法捕撈等。
Daniel Pauly沉溺於尋找那些被遺漏的漁船和它們從海洋裡捕撈的數不清的食物。這位語調溫和但言辭犀利的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海洋生物學家一直致力於將這些資料公之於眾。在毀譽參半的漫長職業生涯中，他為自己設置了艱巨的任務目標，即找出他所謂的世界漁業的“真正捕撈情況”。他希望相關資料能夠説明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控制資源和為居民提供食物。
現在，他正走向任務的頂點。在今年年底，Pauly團隊將出版所有資料的全球圖集，計畫首次揭示出該研究預計的世界漁業的真實年產量。之前發表的出版物揭示，相關數字至少比發達國家提供給FAO的數字高50%，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更高。Pauly表示，這些資料描繪了海洋現狀的暗淡前景。
儘管FAO的官方數字建議，近年來海洋捕獲物的數量已經趨於穩定，但Pauly的工作揭示，全球海洋捕撈量在下降。相關討論並非僅局限於學術層面。Pauly表示，捕撈物的下降將意味著一些國家的漁業存在過度捕撈問題。“這是最可怕的部分。”
偵察實際捕撈量
從小生活在內陸國家瑞士的Pauly似乎沒有理由花費畢生精力研究海洋問題。但在大學期間，他就開始研究漁業科學，並希望能到發展中國家工作。
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後，他來到亞洲，從事漁場管理方面的工作。1999年，Pauly奔赴北美洲西海岸，擔任“我們周圍的海洋”項目主管，該專案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皮尤環境組織聯合發起，致力於研究漁業及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Pauly負責了該專案的建立、領導和發展工作，專案具體圍繞一系列問題展開：全世界捕撈了多少魚？它們涉及哪些種類？如何改變才能確保漁業可持續發展和避免破壞海洋環境？“根本問題是，全世界實際捕撈量是多少。”Pauly說。
起初，Pauly在很大程度上依賴FAO的數字。“我多年分析FAO的數字，而且我認為它們像你能獲得的所有數字——它們有起伏，而且最終能平衡。”他說。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關注資料間的細微差別，Pauly意識到自己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我注意到這不是例外而是規則，這讓我感到擔憂。”他將自己清醒認識FAO資料的過程描述為“失戀”的過程。
Pauly表示，問題歸結為這樣一個事實：“當人們不知道時，他們會寫上0。”而且，漁業部門報告稱沒有捕捉一些特殊物種，或者不存在小規模的自給性捕撈（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捕魚）。“但這些反映不確定性的溫和的0變成了‘冷酷’的0。”
這讓他意識到下一個現實，有人需要肩負重大責任以修正該問題，並且“由上而下再造該領域的統計資料”。
1998年，Pauly寫文章建議開展該工作的一個方法。他提議研究人員通過檢索舊的政府檔、港務監督記錄、航空照片、漁民訪談和已出版的科學報告，修改捕撈資料。
Pauly表示，該方法依賴這樣一個共識：漁業是一個社會行為。漁業影響著購買海產品的餐廳和市場以及相關船隻建造和燃料供應者。“不可能存在一個漁場，但沒有相關資料。”他說。
填補鴻溝
在過去，FAO和“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所得出的資料之間存在巨大差異。Pauly表示，近年來，兩個資料集在不斷接近。相關資料修改工作由“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的Dyhia Belhabib牽頭，其工作主要沿西非海岸進行。
Belhabib預計，在過去40年裡，塞內加爾的實際捕撈量比官方資料高4倍。不過，在過去10年間，這一差距在縮減。她的分析還顯示，近年來，非法的、未受管理和報告的捕魚從塞內加爾的水域獲得了價值3億美元的魚產品。“我們不希望它真有這麼多，我想塞內加爾應該進行更好的監控。”
有跡象表明“我們周圍的海洋”項目正在產生影響。2014年，塞內加爾漁業部查封了一艘俄羅斯漁船，並指控其在塞內加爾水域非法捕撈。該國政府最後成功從船主那裡獲得超過100萬美元的罰款。在隨後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該部門引用了“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的資料。
Belhabib表示，兩年前，人們“可能說我們是局外人，是‘害群之馬’”。但在與西非政府合作過後，她說：“我認為這出現了變化。”
目前，“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與大西洋沿岸非洲國家漁業合作聯盟部長級會議達成了協議。目標之一是説明非洲國家發展自己的捕撈資料重建能力，同時也呼籲成員國在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自己的資料。
但並非所有人對該工作都如此積極。來自法國和塞內加爾的一組研究人員質疑了Belhabib分析使用的許多假設。該研究小組認為“我們周圍的海洋”項目忽視了各種類型的漁業間存在的重要不同。作者推斷稱，相關重建工作產生了過高的評估結論，“可能會帶來不適當的管理建議”。
捕撈衝突
對於這項工作，Pauly收到了大量褒獎，但也樹敵頗多。他對海洋保護問題直言不諱，並喜歡對那些控制全球大量漁業生產的跨國公司指指點點。
Pauly尋找發展中國家真實捕撈量的部分動機是説明這些國家控制自己的資源。他表示，大量批評來自那些認為他倒向了非政府環保組織懷抱的人。Pauly對魚類種群數量下降的尖銳批評也讓他身陷尖銳的鬥爭中，尤其是與美國華盛頓大學Ray Hilborn的論戰。作為世界漁業研究領軍人物之一，Hilborn完全不相信“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得出的資料。“他們只是使用了某人的意見。我認為他們只是在風中撒尿。”
華盛頓大學的另一位漁業科學家Trevor Branch則更加樂觀。他表示，捕撈資料是“至關重要的”，Pauly等人的重建工作“非常有價值”。但Branch還認為，在缺乏一個給定海洋物種豐度資訊的情況下，不能只使用捕撈資料評估漁業現狀。
但Pauly認為，捕撈資料是許多魚類的唯一消息來源。實際豐度數據的收集價格昂貴且耗費時間，因此捕撈資料不得不用來評估某些物種的現狀。
這一爭論分裂了漁業界。但沒有人能否認Pauly的影響。加拿大戴爾豪斯大學漁業研究者Boris Worm是為數不多的與Hilborn和“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成員都合作發表過論文的人之一。他使用“我們周圍的海洋”專案和其他來源的資料估算了全球鯊魚的死亡率，結果顯示，全球鯊魚捕撈量是FAO記錄的3~4倍。
儘管存在爭議，Pauly似乎並不苦惱。實際上，他的態度讓人們覺得似乎沒有什麼能折磨他。他的生活讓他走遍全世界，並讓他確定自己在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