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統計博士談博士生延期畢業的討論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大學校長呂建指出，我國博士按期畢業率比較低，2012年時40%的人無法按期畢業，目前這個比例可能達到了65%。從年限上來看，三年博士最長八年畢不了業。 因此他建議，要有科學合理的分流機制，“讓適合的人讀下去，為國家作出更多的貢獻”。而對於“研究生分流”的說法，教育部於今年2月26日發佈的《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中已有提及。 那麼，不能按時畢業的博士生群體是否如呂建所說正在日益擴大？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博士生延期？這一現象是否普遍？應該如何理性看待？ 就此，本報採訪相關博士生、中外高校教師以及教育學者，並聯手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重慶大學小強傳播團隊，形成本版專題報導與4版資料新聞，對上述諸多問題進行全面而立體的展現，以期讓讀者能對博士生延期狀況與博士生培養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本報記者 溫才妃 袁一雪 見習記者 許悅 事實上，博士培養設年限，對於建設學習型社會並沒有幫助。延期是一個傳統觀念，怎樣讓博士培養富有開放性、終身性，才是人們要考慮的問題。 如果有終身教育的理念，就不應在博士生培養的年限、資歷上設過多門檻，尤其對於公立高校，更沒有這樣做的理由。 讀博士，你準備好了嗎 1月31日淩晨，某大學一位28歲的博士生從學校宿舍出走後失聯。2月14日，他的遺體在附近一座水庫的蘆葦蕩內被發現並打撈上岸。因為法醫未在其身上檢查出傷痕，所以警方判斷其大概率為自殺。 在出事之前不久，這位博士生因為博士論文未通過，延期畢業一年。按照規定，延期後，學校將不再繼續提供宿舍。其父親曾詢問他是否還願意繼續讀書，這位博士生給父親的回答是，希望繼續，但缺乏方向。 這位博士生的父親也曾就延期一事聯繫兒子的導師進行懇談，其導師表示他兒子很聰明，只需要再努努力，應該很快就能畢業了。只是沒人想到，最終等來的不是他畢業的消息。 延期帶給博士生的壓力不是個例，在某高校的論壇上，一名延期博士生也發文吐露延期的尷尬，首先是實驗、畢業等帶來的內在壓力，其次是學校對延期博士生不下撥培養經費、不提供住宿和公費醫療的規定帶給他的外在壓力。這名學生在論壇中寫道：“我知道三年能順利畢業的博士生大概只有1/3（也許不到），也就是說，我是那剩餘的2/3裡面普通的一員。”在延期期間，一次突發的腎結石讓他意識到，沒有公費醫療和醫保的支持，看病竟如此昂貴，令他感歎延期博士生“傷不起”。 雖然有人無法接受延期的事實，但博士生延期屬於普遍現象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我身邊的同學大約有三成能夠如期畢業。”一位心理學在讀博士告訴《中國科學報》。她同時對延期原因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讀博本身具有挑戰性，而自身能否獲得支援、個人能力、和導師的關係等都有可能導致博士生延期畢業”。 一篇發表在2011年名為《博士延期畢業的主要原因探究及應對措施》的論文中，作者分析了國內博士生延期的原因，將其分為主動因素和被動因素兩類，兩類中又包括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其中主動又合理的因素是學生對自己的高標準嚴要求，比如為了獲得高標準的學術成果，會主動提出延期畢業，當然導師也非常願意為學生提供相應的條件；而主動不合理的因素為學生學習主動性不足、頻繁更改研究方向和獨立科研能力不足。被動合理的因素則包括導師、學校要求較高，某些研究領域的特殊性影響了就讀時間，以及健康和出國等原因；被動不合理因素也與導師相關，包括某些導師能力不足，為獲得連續穩定的科研成果而限制學生投稿，以及無關課題佔用學生研究時間。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馬榮華所帶的博士生中，目前就有兩位博士生申請延期，其中一位已經畢業拿到了博士學位。究其原因，一位因為在國外高校研究所學習了一年，另一位則因為有一篇比較重要的論文還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所以主動提出延期半年的要求。“博士生不畢業，做實驗和發表論文等費用都可以從導師那裡報銷，但是畢業後就沒有這些待遇。”馬榮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解釋說。他同時表示，因為學科原因導致延期的情況也有，但不多，“我們這個領域肯定包括野外工作，但是野外工作一般會提前進行，而且大部分課題組都有研究基礎，不會完全從零開始”。 同樣需要進行野外作業的某校碩士生馬驍也有讀博士的打算，目前正從事人類演化及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他坦言，身邊已經兩三年沒有博士生能夠準時畢業了。“博士生延期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了，主要因為畢業後研究所和高校留給年輕人進行研究的位置在減少，所以更多人希望在博士期間做更多的工作。” 博士生延期的路上，中國並不孤單 “博士”，在別人眼中與高學歷、高薪酬掛鉤，但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人眼中則意味著漫長的時間與精力的付出，意味著在論文撰寫中的掙紮。因此，延期畢業也屢見不鮮，其中的艱辛苦楚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明瞭。那麼，國外高校中的博士生們是否也如此？延期畢業的現象又是否普遍存在於國外高校？ “如果到十月份我的文章還沒被接受，教授也不想為我開綠燈的話，那麼，我就要延期畢業了。”在日本某高校攻讀眼科博士學位的劉野告訴《中國科學報》，之前自己的一位同樣在日本讀博士的朋友，就因為文章發表數不夠，沒有達到畢業標準，不得不延期了半年。而另一位“同病相憐”的朋友，雖然足夠勤奮，但由於自身學習的學科和畢業論文撰寫艱難的問題，已經延期了兩年之久。 劉野發現，身邊的文科博士生更容易出現延期畢業的情況，最多的延期了四年才畢業。可見，在日本高校中，博士生延期的現象也是同樣存在的。 2013年度“北大研究”重大課題“北京大學博士生延期畢業成因與管理機制改革研究”成果之一《日本延期博士生培養管理機制對我國的啟示》一文中曾指出，日本高校博士生延期普遍，其中人文、社會專業延期情況最為嚴重。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的資料顯示，2008年，日本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中發生延期的比例達到46.7%，人文、社會專業延期比例高達84.9%和68.2%。 瞭解完我們的近鄰，放眼遠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國高校，情況則有所不同。 “美國的研究型高校，不為博士生設置固定的畢業期限，因為每個學生具體專業不同、論文選題類型不同、研究方法不同、所需工作量不同，而且學生個人的經濟情況、時間安排也不同，研究生院對於學生的畢業年限有很大的彈性。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延期畢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說，他曾在美國布朗大學求學，在那裡，博士生的求學時間主要由學生自身情況、論文的方向與性質、工作量等因素決定，學校並未規定具體期限。 他解釋道，與中國高校不同，美國大學的博士生培養沒有固定學制，論文何時達到了要求，導師組就何時安排學生答辯。美國大學不要求博士生住在學校宿舍，只有少數宿舍供博士生申請，大學一般不提供獎學金。學生靠家庭資助、申請基金會資助或者打工來完成學業，因此導師和學生只能比較靈活地安排答辯和畢業時間，以符合每個學生自身的實際情況。 此外，在美國高校，放棄或難以完成學業的博士生比例很高，放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為導師轉校、退休難以選擇新的導師而放棄，有的是在論文寫作方面與導師發生衝突無法協調而放棄，有的是論文寫作過程中出現未曾預料的問題，如資料品質完全不可用等，無法達到最初的預期，知難而退。社會對這類情況也表示理解。 “在目前國內過於重視學位、學歷的大環境下，博士生完不成答辯、拿不到學位，不論是同學還是親友，甚至其自身都會認為這是一種失敗，並打上這樣的負面烙印。同時，延期或肄業的博士生，對於導師、所在院系、學校評估都會造成負面影響，給學生和導師都造成很大壓力。”馬戎說，這樣僵化的博士培養制度也給學校帶來了提供宿舍、獎學金、控制學制的沉重負擔。 在加拿大高校中，情況又與美國高校不同。在大多數加拿大高校，攻讀博士學位通常學制預設為4年，但事實上，很多學生會花費5年，甚至更多年來完成學業。一些博士生專案不會提供延期年限中的費用支援，學生需自己負擔超出年限的學費來完成學業。 最後，再來看英國高校。英國高校博士體制與我國相比要更加多元化，可分為傳統博士學位、專業博士學位、新制博士學位等。不同類型的博士，其培養模式、結業要求等也各不相同。比如英國的大部分專業博士，其學制為非全日制，通常為兩年，允許學生兼顧工作，將教學與實踐融合。新制博士則融合了研究、教學式課程和專業技能訓練，通常在四年內可以拿到學位。 眾所周知，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高校博士生的學制較短，大多數博士生在3~4年內就能夠完成學業，因此也受到很多留學生的青睞。但也有在英國留學的學生表示，有些專業（比如電腦、法學等）根據研究內容的難度、課題論文完成度等，也會導致延期畢業的現象出現，使得學生畢業時間延長至5年，特殊案例中也有延期至7年畢業的情況。 延期背後如何“破冰” 由於博士延期越來越呈現普遍性，使得我們不得不追問這樣兩個問題——延期的原因有很多，是什麼為延期埋下了伏筆？博士培養真的有設年限的必要嗎？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對於延期博士生，要從學業角度認識問題所在”。 他指出，如今大學在校生以“90後”“00後”居多，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從小習慣於套用中小學的方式上大學，能力與素質難以達到學術人才的基本要求，這給之後的學業危機埋下了一系列伏筆。因此，博士招生在入口處就要從嚴把關。然而，很多高校都有拼博士點的動力，導師也有評博導的動力，多方面因素促成了一些高校因利益捨棄品質，一味擴充數量造成低水準培養。 “這反映的是管理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儲朝暉解釋，西方國家並不管理博士學位，博士品質直接與高校聲譽掛鉤。我國雖然名為高校招收博士生，但實質是政府管理下的招生。高校類似招生代理人，如何把握畢業標準，需要政府反復發檔、提要求。 這不禁讓人心生疑竇，辦學主體究竟是誰？是誰在要求博士生培養品質？如果政府要求博士生培養品質，那麼政府是否對每個專業都瞭解？怎樣才能制定一個萬能的品質標準？“顯然，這超出了政府的控制範圍。”儲朝暉說。 事實上，對於博士培養品質，一些高校並沒有做到真正上心。由於入口有學位辦發“執照”，出口有政府“兜底”，擴大規模導致的品質下降，並沒有真正影響它們繼續招生、頒發學位。 對此，儲朝暉建議，博士培養應真正下放給有把關能力的高校，交給高校、教師自身去定奪，只有他們真正成為主體、有決定權，培養品質直接與高校聲譽、導師聲譽掛鉤，才能解決博士培養的品質問題。“學位辦至多管理一些地方高校博士，在目前的情況下，部分地方高校尚無把關品質的能力。” 管理體制帶來的問題還體現在中斷的學業上。我國博士培養通常是在一所高校“一學到底”，於是便出現博士“有條件學好就學好，沒條件學好就拉倒”的現象，導致培養品質參差不齊。“學業中斷的博士，之前的學分不僅應該認可，而且應該鼓勵他們跨高校、跨國學習，對其學分予以認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對《中國科學報》說，“學分銀行”的思路目前在社會教育領域已逐漸打通，在政府管理下的正規教育領域卻受到阻礙。 “事實上，博士培養設年限，對於建設學習型社會並沒有幫助。”程方平指出，延期是一個傳統觀念，怎樣讓博士培養富有開放性、終身性，才是人們要考慮的問題。 他舉例，中國古時有80歲考取秀才、進士者，國外有三代同堂同時獲得學位者，甚至外籍老年人士在我國高校讀博，超出6年，依然能拿到學位。而對本國博士生，年限最多6年，一些博士生僅30多歲就不給機會了。“在教育交流上允許開放，卻對本國博士強調嚴格，其實都是形式主義的表現，背後並沒有站得住的理由。理應按真實水準，才能讓公眾服氣。” “一方面我們要注重培養品質，另一方面還要給更多人機會。但如今，一些政策的出臺多是從高校、教師角度出發，從學生角度考慮得過少。政府、高校在要求品質的同時，缺少必要的保障條件。”程方平說，那些因在職或特殊情況（生病、出國等）所致的延期畢業博士生，在校3年後不提供補助、宿舍，卻同時面臨沒工作、延期等情況。對此，高校可以酌情給予一定的扶持，畢竟這部分人數量不多，扶持他們的同時，可以對其學業提出更高的要求，幫助他們專心完成論文。 “如果有終身教育的理念，就不應在年限、資歷上設過多門檻，尤其對於公立高校，更沒有這樣做的理由。”程方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