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它嵌入關係網絡和共用的意義建構中時，才能獲得真正的力量。   數千年來，好奇心主要被描述為個體獲取資訊的內在驅動力。無論是聖奧古斯丁的"體驗的欲望"、約翰·洛克的"求知欲"、西格蒙德·佛洛德的"窺視衝動"，還是漢斯-格奧爾格·沃斯的"探索動機"，西方思想傳統中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基本上都是在個體生命、其動力及其感受的層面來理解好奇心的。 然而在古代和中世紀，這種個體性的表達也同樣備受質疑。好奇心被視為一種對新奇或禁忌資訊的無意義的興趣。好奇者被認為會伸手去觸及那些本不屬於他們範疇的、隱藏而秘密的東西，從而將自己孤立於精神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 羅馬散文家普魯塔克和基督教主教奥古斯丁的論述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在普魯塔克看來，好奇之人——用他的術語說叫"多管閒事者"——是個怪人，一個孤僻的傢伙，還有點像愛竊聽的蠼螋。多管閒事者的好奇心表現為"求知的欲望"和"探究"真正新奇事物的"熱情"。他們擠進集市、市場和港口，問："有什麼新聞嗎？"多管閒事者追尋那些蛆蟲般的謎團，絲毫不顧及自己或他人。他們拋棄自己的利益，讓自己的靈魂陷於骯髒污穢之中，危及友誼，摧毀社會紐帶。 因此，作為對這種好奇心"疾病"的解藥，普魯塔克推薦了一套苦修實踐，包括收到信後不即刻拆閱、不結婚、聽到遠處有戲劇演出動靜時就朝反方向走。他要傳遞發資訊很簡單：放棄追尋那一條秘密，也就是細節中的魔鬼。 在《聖經》中，好奇之人在很多方面被視同罪人。《創世記》開篇就是一個關於創造和好奇心的故事。史上第一個女人夏娃想要吃那棵被禁止接近的樹上的果子，那棵樹代表著她和亞當被禁止獲取的知識。由於好奇地想知道什麼是善惡，她吃了——也就是說，她伸手、抓住、拉扯、獲取、吞食、消耗——那棵禁樹上的一個果子，於是她的眼睛就明亮了。由於她的罪過，整個人類隱喻性地被定罪為要像蛇一樣用肚子爬行，追求世俗而非精神之物。 所謂好奇者，被認為是這樣的人，他們會伸手觸及那些隱藏而秘密的、超出其正當許可權的東西。 雖然好奇心的過度個體化特徵及其對孤立細節的興趣在古代和中世紀是最令人擔憂的，但正是這些同樣的特質，在近代早期——當科學和哲學探究為工業革命奠定舞臺時——卻成了好奇心最有力的褒獎。 勒內·笛卡爾將好奇心定義為"理解的欲望"。約翰·洛克將其視為"求知欲"。大衛·休謨將好奇心定位為"對真理的熱愛"。於是，本著法蘭西斯·培根的精神，由獨立的求知者所實踐的現代好奇心，為了求知本身而去追求令人驚訝的資訊，這一過程最終有利於社會效用的事業。換句話說，那些獨特的、令人好奇的物件激發了追求新奇的個體去獲取知識，而這些知識最終將對社會有用。 將好奇心視為驅動個體為了造福社會而去發現新事物的東西，這種認識至今依然存在。但是，請想像一種更具社會性和實踐性的好奇心，而不是個體性的、智識性的和獲取性的。想像一種好奇心，它不那麼追求"知道"，而更追求建立聯繫、構建星群、尋找關聯、追蹤線索，在求知者、認識方法和知識之間的網狀關係網絡中運作。 這至少是一個有趣的建議，但這樣的概念有歷史先例嗎？簡而言之，有的。 蜜雪兒·福柯是20世紀關於權力——尤其是抵抗既定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權力——的思想家。…… 最終，鑒於"現存的東西遠未填滿所有可能的空間"，生成更多的資訊管道會為抵抗和重新配置創造更多的機會。有了更多的布料，才能有更多的編織。 福柯式的假設——資訊網路預先決定了思考、行動和存在的方式——在原住民哲學中有著古老、豐富且依然強勁的先例。基於"萬物相連"的智慧，原住民哲學將廣闊而複雜的關係網路系統置於前臺。西方哲學，尤其是啟蒙運動之後的西方哲學，通常強調求知者與已知事物之個體節點，而原住民哲學則一直致力於思考邊緣，或者說"邊緣工作"。（英語中，“70%”是名詞，而波塔瓦托米語中70%是動詞，這並非無關緊要。或者說，西方殖民者將土地視為私有財產和商品資本，而土著民族則將土地理解為更大的饋贈經濟中的一種連接物。）"零碎"與"渾然一體"之間的精神差異，再明顯不過了。      在原住民的本體-認識論中，一個人總是在與其他求知者的親密關係中逐漸認識事物，這些求知者不僅包括社群成員，還包括地球本身的所有組成部分。在《編結甜草》中，波塔瓦托米族植物學家羅賓·沃爾·基默爾講述了她自己作為土著人的好奇心。在"一盒盒種子和一疊疊壓緊的葉子"的包圍中長大，她知道是植物選擇了她。上大學時她宣佈主修植物學，很快學會了囤積分類學名稱和功能事實，與此同時卻逐漸廢棄了自己關注能量關係的能力。直到她重新點燃與原住民社群——特別是原住民科學家——的聯繫時，她才記起"親密關係給了我們一種不同的觀看方式"。現在，她的學術研究和公眾推廣工作都致力於弘揚這一縷科學與社會的智慧。 原住民哲學最獨特之處或許在於其將關係性宇宙觀與關係性認識論交織在一起。這一世界觀的核心是"在任何一物之中都有世界的永恆彙聚"，卡爾·米卡寫道，以至於"一個事物從不是孤獨的，所有事物都在積極地建構和組成它"。從這種深層整體論的視角來看，談論對任何一個事物的認知"用處甚微"。因此，知識不是命題性的，而是程式性的；它不那麼關心"知道什麼"，而更關心"知道如何"。這種知識的智慧更注重"分享"而不是"陳述"。 為此，思考近代早期歷史中一個不太知名的人物的貢獻是有幫助的：奧勞斯·沃爾米烏斯（Olaus Wormius）。作為17世紀的丹麥醫生、探險家和博物學家，沃爾米烏斯遊歷全球，收集——不如說是獲取——了無數的文物寶藏。這兒一個龜殼，那兒一隻犰狳和麋鹿角，來自一個村莊的披巾，另一個村莊的盔甲。從錢幣、化石到原創藝術品和土著器物，他把一切都帶回了哥本哈根。在那裡，他建立了著名的"沃爾米烏斯博物館"——一個在17世紀幾乎無可匹敵的珍品（curiosities ）陳列櫃，從而廣泛地分享了他的見解。 人們很容易把"奧勒·沃爾姆"（Ole Worm，Olaus Wormius的昵稱）看作一個孤獨的 curiosus（好奇者），把他的收藏看作一堆奇珍異品。但每一件物品都是從關係網絡、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中抽取出來的，在這些網路中，它們既扮演著物質角色，也扮演著象徵角色。這些奇珍異品不僅有深刻的邊緣性，而且奧勒·沃爾姆本人的好奇心也是殖民機器中的一個齒輪，他的興趣就像是帝國博物學的無數臂膀和腿腳。好奇心和奇珍異品實際上從來都不是孤獨的。奧勒·沃爾姆本人也並非隱士。他經常由他的妻子桃樂西（她發明了"切線"一詞）和他的寵物大海雀（一種類似企鵝的鳥）陪伴，他是那種在1654-1657年瘟疫爆發期間也留在哥本哈根照顧病人的人——即使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從兒童故事到成人科幻小說，英國文學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直覺：事實上，整個世界都是由串聯在一起的。只要我們願意承認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像《公主與妖精》中的愛琳那樣，在手指和拇指之間放一根線，然後走入世界，無論這根線通向何方都跟隨它，最終找到存在、真理和歸屬感的密碼。或者像《換子》中的馬克那樣，我們可以拉動懸掛在我們世界中的那些長短不一、顏色各異的線，從它們那裡獲得不同種類的力量，仿佛事物相互連接的方式就是宇宙能量和洞察力的源泉。作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說的藝術》中令人難忘地寫道："經驗從未受限，也從未完整；它是一種巨大的感受性，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由最纖細的絲線織成。" 像好奇心一樣，虛構作品的工作——或者說通過經驗構建意義的工作——是一種穿針引線的工作。如何跟隨線索？又憑藉什麼力量將這些線索來回編織，以織出好奇人生之布？邊緣工作（edgework）邀請我們提出這些問題，個體性的知識獲取是永遠提不出這樣的問題的。   佩里·祖恩是美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達尼·S·巴塞特是即將卸任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工程學J·彼得·斯基卡尼奇教授，即將就任耶魯大學吳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