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倍化（全基因組加倍）是被子植物物種形成與演化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該現象在被子植物演化歷史中普遍存在。多倍體植物通常表現出更高的基因組多樣性、更廣的表型變異範圍及雜種優勢效應，使其在乾旱、高寒等惡劣生境中具備更強的生存優勢。全球重要的糧食作物小麥，就是一個複雜多倍化的產物。大約在1萬年前，二倍體的一粒小麥（AA）與山羊草（BB）“邂逅”產生了雜交小麥（AB）, 雜交的小麥經過自然加倍形成了異源四倍體的二粒小麥（AABB）。異源四倍體的小麥又一次與節節草（DD）雜交形成了不育的ABD後代，這個不育的後代經過染色體自然加倍形成了異源六倍體的普通小麥（AABBDD）。
多倍化一直是植物學研究的熱點之一，許多基因組學研究都提及物種在形成或演變過程中存在古多倍化過程，但目前一直缺乏被子植物古多倍化的直接證據。作為古植物研究者，我們一直在想能否從植物化石中尋找多倍化的證據。在現代植物中檢測多倍化，主要通過染色體分析、測量基因組大小等細胞學與分子方法，這對於古植物學來說顯然行不通。然而，古生物的研究自有一套研究方法，即通過化石的一些性狀、特徵與生命過程或氣候要素的相關性，從中獲取生命過程和氣候要素的資訊，這種方法稱為尋找替代指標（proxy）。比如基於植物氣孔指數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相關性，就可以通過分析植物化石的氣孔指數重建古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研究發現植物群落中全緣葉和具齒葉的比例與年均溫呈線性關係，只要知道植物群中全緣葉和具齒葉的比例，就可以推算出該植物群所處時期的古年均溫。我的學生胡瑾瑾博士，一直研究櫟屬植物氣孔指數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相關性。她通過人工氣候室控制實驗、海拔梯度樣品採集、1930-2011年間歷史臘葉標本採集這三種獨立材料開展研究，發現青岡的氣孔頻度（含氣孔指數）與大氣二氧化碳分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此基礎上，她將海拔梯度樣品和歷史標本樣品合併，建立了青岡氣孔指數與大氣二氧化碳分壓的關係式：SI =-0.32pCO₂+ 22.93(R²= 0.645)，並將這種相關性用於古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重建。櫟屬青岡組植物化石在新生代中後期有廣泛而豐富的記錄，青岡有望成為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維管植物新替代指標。
2018年，在青藏高原第二次綜合科學考察研究中，我們考察了著名的西藏南木林的剖面（中中新世，~15 Ma）（圖2）。這一剖面產出了豐富的植物化石，早期文獻記載，南木林植物群以產樺木科化石為主，兼有高山櫟化石（圖3）。在採集化石的過程中，我發現樺木科的植物化石和高山櫟的化石並不是產自同一個層位，高山櫟的化石在產樺木科化石層位的上部，兩者相距大約有30多米，在產高山櫟化石那個層位，根本找不到樺木科的化石（圖4）。一邊挖化石，我一邊在想，這種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許是南木林對面的喜馬拉雅山脈進一步抬升，引發了相應的環境效應，在南木林地區出現了乾旱環境，使得樺木科植物不適應乾旱環境而消失，而高山櫟憑藉自身保水抗旱的生理特徵，在樺木科植物消失後仍存活於此。突然一個念頭在我的腦海中閃現，除了高山櫟的保水抗旱的生理特徵外，會不會是高山櫟發生了多倍化的原因呢？已有多項研究證實多倍化的植物通常適應性更強：南京農業大學在PNAS上的研究顯示，四倍體水稻相比二倍體水稻在鹽脅迫環境中有更強的存活能力；還有研究從基因組加倍、遺傳多樣性等多方面解析了多倍體增強植物對乾旱、鹽分等非生物脅迫耐受性的機理；甚至在北極地區，73%的植物是多倍體，足見多倍體植物對極端環境的適應優勢。怎麼樣能證明1500萬年前的植物產生了多倍化呢？之前閱讀文獻，我知道多倍體的植物氣孔比二倍體的植物要大，已有研究顯示，多倍體巴西橡膠樹的氣孔長、寬度比其二倍體植株大10%，大麥小孢子再生植株的氣孔保衛細胞長度也會隨倍性增加而增長，而且多倍體植物染色體加倍會顯著導致氣孔保衛細胞增大。采自南木林的化石都有角質層，是有可能測量氣孔大小的，明白了這一點以後，我非常興奮。
回到實驗室後，我找到胡瑾瑾博士，和她分享了我的想法，正好當時一篇關於氣孔在古生態學上的應用的綜述也有相關論述。小胡一直在做高山櫟氣孔指數和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相關性的研究，掌握著大量高山櫟的氣孔相關資料，由她來做這項研究最為合適。
她對南木林的高山櫟化石，以及產自雲南渾水塘、慶福村、鶴慶紅園（晚上新世，3.6–2.58 Ma）的高山櫟化石進行了角質層分析（圖4）。結果表明，南木林高山櫟化石氣孔尺寸顯著大於其他幾個地點的化石，也顯著大於最近現生親緣種，而現代高山櫟組植物都是二倍體。這個發現初步驗證了我們的假設，要最終證實這一猜想，還需進一步開展研究。由於植物氣孔大小與基因組大小呈顯著正相關，葉化石的氣孔大小可作為估測基因組大小的有效替代指標。目前學界對不同生活型被子植物功能性狀與基因組大小的關係已有相關研究，但仍缺乏廣泛而統一的認識。我們針對42種種子植物開展氣孔大小與基因組大小的相關性分析，又整合已發表的139種被子植物的資料，完善了氣孔大小與基因組大小的正相關關係曲線（圖5），進而利用上述4個植物群的高山櫟組化石氣孔大小估算其古基因組大小。結果顯示，西藏南木林化石的基因組大小遠高於雲南上新世3個植物群的化石以及現生高山櫟組植物（二倍體）的基因組大小（圖6b），其比值落在四倍體與二倍體基因組大小比率的範圍內。也就是說中中新世產自南木林的高山櫟可能是一個四倍體，由於多倍體高山櫟具備更強的抗旱、抗寒能力，在其生長地（拉薩地塊）的環境變化後，比以樺木科為主的落葉闊葉林在青藏高原存續的時間更長。我們的假設得到了證實。
獲得這一理想結果後，我們便著手撰寫論文。論文寫好後，首先投到了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不久便收到了回復。稿子沒有送審就被拒了，編輯說：The existence of a polyploid oak fossil is interesting and worth publishing, but it is not of broad interest to the PNAS readership（櫟屬存在古多倍化這一發現頗具研究價值，值得發表，但它對PNAS的讀者群體而言缺乏廣泛吸引力）。我認為我們的創新點是首次在被子植物化石中證實了古多倍化的存在，編輯沒有認識到我們的創新點，這或許正是作者與編輯之間的認知差異所在。
我們沒有氣餒，又把稿子投給了植物學的專業期刊New Phytologist，很快稿子就送審了——至少編輯認為這是一項有價值、有創新性的工作。New Phytologist在行業細分領域學術影響力大、專業認可度高，向來對原創文章的創新性有著很高的要求。大約3個月後，我們收到了審稿意見。兩個審稿人一致認為論文有創新，有潛力，第一個審稿人是我們的小同行，他指出了一些統計學層面的問題，還提出了一個令我們難以回應的問題，他說需要有更古老的二倍體化石來證實中中新世南木林化石發生古多倍化的可靠性，雖然審稿人也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I think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paleopolyploidy the authors would need to show differences in GCL in fossils older than the Miocene deposits. Whilst I recognise that, this might be challenging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stratigraphic record）。第二位審稿人，顯然是做現代植物的，他/她主要是不認可多倍體更能夠適應極端環境的的觀點。不用說出，稿子被拒了。
我們仍然沒有灰心，繼續按照審稿人的意見，完善了統計學的方法，對於多倍化適應乾旱的情況進行了說明，給了更多的案例，又把稿子投給了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隨後也收到兩位審稿人的意見，其中一位和New Phytologist 的審稿人是同一位，因為他寫的第一句話和New Phytologist評審意見的第一句話完全一致，而且他仍然堅持要我們呈現更古老的高山櫟化石氣孔資料。第二個審稿人，看到了我們工作更多的創新，他/她認為我們的工作是首個在櫟屬中通過測量保衛細胞結合流式細胞術，沿海拔梯度探究種群水準細胞型變異的研究（This study appears to be the first study in the oaks to look for population level cytotype variation using measurements of guard cells and flow cytometry across an elevational gradient），但他/她希望我們補充更多的櫟屬植物此類資料。不過補充這類資料顯然不是我們這項工作的重點，稿子又被拒了。
這一次我們感到非常失望，第一個審稿人是我們的小同行，我們的稿子無論投到哪個期刊，大概率他都會是審稿人，他都要我們呈現更早的高山櫟化石的氣孔資料。尋找化石確實可望而不可即，不是努力就可以實現的，於是這項研究就被擱置了起來。
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參與青藏高原第二次綜合考察研究項目，在芒康我們發現了晚始新世的高山櫟化石，有幾塊高山櫟的化石上保存著少許的角質層，有可能獲得晚始新世高山櫟的化石資料。由於論文多次遭拒，加之對於是否能從芒康高山櫟的化石上做出角質層，並沒有十分的把握以及胡瑾瑾的工作又有了變動，我對這項研究已有些洩氣，我們沒有立刻開展這些工作。
時間又過去了幾年，彼時我雖然已經退休，但心裡還掛念這這件事情。我一輩子的研究，都有始有終，這次也不能讓這項工作爛尾。小胡的工作已安定了下來以後，我又催促她繼續這項工作。小胡對產自西藏芒康晚始新世高山櫟的角質層進行了研究，由於芒康的化石角質層稀少且保存不佳，她費了很大周折才獲得其氣孔資料。令人欣慰的是，該資料並未推翻此前的結論，而是進一步夯實了研究結論。補充了這個資料後，我們把稿子投到了古地理、古生態和古環境的專業期刊：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業內俗稱三古）。這次，我們又遇上了同一位審稿人。此次由於補充了晚始新世高山櫟的氣孔資料，這位元苛刻的審稿人對我們的稿件給出了較高評價，他稱我們憑藉可靠資料，首次基於化石證據，證實了古多倍化的存在，不僅顯著推進了從化石中重建古基因組大小的研究方法，也為被子植物中的古多倍化現象提供了罕見的證據。（This study uses the robus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uard cell length (GCL) and genome size (GS) to identify, for the first time, a possible mid-Miocene palaeopolyploid individual in Quercus sect. Heterobalanus based on fossil evidence, and further links this polyploidization event to regional aridification driven by Himalayan uplift. The manuscript addresses an important topic, presents substantial data, and applies rigorous methods. It significantly advances the approach of reconstructing ancient genome sizes from fossils and provides rare evidence for palaeopolyploidy in angiosperms），最終這項研究以“Palaeopolyploidy promoted ancient adaptation of Xizang sclerophyllous oaks to aridity and cold triggered by mountain uplift”為題在三古發表。
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認識未知世界，創新是科學研究的靈魂。那種四平八穩的論文或許更容易發表，而創新性較強的論文，獲得同行認可往往需要一個過程，其間也難免要經歷一些波折。要讓同行接受新的學術觀點，並非易事。兩次拒稿的那位同行提的要求（補充更早年代的高山櫟的氣孔資料），雖然苛刻，但不無道理，非凡的觀點，需要非凡的證據嘛。一篇稿子審稿和修改的過程，就是一個品質不斷提高的過程。做研究就不要怕修改稿子，拒稿讓人沮喪，但也未必是壞事，它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改善研究工作品質的機會。再者，搞研究的人，誰沒被拒過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