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芸 病毒與人類如影隨形，疾病與城市相伴而生。 活到今天，人類都經歷了哪些重大瘟疫事件？大瘟疫的結束與氣候變化相關程度如何？中醫對瘟疫的防治有什麼成功經驗？歷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會給此次疫情提供經驗借鑒？ 你關心的有關人類瘟疫史的12個問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高晞這麼回答—— 《中國科學報》：人類歷史上有哪些重大的瘟疫事件？殺傷力最大的是什麼？持續時間最長的是什麼？ 高晞：一般認為歷史上的十大瘟疫事件有：1976年確認的愛滋病；1968年香港流感；1956年亞洲流感；1918年大流感,又稱西班牙大流感；1910~1911年第六次霍亂；1889~1890年俄羅斯流感；1852~1860年第三次霍亂；1346~1353年黑死病；541~542年查士丁尼瘟疫；165年安東尼瘟疫。 此外，還有人認為，1945年暴發的全球性斑疹傷寒，也算是重大疫情。 一時殺傷力最大的瘟疫是黑死病，長時段持續暴發、導致致命層累人數最多的是天花。持續時間最長的是愛滋病。 《中國科學報》：有哪些疫情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高晞：改變歷史進程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歷史學家認為西元2世紀左右的安東尼瘟疫對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14世紀的黑死病影響了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興起，也有中國歷史學家認為，赤壁之戰中，曹操因瘟疫暴發而在與孫劉聯軍交戰伊始便敗退。 但是，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絕不可能是一場瘟疫，它必定還涉及其他諸多因素，比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等。 《中國科學報》：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哪些大的疫情事件？最嚴重的是哪次？ 高晞：殷墟甲骨文上有“疾年”的文字，可知有文字以來中國就有疫情記錄。根據張志斌所編的《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可知，中國歷史上幾乎歷年都有“大疫”，或因天災（水災、旱災和地震），或因人禍（戰爭和饑餓）。 因為古代史料記載的缺失，從可考的數據統計分析可以確認，明清時期的疫病最為嚴重，出現1580~1589年、1639~1648年、1813~1822年、1857~1866年四次高峰。有三次（1579~1588年、1610~1611年、1633~1644年）疫情被稱為明末大疫，與明朝滅亡有關。1756年乾隆江南大疫，“死者無算”。 1817年，霍亂由海路傳入中國，由溫州、寧波北移，最後至西藏西南地區。關於這場瘟疫的研究比較多，疫情的空間分佈在閩廣、江南、黃河下游和雲貴地區，由於時間不短（延至1824年），可認為是近代以來波及最廣、影響最大、研究成果亦頗多的一場疫情。該疫情的死亡人數，嚴重的地區達到10%。它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蕭條、經濟停滯。 《中國科學報》：大的疫情是如何結束的？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嗎？ 高晞：疫情的終結涉及多種因素，氣候變化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從結果看，有些病菌的死亡或終止傳播是與氣候變化或季節轉換有關，容易給人造成疫情的終結緣於氣候變化的印象。 事實上，除了生物學和病菌學的因素，影響瘟疫走向的還有醫學拯救、社會應對機制（隔離、封城）、民間慈善救助、民眾自我防範意識的覺醒等綜合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彙集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控（生物性和社會性），導致了疫情的結束。 《中國科學報》：歷史上大的疫情傷亡慘重，是否跟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關？ 高晞：與醫療條件有重要的關係。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細菌學理論才被應用到臨床，在此之前西方醫學界一般將傳染病暴發歸因於“瘴氣”，即認為是污穢的空氣、惡臭的泥土和不潔的環境導致了疾病的發生，因為不了解空氣中彌漫的肉眼看不見的細菌，無法找到對付疾病的“魔彈”，因而造成慘重的傷亡。 但醫療條件並非是造成重大損失的決定因素，在中國，雖然也無數次暴發“大疫”或有所謂“疾年”的記錄，但因為中醫一直有對付疾疫的方法和措施，並且有完整的醫學理論支撐，所以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大疾往往與天災甚至饑餓有關，而非由疾病本身導致。 這些就不是醫學條件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國家力量的干預和慈善組織的介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確立的公共衛生觀念和預防醫學措施才是降低疫情風險的保障。 《中國科學報》：中醫理論中是否有抗疾疫的方法與思想？ 高晞： 從現有史料考察，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在東漢末年和明清兩代之際，而這兩個時期正是中醫理論體系創新的兩個階段。 1.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本書雖不能稱為對付疫病的專著，但其對疫病有基本的認知。現代學者研究指出古人總結出6種相染途徑：①與病人的直接接觸；②與病人長時間或者近距離的接觸；③在特定地點參加特定活動；④異常的氣候與環境變化；⑤飲食；⑥遭鬼排擊。總而言之，對於疫病的成因，古人認為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古人紛繁複雜的論述之中可以發現“氣”的作用，無論是形而上學的致病原因解釋，還是鬼神致病的解釋，都有一根主線將其串聯，那就是“氣”。 2.明末多大疫，江蘇吳縣人吳有性創建溫病學說，著《溫疫論》，他將傳染病從“傷寒”中區分出來。同時代葉天士另著《溫病論》，薛生白和吳鞠通的《溫病條辨》，專論“濕熱”和“溫病”。一般認為，到清前期，醫界逐漸形成了對疫病成因較為系統的認識，醫家瞭解並探討了疫氣與“毒”之間的關係。乾隆晚期，醫籍中將疫氣與毒氣相聯，認為毒氣與瘟疫相為終始者也。但總體上沒有突破對疫氣傳染的認知，認為瘟疫的傳染是通過“氣”來傳播，不過對接觸傳播、食物傳播、水傳播、蟲媒傳播等傳播方式產生了一些直觀或隱約的認識。 現代以來，在臨床上採用中醫對付傳染病的典型例子是20世紀 50 年代乙型腦炎流行專項研究。1954~1955年，石家莊乙型腦炎流行，當地採取中醫治療乙型腦炎獲得顯著效果，但此方法用到北京時，則效果不佳，有老中醫辨證之後發現，兩地疫情相同，但氣候不同，所以方子效果也有所不同，後經北京的老中醫改進後，收效顯著。 《中國科學報》：疫病不只是醫學可以解決的問題，還需要哪些力量的介入？ 高晞：當科學家和醫學家意識到僅靠醫學手段無法根本解決疾病傳染的問題時，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便應運而生。預防醫學概念的產生就源自於疾病大流行。 我的理解是預防分三個層面：1.國家建立公共衛生預防機制、確立衛生法規，當疫情發生時，能有效地應對，承擔保護全社會和人群健康的責任；2.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學家除了科學研究的探索外，還有必要進行預防醫學知識和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3.個人預防意識，除了保持個人衛生和健康生活方式外，更重要的是應盡的社會責任，遵守衛生法規定。 《中國科學報》：面對瘟疫人類積累了哪些經驗，形成了哪些有效措施？ 高晞：1.14世紀歐洲暴發黑死病，之後有兩項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並能有效地起到控制作用。①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對貨物和外來人員進行檢疫。比如，在此之前的1377年，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規定，所有被疑為鼠疫傳染者，必須在距離城市和海港相當距離的指定場所，同時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裏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後延長至40天，稱為四旬。②政府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監督指導收屍、殯葬、戒備外來船隻、隔離、呈報病情等事項。 2.衛生立法，設立隔離場所和收容機構，隔斷疫情，救助患者。 3.國家衛生動員和公共衛生知識普及：衛生海報（現在的網路宣傳）、預防指導手冊（洗手、口罩、公筷、消毒等）。古代社會的處理方式是隔離（驅逐出村或安置在遠離鄉鎮的郊外空屋）、焚燒屍體；改變生活方式，比如開始洗澡、洗手；近代社會發明用公筷、戴口罩；調整交際方式。 4.預防學和衛生統計學興起。 5.傳統中醫有針對性的抗疫方子，現代有針對性的疫苗。 《中國科學報》：歷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能給此次疫情提供經驗借鑒？ 高晞：1.比如對付麻風的方法是隔離，早期是將患者驅逐出境（鄉鎮），近代以來是建立麻風病院，將患者集中在規定地區療養，禁止與外人接觸。 2.急性和大規模傳染病突發時採取強制性封戶或者封城措施，阻斷傳染病的傳播與擴散，比如在1911年東北發生的鼠疫事件中，伍連德採取的就是切斷由東北進入山海關的鐵路線，將疫情首先控制在東北地區，防止疫病散播至關內；中世紀英國小鎮暴發疫情時，鎮內居民主動封城，自我犧牲，以中斷疾疫外傳；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閉；或者是建立專門的時疫醫院，集中接待傳染患者，專門治療，並與醫院其他患者隔離。 3.建立嚴格的檢疫制度，這點前面已有說到。 4.接種疫苗。歷史上持續暴發的天花，導致的總體死亡人數遠遠超過鼠疫，死亡率高達25%。自宋代以來，中國社會採取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亞洲其他國家和阿拉伯醫生也會用此方法。18世紀前後人痘接種法傳到歐洲，1796年英國人痘接種師詹納發明牛痘接種術，成為有效對付天花的無害疫苗。但當時人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此疫苗的作用與重大意義，英國議會立法強制推行接種疫苗。疫苗接種的方法有效防治了諸多傳染病的暴發，比如20世紀之前危害社會與人群的斑疹傷寒、白喉等傳染病就得到了控制。 5.每次疫情暴發，伴隨而來的另一場隱性瘟疫就是流言、謠言和迷信、非科學的所謂民間療法的傳播，這些社會性疫病，其傳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多，其危害不見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易造成社會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資訊透明、科學知識普及和及時的防治方法指導。 《中國科學報》：哪些教訓是一直沒有被汲取的？ 高晞：吃野生動物，這是從來都沒被汲取的歷史教訓。從古至今，諸多大規模的傳染病都由動物引起，並由動物傳播到人。 1988年上海發生甲肝疫情，就是因為上海有吃啟東毛蚶的習慣，感染人數超過30萬，毫無疑問是一次罕見的特大公共衛生事件。 SARS事件也是由濫食野生動物引起的，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依然出於同樣的原因。 《中國科學報》：瘟疫改變了人類的哪些認知？ 高晞：瘟疫使人類獲得對新疾病的認知，發明對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藥；使生命價值觀發生改變，國家建立起捍衛生命和維護健康的新機制，教會人類懂得與自然界和動物相處的原則等，這些都是大規模傳染病教授給人類的知識。流行病是與文明同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SARS事件不僅推動了中國公共衛生預防與應對機制改革與完善，而且將醫學史、公共衛生史和醫學社會史的研究從一個隱性的研究領域，推到了學術研究的前臺，成為一門顯學，越來越多地受到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關注，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中國科學報》：在此次疫情防控的措施及回應上，相較於SARS事件有哪些進步？哪些不足？ 高晞：17年前當SARS襲擊國人時，無論是政府職能機構，還是公共衛生學者、科學家都缺乏應有的應對措施與方法。 SARS事件，一是推動了國家在衛生防疫和疫病防控上取得重要進展，建立了應急機制；二是提高了民眾的警覺與自我防範意識，這是根本性的進步。 但是正因為我們都認為已有充分的準備並相信既存的機制，使得我們在第一時間放鬆了警惕，這意味著對抗疾疫的道路任重道遠，國民公共衛生意識的普及和公民社會責任感的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