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詩言榮立一等功   陶詩言院士（1919~2012）是中國當代著名氣象學家，在大氣科學領域取得了許多成就，提出影響中國的寒潮路徑，大大地提高了寒潮和氣象預報水準，為中國“兩彈”試驗提供了準確的氣象保障，是中國衛星氣象學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暴雨和東亞大氣環流與季風變化及青藏高原氣象學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1978~1984年任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代所長；1978~1992年為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2年當選為第20屆中國氣象學會副理事長，1986年當選第21屆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1987年因東亞大氣環流研究（與葉篤正院士等合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2年《中國之暴雨》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6年獲香港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   ■陳正洪   中國第一代大氣科學本科生   1938年，19歲的陶詩言以優異的成績被免試推薦到中央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工學院的水利工程系。中央大學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學術氛圍濃厚。在入校一年以後，出於對天氣變化研究的興趣，他轉入理學院地理系氣象專業。  
當時世界範圍內氣象學的挪威學派蓬勃興起，羅斯貝創立的芝加哥氣象學派也在醞釀中，但氣象在中國還是冷門，是個新生的小學科，只有4個人——顧震潮、陶詩言、黃士松、陳其恭，他們成為近代中國大氣科學本土培養的第一批本科生，對近代中國大氣科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陶詩言於1942年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本科畢業論文主要內容是變壓風的應用，這已經和當時最前沿的大氣科學理論——羅斯貝學派的理論掛上鉤，這為其將來進一步學習羅斯貝學派的理論打下基礎。陶詩言的本科同學都去了國外留學，其中黃士松、陳其恭去了美國，顧震潮在國內研究生畢業後到瑞典留學，導師是羅斯貝。大學畢業時，陶詩言本來可以也有機會去國外深造，可是由於當時選拔考試的時候，他吐了血，失去考試的機會。不過60年後陶詩言回顧過去，對沒有出國留學並不遺憾。陶詩言說：“我沒有出國留學現在覺得不委屈了。當年沒有去美國留學對我一生的影響並不大。對我影響大的是國家給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陶詩言一生都沒有在國外鍍金，一直耕耘在中國氣象預報和科研的最前沿，在長期大量業務和科研實踐中逐漸成長為氣象學一代宗師。   預報暴雨受到國務院嘉獎   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舉、百業待興之時，急需各種氣象服務。1950年10月抗美援朝開始後，對氣象服務的要求更加迫切。時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長的趙九章致信軍委氣象局局長塗長望，建議成立“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和“聯合氣候資料中心”。1950年的冬天，還是助理研究員的陶詩言攜帶家眷從南京遷到北京，新中國第一任中央氣象局局長塗長望先生求賢若渴，帶著司長們親自到火車站迎接陶詩言一家。   1950年12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與軍委氣象局合作成立了“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簡稱“聯心”），顧震潮任主任，陶詩言、曹恩爵任副主任。同時還成立了“聯合氣候資料中心”（簡稱“聯資”）。“聯心”的主要任務，一是完成抗美援朝戰爭的軍事氣象保障，二是向國內發佈天氣預報。“聯心”是個軍事化管理單位，到“聯心”工作對陶詩言來講是一個很好的轉捩點，之前他研讀的羅斯貝學派的前沿理論，需要在預報實踐中檢驗並運用這些理論，同時積累關於中國氣象的實踐知識。  
 “聯心”時代，國內氣象資料奇缺，基礎薄弱，很難作出正確的天氣預報。中國的天氣有自身特點，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的預報方法，必須結合中國天氣特點，做開創性的預報研究工作。陶詩言和顧震潮一起，帶領“聯心”的同志們學習國外的新成果，創造了適合我國實際的天氣預報方法和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我國的天氣學理論。   1954年7月到8月間，長江流域發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當時漢口危在旦夕，形勢十分危急。陶詩言嚴密監視天氣，有時夜裏還召集大家進行緊急會商。洪峰高出歷史最高紀錄1.45米，並且持續6天居高不下。在這樣高水位的威脅下，究竟要不要分洪，成了黨中央一時難以決斷的事情。在當時條件下，準確的天氣預報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危險時刻，陶詩言憑藉多年的預報經驗和翔實可信的數據分析，果斷預報接連下了幾天的大暴雨即將終止。果然，不久暴雨停止，武漢暴雨保衛戰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主席對此事非常欣慰，陶詩言受到國務院嘉獎。   陶詩言在“聯心”工作期間編寫的《中國短期天氣預報手冊》，對於指導中國天氣預報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陶詩言的有關寒潮路徑、北半球大氣環流突變與長江流域的梅雨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很多都來自在“聯心”的一些實踐經驗。   文革中開創中國衛星氣象學   1966~1976年，大氣物理研究所和中央氣象局都受到了“文革”的影響，許多氣象學家的工作被迫停止，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幸運的是陶詩言沒有受到大的衝擊，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和條件做研究工作。中國兩彈實驗需要傑出的氣象學家作出準確的天氣預報，經過層層篩選和嚴格審批，陶詩言被選中作為基地氣象預報服務的專家，這給他一個很好的外在環境，使得他可以安心搞科研。   雲和風的預報全憑陶詩言多年的經驗以及扎實的實踐知識來預報，陶詩言為確保萬無一失，在缺乏大量設備和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設計出科學有效的觀測方法。陶詩言選定離發射場周邊幾百公里的幾個關鍵點為高空觀測站，觀測站上如果出現卷雲等情況，就立刻電話通知發射場。因為觀測站到發射靶場卷雲移動時間一般有6個小時，哪個站上空出現卷雲，就可以據此作出預報。陶詩言指出當時作卷雲預報時一定要嚴密看住這些站，站的上空不能有雲、不能上雲，如果有雲就立即通知靶場，通過這些方法作出了客觀合理的預報。  
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陶詩言還為基地氣象保障工作創造了雲區分析方法，雲是衛星發射非常關心的問題，在沒有衛星雲圖的那個年代，這種分析方法雖然很簡單，卻是對於完成火箭衛星發射的氣象保障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雲區分析方法很長時間在基地使用。陶詩言還從預報理論上作出創新。陶詩言逐漸掌握了沙漠戈壁天氣的變化規律。他認為一般情況下，溫區天氣過後，隨之而來的則是冷區天氣，而這冷區天氣又大都從前蘇聯的烏拉爾山而來。   陶詩言結合歷史上的天氣變化規律，大膽地提出自己見解，抓住冷鋒過後那段相對穩定天氣的時刻。陶詩言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頗有中國本土特色，在實際發射試驗站得到很好的驗證。   當時陶詩言年齡只有四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巨大的壓力使陶詩言夜不成寐、日思夜想如何完成工作，每一次預報都面臨巨大的壓力，每做完一次預報陶詩言往往是提心吊膽，常常在半夜起來看看天空是不是有雲出現。由於長期高度緊張和聚精會神地工作使他得了高血壓，陶詩言經常要靠降壓靈維持正常的血壓和工作狀態，並且此後這種疾病伴隨一生，影響了他日後的身體健康，但是陶詩言從無怨言，甚至都不願提及。   陶詩言不僅圓滿地完成了兩彈試驗的氣象保障任務，而且還培養了許多這方面的人才。陶詩言也為基地培育了一批年輕的軍事氣象科技人員，使他們成為業務可靠的接班人，如今他們都已成為特種部隊氣象部門的高級指揮員了。陶詩言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基地領導和廣大指戰員的高度肯定，1965年5月陶詩言榮立一次二等功，1966年榮立大功一次。這也充分見證了他“獨特、高雅、深入、多變”的治學風格和不斷創新的科學探索精神。   “75·8”暴雨大會戰   1975年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區發生特大暴雨，這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產生巨大災難，包括板橋水庫等數十座水庫群集體垮塌，京漢鐵路中斷，數百萬人突然被淹，死亡數萬人，牲畜、房屋、莊稼等損失不計其數。“75·8”河南特大暴雨給了全國氣象界以極大的震動。不久國內組織會戰研究這次暴雨。1976年從春至夏，陶詩言帶領數名大氣所研究人員參加了“75·8”河南特大暴雨的會戰研究，暴雨組多次深入現場研究華南、華中暴雨。陶詩言善於從複雜的現象抓住本質，其犀利的眼光很快弄清了這場大暴雨發生的原因和條件。  
接到會戰任務後，陶詩言馬上到河南現場考察，他說：“當時狀況非常慘，現場什麼都沒了，一切蕩然無存。洪水一直淹到高壓線，水庫大壩整個衝垮，死了很多人，可以說是非常慘的狀況。”陶詩言帶著丁一匯到現場考察了多次，兩人住在現場附近進行研究，物質條件貧乏，無論吃的、住的都很艱苦，一人一張很小的床鋪。他們日夜研究，暴雨預報的“落區法”就是那時候研究出來的。   陶詩言在南京會戰的兩三個月期間，研究組都是軍事化管理，早晨起床還吹號並集體鍛煉。當時暴雨會戰研究組的同志們都很尊重陶詩言，陶詩言天天跟研究組的同志一起畫圖並分析天氣圖，遇到問題他們經常一起討論，從早到晚，堅持研究。研究組有30多個人，陶詩言在裏邊發揮了核心的指導作用，首先他認為要把天氣模型搞出來，指導研究組分析特大暴雨的案例，讓研究組把從1931年到1975年的中國歷史上所有特大暴雨分析清楚。   陶詩言研究得出這次特大暴雨是發生在多尺度作用之下的。多尺度，首先是行星環流的尺度，其次是天氣尺度的變化，第三是中尺度，第四是積雲尺度的，這四種尺度相互作用，最終產生了“75·8”大暴雨。當時多尺度思想國內沒有很明確的認識，對暴雨認識很膚淺，認為就是天氣系統，這個天氣系統是中尺度產生的。陶詩言研究指出“75·8”大暴雨是多尺度綜合產生的。  
丁一匯院士評價這次研究說：“一個最大的成功我覺得就是落區法，至於機理的問題，那個時候（陶詩言）就開始認識到這個暴雨是發生在多尺度作用之下。多尺度，首先是行星環流的背景，然後是天氣尺度的變化，中心是中尺度，最後是積雲尺度的，這四種尺度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才產生了‘75·8’大暴雨。”   “75·8”暴雨大會戰之後，陶詩言對暴雨研究一直持續著。1975~1979年陶詩言整整研究了五年，非常辛苦。研究非常有成效，為提高長期天氣和短期暴雨預報水準，陶詩言撰寫了暴雨研究專著《中國之暴雨》，對20世紀的多次大暴雨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有很多重要創新。   1980年，他對暴雨的研究成果在《中國日報》上作了報導。陶詩言的學生和同事都催著陶詩言報獎，陶詩言覺得《中國之暴雨》是一個集體研究的東西，陶詩言堅決不同意報國家獎。他當時就是說，工作做得還不夠，雖然在中國做得還比較早，但是暴雨的問題非常複雜，他想再做一段時間再看看，表明陶詩言謙虛謹慎的求學態度。《中國之暴雨》具有較高的科學水準和廣泛的影響，研究成果在1992年被評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中國之暴雨》影響深遠，使得有中國特色的暴雨研究一直處於國際先進行列。  
低調而勤奮   陶詩言一生淡泊名利，從不挑剔，生活非常簡單，幾乎沒有任何物質上的追求，默默奉獻，品德高尚，為人極其低調，堪為典範。   陶詩言一生得到多項榮譽，他也並不在意。1956年陶詩言被評上全國先進勞模，他的兒子一直都不知道這件事，他也並未提起過，要不是他兒子看到他的全國先進勞模證書，恐怕他還是不會提起。對自己的榮譽證書，陶詩言也沒有精心收藏，很多重要的榮譽證書已經不知散落何處，剩下的一些，簡單用線捆住，然後放在一個很舊而且有些破的塑膠袋中，放到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   1978年陶詩言任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隨後擔任代理所長，在他的領導下所裏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是在陶詩言心中，他是個無為而治的副所長，他始終不忘自己的研究，一心撲在科研上，把他的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一直沒有被行政事務所干擾。   陶詩言不僅低調，而且一生勤奮。他在圖書館博覽群書，閱讀許多英語、俄語的原版書籍，最後連圖書管理員都成了他的好朋友。陶詩言孜孜不倦地追求學術最前沿，85歲高齡的時候還到了新疆的塔克拉瑪幹沙漠，乘著越野吉普車奔波一千多公里在沙漠裏考察。  
2008年那場突如其來的雨雪冰凍給中國南方造成巨大損失，90歲高齡的陶詩言仍然帶學生在研究，不能親自坐車去圖書館，就讓秘書把國外氣象雜誌的目錄列印給他看，發現需要的，請學生複印後送給他閱讀。2008年夏北京舉辦奧運會，陶詩言急國家所急，認真關注天氣變化，積極參與奧運天氣會商。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發生後不久，陶詩言立即提出建議，請相關專家認真分析、開展研究。這是他去世前4個月的建議，也是他最後一次向晚輩佈置學術任務。   （本文作者系中國氣象局氣象幹部培訓學院副研究員）   相關閱讀   作為中國本土成長的氣象學一代宗師，陶詩言對很多問題有許多真知灼見，對理解中國大氣科學的本土特性和其本人的學術成就有很好的啟示，對今天的氣象業務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陶詩言說：“我搞了一輩子的中國天氣預報包括暴雨預報，我自己在思考一個事情，就是重要天氣還抓不住，希望早日出一個能人能夠解決我們國家的這種狀態。預報非常複雜，我們教科書上面涉及到預報的理論往往是典型的，但是不典型的東西可以預測很大的暴雨，這個怎麼解決？所以現在預報員對冬天第一次雪是比較難預報准的。我們的預報到目前為止在世界上的水準還很差，歐洲中心的預報是很好的，可以預報八天，但我可以說，他們對第一場雪也是預報不准的。預報時效平均每十年提高一天，理論上短期預報不是可以報3個禮拜嗎？現在實際不到10天，以後要提高相當難。美國雖然預報15天，但是他自己告訴你10天以上是不准的，所以搞我們天氣預報這一項是一個相當難的課題，因為大氣不是一個穩定的系統。我搞了一輩子，多少年來，我自己有數。”  
關於預報員，陶詩言說預報員做好預報必須有很好的實踐經驗和一定的理論儲備，一個好的預報員一定要不斷總結自己失敗經驗和成功經驗，不一定要最後寫文章發表，但不管成功與失敗，自己要總結。   陶詩言說：“我能看出來，有時預報員不總結，一次預報就過去了。不管你成功與失敗，你自己要總結。我的經驗是什麼，我自己要有一個小本子，這次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原因不一定對，可能記到後來會找到原因。在我的記憶裏面，不能放棄一次失敗的預報，也不要輕易放棄一次成功，成功有成功的經驗，這個要不斷總結。這個小本子是當初當預報員的時候自己養成習慣了。這個小本子就是我後來寫文章（的基礎），所以預報員好壞就是能夠自己不斷總結預報經驗，一般的預報員就是報垮了就放棄了，就完了，知不知道？成功也完了。所以我年輕時各個省都跑的。我的成功的經驗就是不斷總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