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肆行對外擴展，在亞洲先佔領印度和南洋諸國，當時清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對此不聞不問。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英國以強迫銷售鴉片為導火線，悍然派兵入侵，挑起戰火，世稱鴉片戰爭。戰後迫使清政府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簽訂《江寧條約》，割香港，賠款2106萬兩白銀，開放5個通商口岸，限我關稅權。此後， 英法聯軍於鹹豐六年(丙辰1856)入侵，陷廣州；鹹豐八年(戊午1858)占大沽口；鹹豐十年(庚申 1860)直抵北京，焚掠圓明園，朝野震驚.戰爭迫使清政府於鹹豐八年和十年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賠款總額達1600萬兩白銀，增設通商口岸多處. 在此期間，俄國以調停有功和利益均沾為名迫使清廷簽約，先後奪我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鹹豐八年)和烏蘇裏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鹹豐十年)。     這些喪權辱國的慘痛教訓，使朝野人士對我國的國力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國之現狀有所覺醒，遂掀起一場“洋務運動”，以求增強國力，救亡圖存。     當時日本面臨同樣的問題。1853年美國海軍在三浦半島登陸，打開日本門戶，被迫通商。這使日本掀起一場維新運動。1868年睦仁天皇廢除幕府制度，改元明治，扶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世稱明治維新.嗣後，1889年頒發《帝國憲法》，確立君主立憲的近代天皇制和內閣制，號召“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建立近代教育體系，向西方學習，開啟民智。經十餘年，國力大增。     在我國，洋務運動中購買機器、輪船、洋槍洋炮和軍艦，建立新式陸海軍；建電廠，發展紡織等輕工業、製造業和航運業；開礦山、敷鐵路、設郵局和電報局.與此同時，商業也有所發展。     洋務運動中，出使西歐日本者，或出洋遊歷者，目睹國外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技術、教育等方面的情況，大開了眼界，紛紛著文或上書朝廷，介紹自己的見聞，並提出如何辦學的建議。     由於洋務運動發展的需要，在教育方面開辦了許多異於私塾和舊式書院的“西學堂”。同治元年(1862)以後在京師和上海建立同文館，專事培養外語人才，兼翻譯外國書籍.各省紛紛建立方言學堂、實業學堂、時務學堂、武備學堂、海軍學堂等等，新式學堂因此興起。舉其要者，有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奏准在北京設立同文館, 招收八旗子弟入學，實為我國設立新式學堂之始；李鴻章奏准於1863年在上海設同文館，招收漢人.1866年左宗棠奏設船政學堂於福建，招生分習英法語言文字及製造駕駛輪船之法，派沈葆楨為船政大臣。1869年上海製造局內設翻譯館，譯格致(物理學)、化學、製造方面的書籍.光緒年間，1878年張煥綸於上海辦正蒙書院，以新法教學.1879年天津設電報學堂.在天津，李鴻章於1882年開辦水師學堂，1885年開辦武備學堂.1893年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 分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齋，惟商務、格致兩門未開辦。1895年盛宣懷奏設中西學堂於天津，分設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同年，湖南湘鄉舉人創建東山精舍；同年12月文廷式、康有為組織強學會於北京，附設強學書局，刊發中外記聞報紙，旋被楊崇伊奏准查封，禦史胡孚宸奏準將強學會改設官書局。1895年華亭鐘天緯還於上海開辦三等謝帖學堂，以語體文編教本，為國語教科書之先聲.1896年張之洞奏准江西紳商於高安設蠶桑學堂，等等。這些學堂以官辦為主，也有少數是民辦的.新式教育的開辦對當時的科舉考試也產生了影響，1887年總理衙門(管外事的)奏准設算學一科(包括格物、機器與各國史事在內)取士。     下麵我們以京師同文館為例，對這類在我國處於萌芽狀態的新式學堂作一介紹。     京師同文館是於同治元年(1862)7月29日開辦的，附屬於總理衙門.設管理大臣、專管大臣、提調、幫提調及總教習、副教習等職。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任監察官，實際操縱館務.先後在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包爾騰、傅蘭雅、歐禮斐、馬士等。中國教習有李善蘭、徐壽等.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自1869年起任總教習，曆25年之久. 該館最初只設英文、法文、俄文3個班，後陸續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學等班。招生對象開始限於14歲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學的僅10人，以後擴大招收年齡較大的八旗子弟和漢族學生，以及30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學學生逐年增多。學習期限初定3年畢業，自光緒二年(1876)後改為兩種：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諸學者，8年畢業；年歲稍長，僅借譯本而求諸學者，5年畢業.除漢文外其他課程多由外國人擔任教習。考試嚴格，有月課、季考、歲考3種.每3年舉行大考一次，列入優等者升官階，次等者記優留館，劣等者除名.館內待遇較優，除膳食、書籍、紙筆由官家供給外，每月尚有薪水銀10兩。同文館的課程設置基本沒有"四書五經"之類的傳統科目，學生畢業後大半任政府譯員、外交官員、洋務機構官員、學堂教習。該館附設印書處、翻譯處，曾先後編譯、出版自然科學及國際法、經濟學書籍20餘種。此外還設有化學實驗室、博物館、天文臺等.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1)併入1898年創建的中國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     可以看到，同文館是應外事的需要而開辦的，但其課程設置兼顧了一些自然科學基礎。在我們介紹同文館的同時，值得介紹一下其中所用的自然科學教材，由此可窺見當時水準之一般.同治七年(1868年)同文館刻本《格物測算》共8冊, 是總教習丁韙良編的.丁韙良認為，中國的國民教育上千年來都被純文學、倫理和政治的框框所限制，因而在自然科學上遠遠落後於西方.即使是中國最高級的學者對於石頭為什麼會落地的問題，也不會比牛頓以前的歐洲人知道得多.因此他不受系統或章節的限制，選擇適合於學生或學生感興趣的知識點來進行編寫。比如該書卷五《氣學》就被分為上章“論天氣 (空氣、大氣)”，包含“天氣壓力”“論天氣漲縮”“測氣球”“測飛機”等內容；下章“論熱氣”，包括“論天氣隨冷熱漲縮”“論寒極”“求寒極度”等；最後還附有“測算音學”，包括“計聲音之大小”“聲音之速”“實質傳聲”等. 《格物測算》前三卷為《力學》，占了很大比重，後五卷分別是《水學》、《氣學》、《火學》、《光學》、《電學》.力學卷一有六章，“論物之動靜”“論重質相吸之力”“論物之重心”等；卷二有六章，“論力之分合”“論火器”“論物之擺動”等；卷三有七章，“論杠杆”“論斜面”“論梁木之力”等.丁韙良解釋說：“是書自力學始，因所算多在物力，且力學之理通行萬物，故不但以力學為先，亦力學較為詳備，是以演為三卷；”“是書之力學即重學也，蓋重學無非力學之一端，而力學實重學之根源也。”作為物理學的基礎，丁韙良這般高度地重視力學是不無道理的，打好基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格物測算》 將“格物”和“測算”結合，就是自然科學理論和算術應用題的演練相結合。丁韙良在序言中論述：“蓋格物與算學互為表裏，獨知算學而不及格物，則虛而無憑；習格物而不明算學則狹而不廣，二者相輔而行方能鉤深致遠.……欲閱是書宜通曉算學，因書中皆用算學諸理以推物力，意在用算而不在講算也.除幾何，形學，勾股，代數常用外，其微分、積分亦恒有不得已而借用者。”教材中每一章講解到公理公式後，都附有演題.演題具有較詳細的解答過程。在當時計算和表達，尚不宜用西方慣用的符號和公式，在《格物測算》的講解中，丁韙良對書中所用的各種中文標誌符號作了詳盡的規定：如命未為半徑，寅為地力，丙為常數，又以無代未知之數，甲、乙或子、醜代已知之數，亦間有用春、秋等字之處，插圖中的標記一致都以甲、乙、丙、丁等來表示.書中所涉及的科學定理也被丁韙良用地道的文言文加以表述。例如：問：“奈端(牛頓)力學三綱何也？”答：“物之靜，非力不動；物之動，非力不止；一也.物之受力者，每力均有功效，二也.凡用力必有抵力，與之相等，三也.” 這與我們在當代物理教科書上讀到的牛頓三定律基本符合.1889年同文館出版《增訂格物入門》時，很多清政府高級官員和士大夫，如李鴻章、徐繼佘者，寫了序言，推崇備至。    說起辦新式學堂，不能不談教會的功勞。近代科學知識最早是由傳教士傳入我國的，著名的如明朝時的利瑪竇，清初的湯若望和南懷仁。.康熙皇帝本來是很欣賞傳教士的，後來因禮儀之爭(教會禁止拜孔祭祖)而遭到驅逐。鴉片戰爭後國門被打開，教會再次進入中國，建教堂、設醫院、辦學堂，和從事育嬰堂、麻瘋院等慈善事業，是教會傳教的重要方式.天主教於1850年在上海創辦徐匯公學.基督教最先在1844年受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之命設女校於寧波，同年分設英華男女兩校於廈門。此後創辦的學校有一大批，列舉其中一些如下：真書院(1846李朗)，英華男校和懷仁女校(1850鼓浪嶼)，真道學校(1858廈門)，育英學堂(1864北京)，裨治文女學(1865北京後遷上海)，格致書院(福州)，培雅學堂和度恩學堂(1865，1866，上海，聖約翰大學前身)，南偉烈書院(1865九江)，崇實館(1865北京，崇實中學前身)，育英義塾(1845寧波，1867杭州，之江大學前身)，聖保羅書院(1870香港)，存養書院後改稱博習書院，再後併入1881年在上海所設的中西書院，是為東吳大學之前身。此後還有儒勵女學(1875登州)，悅來書塾後改華英學校(1878,南翔到吳興)，匯文女學(1882南京)，等等。當中國尚在用八股試帖開科取士的時候，基督教帶來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學來訓練人才，對中國人是一件極為陌生的事。因為這種新教育不能應付科舉考試，而傳統的觀念又是讀書為了做官，一般人不願把他們的子弟送進教會學校.只有兩種人敢去嘗試：一是要讀書而沒錢的貧寒人家，因那時的教會學校不但不收學費，反而津貼學生的衣食零用；二是想進洋行海關謀生的人，他們鑒於教會學校注重英文課程，利於造就買辦階級.然而，大家都以為進教會學校帶點冒險性質，教外學生是很少的，多數是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教會辦學校的初衷也是為基督徒子弟便於讀書。     綜觀這段時期的新式學堂，官辦的多為技工式學校，中專水準， 且絕大多數為工商技術方面的，理科和人文學科方面的幾乎沒有。教會學校也都是中小學水準，但後來的一些著名的教會大學由此脫胎而出。     洋務運動與教育有關的另一個方面是派遣留學生。1870年容閎上書曾國藩條陳派遣幼童赴美求學，1871年曾國藩、李鴻章奏准《派遣幼童赴美肄業章程》，1872年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帶領第一批學生梁敦序、詹天佑等30人赴美，此乃中國派學生赴外留學之始。1873年沈葆楨奏派船政學堂學生30名分赴英、法學製造、駕駛諸科，因臺灣事起未能成行；兩年後派學生數人隨法國人日意格赴法學習船政，這是正式派學生赴歐留學之始.1877年李鴻章奏派船政學堂未行學生赴美習製造、駕駛，1890年總理衙門奏准英、俄、德、法、美5國大臣，每屆帶學生2名.1896年出使日本大臣嘉佑帶學生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翬等13人留日，此乃派人留日之始。這批留學生日後歸來，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新型知識份子，對我國的近代化建設發揮了開創性的作用。   02 甲午戰爭 戊戌變法 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年(甲午 1894)日本在朝鮮挑起中日之戰。七月一日(1894.8.1)清廷正式向日宣戰。八月十六日(9.15)清軍敗於平壤，八月十八日海軍又敗於黃海。九月下旬日軍渡野綠江(鴨綠江)，占我遼東等地。十月九日(11.6)陷金州，十月二十四日(11.21)占旅順，直逼瀋陽。此時，議和之說迭起，清廷曾請五國公使介入調停。在反復折沖之際，日軍在南方侵佔澎湖，在山東侵佔威海衛(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1895.2.12)， 新式艦船組成的北洋艦隊覆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五日(1895.3.30)於馬關草簽《停戰協定》， 日方蠻橫地將停戰限於山東、奉天地區。 三月二十三日(4.17)清廷全權代表在《馬關條約》上簽字，四月十四日(5.8)換文正式生效。條約中割讓臺灣及遼東，但需在條約簽字後另行簽約，此即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11.8)簽訂的《遼南條約》。這一奇恥大辱的條約引起朝野激憤，變法維新、自強圖存之議遍佈華夏。     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即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史稱“公車上書”, 凡18000餘字，書中提出各種變法舉措。其中關於興新學部分建議廢武科，改為藝科，令各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 (力學)、化、電、機器、武備、駕駛， 分立學堂， 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15歲入學，既學經典為根本，又學專門，五年為期，通過考試者入省學，謂之秀才；省學五年為期，通過考試者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京師廣延各學教習，每歲皆考， 三年為期，考試及半者，謂之進士。進士得任州縣總教習，舉人得任分教習，秀才得任教鄉塾。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秀才授以待詔。此摺因當局“恐人心洶洶，將擾和局”，未能上達。五月初六日又上第三書，約16000字，內容與第二書基本相同，達光緒之手，並得到贊許。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七日(乙未1895.7.9)順天府尹胡燏棻在“變法自強疏”中奏請裁改書院，開設學堂。他說：“泰西各邦，人才輩出，其大本大源全在開設學堂。……日本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為泰西所折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特旨通飭各省督撫，務必破除成見，創立各種學堂。……數年以後民智漸開，然後由省而府而縣遞為推廣，將大小各書院一律裁改，開設各項學堂。”     1895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請設立一所新式學堂，光緒皇帝准旨。同年10月2日，在天津創辦了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自始即以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為藍本，設有法科、礦冶、土木、機械等科，修業4年。盛宣懷首任督辦。1896年，盛宣懷又在上海創立了南洋公學，乃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首次正式提出設立“京師大學”之建議的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 他在1889年秋曾以內閣學士身份出任廣東鄉試主考。閱卷時，慧眼識拔考生梁啟超，該生以“熔金鑄史”的文筆應答考題，飽學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賞，於是將他錄取，榜上排名第八。後來，年僅16歲的梁啟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才華橫溢的梁啟超給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將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為妻。“自是頗納啟超議，娓娓道東西邦制度”。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丙申 1896.6.23)， 李端棻給清廷上《請推廣學校摺》裏，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及各省府州縣遍設學堂之建議:“惟育才之法匪限於一途，作人之風當遍於率土。臣請推廣此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省學選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學， ……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 其京官欲學者聽之。……其省學、大學所課，門目繁多，可……分齋講習，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則……風氣自開，技能自成，才不可勝用矣。”在這裏，大中小辦學的層次清晰，分科學有專工、出路平等對待的思想明確。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1896)八月十一日及廿一日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學校總論”一文，提出培養通外語、諳商務、懂法律、曉現代工業和現代軍務的人員，認為“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梁啟超主張學習西方學校的分類、章程、功課等，總綱有三：教、政、藝；分目十八，包括與學校教育有關的方方面面， 各篇均附有章程。梁啟超這篇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的改革教育的全面方案。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戊戌1898.6.11)頒發上諭，世稱《明定國是詔》。此詔書是正式啟動變法維新的宣言，其中特別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半個月後於五月初八(6.26)又發諭旨催辦此事：“茲當整飭庶務之際，部院各衙門承辦事件，首戒因循。……倘再仍前玩愒，並不依限複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急切之情，溢於言表。在光緒帝的督促下，軍機處和總理衙門請康有為代為起草學堂章程。康有為又委託梁啟超執筆，寫好《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交由總理衙門上呈了。7月3日光緒皇帝批准了這個章程，並委派曾任其師的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大臣，負責京師大學堂的具體籌建工作。孫家鼐推薦，京師大學堂任命許景澄為中學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大學堂校址設在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     《明定國是詔》發佈後，光緒帝積極推行變法維新的改革，使慈禧大為光火。她於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9.21)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於中南海瀛臺，並下詔以叛逆罪殺譚嗣同等六君子，通緝康有為、梁啟超。但維新變法是大勢所趨，在此詔書中有“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於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寬望焉”等語。因而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得正常進行。對於京師大學堂的興辦能夠逃過戊戌政變這一劫，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因為“萌發早，得不廢”。這不是事實，蓋因慈禧並不是極端的保守派。她從1861年辛酉政變後上臺執政以來，就開展了洋務運動，而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等，都是她信得過並重用的權臣大吏，她對興實業、辦學堂等措施是一貫支持的。上述詔書後部之言也表明，辦大學堂絕非她無奈勉強之舉。從庚子之變後她實施的所謂“清末新政”看，她是能夠容忍並推行新政的。正是百日維新時期的撤部裁員、廣開言路、言論自由等措施觸動了大清王朝的祖宗之法，違反了基本原則，她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戊戌1898.12.31)京師大學堂在原和嘉公主府第開學。由於當時缺少能夠入學的中學生，未能按章程辦事，僅開設仕學院，招收進士、舉人出身已入仕者入學，中西課程兼設。 03 庚子之變與廢科舉興學堂     慈禧早有廢帝之心，只是礙於外國的壓力，“未可卒行”。慈禧寵信的榮祿獻策說：“上(皇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然而“無妨也。上春秋(年歲)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太子)，為上嗣，兼祧穆宗(同治帝)，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慈禧甚喜，納其言，遂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1.24)立兩門王室嗣人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載漪，淳親王奕塗之子。奕塗於辛酉政變中“有隱德於太后，故太后親之。”太后以其侄女承恩公桂祥之女嫁於載漪，所以對於太后來說，載漪是親上加親，兩門嗣人。且戊戌政變前夕，“慶邸(奕劻)端邸(載漪)同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愈加使載漪得到太后的寵信。建儲後載漪先後接管京師軍務和總理衙門，集軍事和外交大權於一身，一時權傾朝野。而載漪仇恨新政，頑固守舊；縱容拳眾，盲目排外；且建儲後覬覦王位，惟恐天下不亂。載漪實為庚子之變的罪魁禍首。    義和團初起於山東，後來波及北方多省。他們擺壇降神召眾，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殺洋教士、燒洋教堂，打擊一切在他們看來有“洋”字嫌疑的近代化機構和設施，如鐵路、車站、新式學堂、醫院、西藥房等，燒殺劫掠，無所不為。起初，地方官員鎮壓者有之，如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而庇護和嘉獎者大有人在。在載漪一派人的慫恿下，庚子年(1900)義和團已由天津殺進北京。他們攻外國使館，殺使節、燒教堂，甚至在載漪的帶領下，潛入皇宮，企圖殺“二毛子”光緒帝。義和團的浩大氣勢專與洋人作對，嚇壞了外國傳教士和各國駐京公使，連忙籲情本國調兵前來保護。對於義和團主剿還是主撫，對外主戰還是主和，朝廷內外，意見頗有分歧。對義和團慈禧太后本來主剿，對洋人又怕又恨，但在載漪的蠱惑下，同意借團眾之力以抗外辱。庚子年五月(1900.6)，載漪偽造的“歸政照會”(外國要她歸政於光緒帝的照會)觸動了慈禧權力的底線，她頓時勃然大怒，完全失去了理智。近年來清廷與一二國交戰，屢戰屢敗，今日她居然敢於下詔主動向十一國宣戰。結果8月14日八國聯軍破京，次日淩晨，太后溺珍妃、挾緒帝，逃往西安去也。     回頭話說京師大學堂。管理大臣孫家鼐於庚子年初稱病告假，其職由許景澄代理。庚子六月五日(1900.7.1)許景澄上奏：“現在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學生均告假四散。又該學堂常年經費，系戶部奏明在華俄銀行息銀項下撥給。現東交民巷一帶洋館焚毀，華俄銀行均經毀壞。以後費用亦無所出。……應請將大學堂暫行裁撤。……謹奏。”開學一年半的大學堂就此停辦了。是年7月28日，許景澄也因哭諫制匪免戰為慈禧太后所殺。次年時任大學堂的管理大臣張百熙奏摺中回顧當時的情況說：“查大學堂去歲先被土匪，後住洋兵，房屋既殘毀不堪，而堂中所儲書籍儀器，亦同歸無有。”拳亂和八國聯軍期間天津北洋大學亦遭破壞而暫時停辦。     八國聯軍入京後，慈禧太后命奕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列強進行談判。她下令痛剿拳匪，殺剛毅等主戰官員，僅載漪以至親故得以身免，放逐新疆，並廢大阿哥溥雋。1901年2月14日批准《議和大綱》，併發布上諭，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1901年9月7日與11個國家簽訂了《辛醜條約》，規定39年內賠款4.5億兩白銀，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線所有炮臺等。1902年初，慈禧攜光緒帝返京。     辛醜條約簽訂後，1902年1月10日下詔恢復大學堂：“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京師首善之區尤應加意作養，以樹風聲。從前所建大學堂，應即切實舉辦。著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將一切學堂事宜責成經理。”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舉行開學典禮。預備科因條件不夠未能開辦，僅設速成科，下設仕學、師範兩館，按8月15日所定章程舉行教學。經入學考試選拔，共招新生130餘名。何育傑1902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1904年選拔留英，1907年獲曼徹斯特大學理學士學位，此後在歐洲進修兩年，1909年回國任京師大學堂教習，191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當選為物理系教授會主任，相當於系主任，是北大物理系第一任主任。此是後話。     庚子之亂後，總督袁世凱命天津海關道蔡樹堂由津海關庫存銀撥60萬兩作為北洋大學堂複校經費，選定天津西沽武庫為校址，先建後奏，乃有北洋之複校，並起用正式校名北洋大學堂。袁世凱急求功效，將入學僅二年之第一班學生全班20人於1905年春送往美國，1906年又送第二批學生集體赴美，其中有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的馬寅初。     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請在山東試辦大學堂獲准，在濟南濼源書院正式創辦了官立山東大學堂。周學熙任管理總辦。第一批招收學生300人，分專齋、正齋、備齋、分齋督課。聘請中西教習50餘人，後增至110多人，美國人赫士為總教習。課程設置除經史子集外，還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外國語等20多門。學制初為3年，後改為4年。1904年學校遷入濟南杆石橋新址，改為山東高等學堂。是為民國以後省立山東大學和國立青島大學的前身。      庚子之亂以後，基督教辦教育更向高級方向發展了。除了一般的高級中學不斷地增設，如廣州的通志英文學校(1900)，南京的聖道書院(1901)，奉天的文會書院(1903,後改遼寧文會高中)，南昌的葆靈女學(1903)，香港的聖司提反書院(1903)，泉州的培元中學(1005)，福州的英華書院(1906)等等，一些高等學府也次第的建立起來。最早的是聖約翰大學，它是在1870年創建的聖約翰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892年起該學校開設大學課程，並且將英語作為最重要的學科教授。1905年學校成為正式的大學，設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4所學院以及1所附屬預科學校。東吳大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美國基督教監理會1882年在蘇州和上海開辦的中西書院，1900年12月取名為“東吳大學堂”，當時成立文理、醫和神學3科，辛亥革命後改稱“東吳大學”。此外，1910年，美國教會合併匯文書院(1888)、宏育書院(1907)成立金陵大學堂，1915年隨京師大學堂改名而改名為“金陵大學”。     教會辦學除了向高級層次發展外，對普及教育的貢獻也是可觀的，尤其是小學教育，差不多每個教堂的旁邊都有一所小學。窮鄉僻壤，甚至連雲南的苗族也設立起學校來。教會小學數量的增加也很迅速。教會學校男女學生並收。中國女子向來是不受教育的，從教會女學一天天的發展，女學生便一天天地多起來，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同時還普遍地設立起幼稚園來。      1905年發生了一件影響我國新式教育發展的大事，即完全停止科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袁世凱、張之洞上奏，力陳科舉之害，斷言科舉不廢，學堂不興。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日俄戰後，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會銜《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摺》，認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僥倖得第之心，學堂絕無大興之望”，上諭答復：“茲據該督等奏……，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 因此1904年的甲辰恩科進士成為末代進士，後無來者。廢科舉、興學堂，實為我國教育近代化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從國際科學發展的標準看，1905年意味著什麼？從物理人的視角看，那是愛因斯坦奇跡年。他於這一年創建了相對論，物理學從經典走向了近代，而我國人則剛開始有機會正式學習最基本的物理學。由此可見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落後於國際科學差距之大。      庚子拳亂引發八國聯軍武力干涉後簽定的《辛醜條約》議定，清政府向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國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以賠償各國軍費和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是為“庚子賠款”。1904年12月上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談判時，海約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賠案實屬過多。”梁誠抓住機會，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遊說退還不實賠款。1906年初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送呈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同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建議將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7年明恩溥呼籲讓多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去美國留學。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下，羅斯福給國會提出了一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中美雙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務部負責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於是，1909年6月在北京設立了遊美學務處，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雛形。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學生47人，其中包括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物理學界元老之一胡剛複；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學生70人，其中包括後來大名鼎鼎的胡適，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戰敗國德、奧的賠款免除。蘇俄、比、意、荷等國也先後退還庚款，充水利、文化教育之用。1926年以英國退款建庚款留英專案。此是後話。      八國聯軍之後慈禧太后驚悸之餘也開展了一系列新政。除上述廢科舉、辦學堂、興新式教育外，還實行了籌措軍餉，訓練新兵；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改革官制，整頓吏治等措施。1906年慈禧太后竟宣佈預備立憲。這些變法的力度，並不亞於戊戌維新，但是為時已晚，未能挽救大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太后老佛爺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11.15)未時賓天，光緒帝也得以在她死的前一天酉時宴駕。3年後，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逼清廷遜位。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帝制從此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