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賢華
作為一個外鄉人，清明節不方便回家祭祖，也不願意紮堆去景區，於是帶著孩子去逛了一下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理工大學作為我的母校，我對此博物館是自然熟悉，孩子其實在幼稚園階段也去過兩次，不過我倆去此新館第一次。 新館多了一個名字——成都自然博物館，地址也從校內遷至學校旁，門口就是地鐵站。孩子看的很投入認真，對比去年參觀四川大學博物館的情形，可以大致瞭解一下高校博物館的過去與當下。  這兩所高校博物館共同點都是由大學與成都市政府共建，因而其地址都在學校旁。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投資10億，總建築面積5萬餘平方米,其中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展廳面積約1.7萬平方米；四川大學博物館投資13億，總建築面積達7萬平方米，展廳分4層，展區面積約1萬平方米。兩個新館，建築設計、展廳佈局包括藏品等方面都是非常不錯。可以看出成都作為一個新一線城市，財政實力較強並且在文化建設方面是非常願意投入，這對於市民來說是件好事。 博物館與許多現代中國才有的事物一樣，都是舶來品。其英文單詞Museum來自於希臘神話中的女神繆斯，她們是宙斯的九個女兒，分別掌管藝術和科學。西元前4世紀，亞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非大帝國——古馬其頓，四處征戰過程中把搜集和掠奪來的許多珍貴的藝術品和稀有古物交給他的教師亞裏士多德整理研究，亞裏士多德曾利用這些文化遺產進行教學、傳播知識。後來，亞曆山大的繼任者創建了一座專門收藏文化珍品的繆斯神廟，因此博物館借用此名。如此看來，西方人的大英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盧浮宮的藏品來源與用途都與“繆斯神廟”無異。 倒是“博物”一詞，中國自古就有，字面意思為能辨識多種事物；《尚書》稱博識多聞的人為“博物君子”；《漢書·楚元王傳贊》中也有“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之意。目前其英文為“Natural science”，指動植物、礦物、生理一類學科的統稱。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孔廟也是最早的博物館。中國皇家或貴族歷來有收集精品的傳統，大概乾隆皇帝是最有名的一位，只不過這些寶貝只能在他們這個圈子裏“獨樂樂”，至於所謂的研究、傳播“眾樂樂”那是不存在的。馮玉祥把末代皇帝趕出紫禁城次年，故宮博物院就成立了，這無疑反應了當時國人初具現代國家和民族的概念，皇帝們的寶貝就理所當然應該進故宮博物院而成為人民共有的文物。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博物館的定義為：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向公眾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館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進行運營和交流，並在社區的參與下，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用提供多種體驗。“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儘管博物館為一非營利性機構，其存在及其形式卻高度依賴於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特別是經濟的水準。如四川大學博物館在本世紀就已經兩次建新館（2005年、2023年），無疑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不斷提升的寫照。讓我所驚訝的是，四川大學（前身之一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的成立比故宮博物院還早六年。這也受益於當時美國、英國、加拿大三國基督機會聯合辦學，當時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西方的文化體系結合了國民的啟蒙思潮，成就了這所百年博物館。解放後院系調整後為四川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展廳主要有：自然篇、考古篇、民俗篇、民族篇等，可以看出其專長為歷史、考古和社會學，“三星堆”研究、藏羌彝等民族研究均是四川大學的特長。 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則起源於地質相關專業教學實習的標本陳列室，直到1980年代才升級為博物館，1990年代已經成為成都市的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常有成批中小學生來參觀學習，2023年參觀人數已超過200萬。新館含有以下展廳：繽紛生命廳、生命探源廳、恐龍探秘廳、龍行川渝廳、礦產資源廳、地質環境廳，其地質礦產的特色非常突出，除了恐龍這個大IP，學校在攀枝花礦產、四川盆地氣田、地震滑坡防災等方面的科研積澱也在博物館中凸顯。 這兩所博物館，從青少年角度來看，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無疑更有吸引力。其鎮館之寶——著名的合川馬門溪龍化石在世界上的恐龍化石裏塊頭位居前列，此外還有許多礦物寶石都很具視覺衝擊，展品來源地遍及南極、北極、珠峰及太平洋洋底；展廳裏人頭攢動，激動的聲音也不時響起。與之對比的是，四川大學博物館為綜合性博物館，認知門檻稍高，需要一定的歷史、人文知識，加之其他博物館有不少內容會與之重疊，如附近的三星堆博物館、非遺博覽園、省博物館、市博物館，使得其主題特色略微欠缺，參觀人次並不如理工大學博物館（未能查到數據，為本人親身體會的感覺）。 兩所大學都是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成都理工大學為省屬院校，2023年經費預算約20億；而四川大學為部屬院校，2023年經費預算約120億。儘管兩所大學在川內高校相對比較“富裕”，但要建成現在如此規模的博物館建築並運營不太可能。自九十年代起理工大學博物館在校內三次易址（我曾去過三個館址），起因基本都是學校教學科研用樓的調整，由此能看出其經費的“捉襟見肘”造成恐龍們數次搬家。博物館在校內為一處級的教學輔助單位，其預算主要來自學校的教學、科研與行政費用外加競爭性的科研經費，而後者通常需要圍繞一個特別的課題開展因而基本無法用於博物館的日常運行。高校博物館尋求與地方共建甚至冠名權與地方共用無疑是一條雙贏的選擇：從博物館定義而言，這可增強其“向社會公眾開放”、“社區的參與下”的屬性；打破行政壁壘的同時，高校博物館獲得了更多經費支持而地方政府也無需耗費過多的財政來建設額外的博物館。 “產學研”是高校的科研趨勢，科研成果要走出象牙塔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對於高校博物館可能還不止“產學研”層面，更多的還在於與國民素質緊密相關的文化建設、科普教育。
從科普中國網站看到的“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2023年度終期科普績效自評”，各項數據不錯，最後談及到存在問題：科普經費投入不足、專業人才缺乏。這反映了我國科普工作的不足，在展廳裏雖然有相關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成果，但還需要以更通俗易懂的形式傳播。 我的另外一所母校——電子科技大學在校慶60周年（2016年）的時候，也建成了中國第一座綜合性電子科技博物館，主要記錄推動電子科技發展特別是中國電子科技發展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展品包括通信、雷達、廣播電視、電子測量儀器、電子元器件、電腦六個電子工業領域，展廳面積1800平方米，每年接待觀眾5萬餘人。每個大學都有其歷史淵源與專業特色，博物館無疑代表了其精神內涵與歷史積澱，本來都是一些專業的研究成果或對象陳列在象牙塔中，開放給社會群體尤其是青少年作科普、歷史、藝術、通識教育無疑再次增加了它們的利用價值；也有許多展品為行業的精英校友捐贈，博物館還維繫著校友、行業交流的紐帶。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中國高等教育經過過去二十多年的告訴發展，興建了許多大的“樓堂館”也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新建博物館，都可謂富麗堂皇。姑且不討論何為大師，但這些“樓堂館”以及裏面的知識應為社會所用，應造福大眾，我所參觀的幾所高校博物館顯然在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