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話書面表達的用字問題，是關乎客家話書面表達體系及其簡潔化實用化的核心問題。只有解決了書面表達用字簡潔化實用化的既有障礙，才能為客家話書面表達體系的完善與優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客家話書面表達“用字”，不能簡單等同於“考本字”。
強求“歷史真實”的“考本字”，難以整體性地實現客家話書面表達。應以“邏輯真實”解決客家話用字問題，為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體系的構建與優化奠定基礎。
客家話書面表達的核心問題是“用字”問題。因為，客家話口語是非常完備的語言系統，但要對其語音作出語義準確的文字表達，存在相當大的難度。長期以來，客家話學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求解客家話“本字”。本書作者認為，客家話書面表達“用字”問題，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客家話“考本字”問題。因為，客家話書面表達“用字”問題，根本目的是形成客家話書面表達的文字系統，以便於客家話以書面文字方式傳承與傳播；而客家話“考本字”，則是針對客家話口語詞語的讀音追本溯源地探討其“原本用字”。
換言之，“用字”問題追求的是“邏輯真實”，只要其語義、讀音符合漢語言特點和客家話語言特色，無論其是否是“歷史真實”，都可以作為客家話書面表達的用字；而“考本字”，更多地追求“歷史真實”。但由於客家話並沒有多少歷史文獻資料可供考證，最終還是依靠邏輯推理去得出。所以，本書作者認為，過於強調“歷史真實”，過於強求“考本字”，是難以解決客家話書面表達問題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採用“邏輯真實”的方式來實現客家話的書面表達，形成客家話的書面表達體系。
在語言學領域，“邏輯真實”“歷史真實”問題，不知是否有學者直接提出過。但這一問題卻是廣泛存在的。例如，採用現代漢語的標點符號對古文進行標點斷句，採用簡化漢字來書寫印刷古文，顯然不是“歷史真實”，而只是“邏輯真實”！再如，採用中文拼音方案對漢字進行標音，顯然也不是“歷史真實”，而只是“邏輯真實”！所以，客家話書面表達特別是用字方面，採用“力求邏輯真實、不強求歷史真實”原則，並不是什麼離經叛道的做法。 本書作者強烈主張客家話用字“力求邏輯真實、不強求歷史真實”。
對於這一主張，許多客家話研究者可能不贊成，尤其是“不強求歷史真實”！本書作者為什麼堅持這一主張呢？舉一個例子就能說明這一主張的合理性。現代漢語中的“祖父（爺爺）”一詞，不少客家話地區的發音都是“Gōng Da”，寫作“公爹”大體不錯。但在現代漢語和北方方言普及的語言環境下，很難將“祖父”與“公爹”聯繫起來，即使是客家話為母語的現代讀者也很難做到。可見，將“祖父”寫作“公爹”或許是“歷史真實”，如果我們的客家話書面表達強求這樣的“歷史真實”，不僅無助於客家話的傳承與傳播，反而徒增混亂！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也能很好地闡釋這一主張的合理性。現代漢語中的“沒有”一詞，客家話中讀作“Máo”，基本上都寫作“冇”。事實上，“冇”是一個後造字，用在客家話書面表達中顯然不是“歷史真實”，但由於該字已經傳承了一段時期，且為大多數客家話使用者接受，而且也被收入了現代漢語之中，所以，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中少量接受“冇”之類的後造字，也是“力求邏輯真實、不強求歷史真實”主張的體現。 要認識到，類似的客家話詞語並非僅此幾例，而是存在一批。所以，“力求邏輯真實、不強求歷史真實”應當成為客家話書寫中的一個基本準則。
二、既有客家話書面表達“用字”及“本字”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誤區。
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的既有研究（主要是“考本字”，如各種客家話字典辭典中收錄的“本字”），出現了以下幾種傾向，從而使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走向缺乏邏輯的誤區（既缺乏語言文字發展的歷史邏輯，也缺乏一種語言自身內在的邏輯關聯性）。這些誤區，是客家話書面表達體系的完善與優化必須有效處置的關鍵性問題。
誤區之一：不顧“本字”常用性的邏輯特點。 既有客家話文獻中的大量“本字”，是現代漢語中並不常用的“字”，即使在唐宋時期歷史文獻中也並不是常見的“字”，即使客家字典辭典中引用的例句也往往是孤例。本書作者對這一研究傾向不敢苟同。因為，這樣的“本字”不符合語言文字發展的邏輯。其一，客家話作為一種客家群體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實用化語言，不可能流傳許多繁難、生僻而不常用的字詞。尤其是一些在唐宋時期就不常見的字詞，為什麼會在客家群體中流行起來並不斷地流傳下去呢？顯然不合乎常理。其二，客家話與北方方言（包括現今的普通話）是同源流的語言文字，為什麼許多繁難、生僻的字詞，只在客家話中留存，而北方方言中則蕩滌無存？從語言文字的發展邏輯上來分析，也說不通。從發展邏輯上來看，同源流的語言，在有一定區隔的相對孤立的環境下，某些字詞的讀音和語義可能出現不同的變化，但字詞的常用性不大可能出現很大的差異。可類比的例子，同源流的漢語，在大陸與臺灣兩個地區相互隔離70多年的狀況下，一些字詞的讀音和詞義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但留存的常用字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差異，最多只是常用程度的差異。更具說服力的例子是，日語漢字是隋唐時期流入日本而在日語中廣泛使用的，但比較現代漢語與現代日語，經過一千多年的語言流變和各自發展，除少量日語自造字以外，兩種語言中的常用漢字並不存在顯著的差別。由此可知，客家話與現代漢語的常用漢字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別，只是用字的常用程度可能存在一些變化而已！既有文獻資料中大量的繁難生僻字，必定是人為臆想導致的，既不是歷史真實，更不是邏輯真實。 誤區之二：不顧漢語言及漢字源流發展邏輯。 例如，客家話中的人稱代詞，既有客家話文獻中，第一人稱寫作“��”，第三人稱寫作“佢”或“渠”。選用這些“本字”，表面上看，符合漢字表義表音的形聲字特徵，但恰恰忘記了漢字發展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代詞都是“假借字”，而不是“象形字”或“形聲字”。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 “佢”等字是後造漢字，而不可能是客家話人稱代詞的“本字”。同理，幾乎所有的虛詞，既有客家話文獻中都僅僅根據相近的讀音而選擇近音字。合乎語言邏輯的思路應當是，既然都是假借字，在現代漢語已經確定了其規範的假借字並流傳有年，何不在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體系中，主要虛詞採用同樣的假借字，賦予其客家話讀音即可。 誤區之三：考本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缺乏整體性綜合考量。 在客家話本字考據中，往往都是單獨地對某個字詞進行考慮，而缺乏對關聯字詞一併考量的過程。如，客家話中，作為否定的常用詞“Ngu”，一般客家話文獻中都寫作“唔”。其實，只要關聯性地考慮，客家話中讀“Ngu”音的字，如“五”、“吳”等，就很容易確定客家話否定詞“Ngu”的本字應為“無”或“毋”。寫作“唔”，毫無道理，毫無必要，語義上沒有任何關聯性，語音上也沒有更接近於“Ngu”的讀音。再如，有學者論證表“兒子”的“Lài Zi”的本字為“裔子”，獨立來看或許有一定道理，但結合表“男性”的“Lài Zi Ngín”來看，則完全站不住腳。本書作者認為，客家話表“兒子”的“Lài Zi”、表“女兒”的“Mòi Zi”或源於“令郎”、“令嬡”之用語，本字當為“郎”、“嬡”（分別為“男”、“女”的雅稱），音變轉為“Lài”、“Mòi”。 誤區之四：缺乏對詞義情境的邏輯考量。 有方言學者認為，“確定本字的關鍵是方言詞和本字在語音上對應，在詞義上相同或相近”。這一主張，在客家話“考本字”的研究中也被廣泛引用。本書作者認為，這一原則對於其他方言是否適合，不敢妄自評判。但對於客家話而言，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思維方法。客家話字詞，通常受周邊方言以及各時期官方語言的影響，所以，語音往往會不斷變化，有些字詞的讀音在同一方言社區域內都可能存在多種讀法。相反，核心詞義反倒是較為穩定的。只要是長期流傳下來的字詞，其詞義基本不變。因為，一旦受到了其他語言的影響，就會出現新的詞語，而不是通過原有字詞的詞義變化來適應。因此，本書作者主張：確定客家話本字的關鍵是詞義精准（精准地體現核心詞義和詞義情境），語音和聲調上存在流變合理性即可。 例如，表“對老人小孩關心照顧”的詞語，其讀音為“Zhāo Fū”。如果把語音對應作為首要原則，必然會選擇寫作“招呼”，詞義上存在較大的偏差。反之，如果將詞義相符作為首要原則，則可以選擇寫作“照拂”或“照護”，雖然音調上有所差異，但兩個選擇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再如，表“宰殺”的客家話詞語讀音為“Chí”，客家話文獻一般都寫作“治”。本書作者認為，該詞的核心要義在於表“宰殺動物並處理其皮毛”，“治”無法表達這一內涵。語義讀音相符的“褫”，是更為合乎邏輯的選擇。 誤區之五：刻意復古的思維傾向。 某些“本字”考據，為了“有理有據”，刻意從古代字典類書籍中去尋找字義、字音相近的古代漢字。殊不知，客家話是特定歷史時期（上限是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時期，下限是靖康之難時期的南渡）中原地區的日常用語。之前時代的用語（特別是書面用語），與客家話用語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古代字典類書籍中近音近義用字，不足為憑。最具證據價值的只有“隋唐及其前後歷史時期”的記載性文獻。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古字作為客家話本字是正確的。但是，這些用語並不是客家話的固有用語，而是客家話受周圍南方方言影響而納入的用語。這些南方方言是更早時期從中原地區流傳下來的，這些南方方言中的本字，可能與古代字典類書籍中近音近義用字存在淵源關係。但與客家話並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客家話字詞的“本字”，應當有其發展脈絡，應當與中古時期的漢語字詞有源流關係，而不應是憑空出現的一個生僻字。各種客家字典辭典中所舉例句、所舉早期漢語字典辭典的收錄、所舉前人的考據，如果缺乏清晰的源流邏輯，那麼就不足為憑。為什麼古代文獻中會出現客家話“本字”的個別例句，其實當時的使用者也未必清楚某個字詞的“本字”，而以“趨雅避俗”的方式選擇了某個“本字”。 相當一部分的復古字，乍一看頗有道理，使得相關文獻作者不作深究而人云亦云。實際上，經不起邏輯推敲。例如，客家話表“鐵制利器因久用未磨變鈍”之義，亦表“鐵銹鏽跡”的詞語為“Lū”。多數客家話文獻寫作“黸”。但深究一下，此字僅有黑色之義，與客家話語境完全不符。 客家話“考本字”過程中，可適當追求“古意”。但是，“古意”絕非體現在繁難字、化石字方面，而是體現在：用字為常用字，現代讀者能夠理解其意，卻不常用。例如，表“謎語”的客家話用字為“令”，用字為簡單的常用字，其詞義現代讀者能夠體會到，但現代漢語口語中一般不用“令”來表“謎語”。 客家話研究中“考本字”的目的，一是便於研習者更精准地理解方言字詞的含義和讀音；二是便於研習者理解客家話字詞的源流變化；三是從客家話留存的古漢語因素中認識現代漢語字詞的源流變化；四是便於記錄或創作真正意義上的可讀的客家話文本，使客家話得以以可讀文本流傳下去。 大量使用生僻字，基本上屬於自娛自樂，完全失去了傳播價值。例如，客家話表“用刀劃割”為“Lá”，明明有現代漢語常用漢字“剌”，某些客家話文獻卻非要煞有介事地“考證”並使用“��”，對於客家話的有效傳播而言有什麼意義？ 誤區之六：大量使用“後造字”，陷入臆造誤區。 既有客家話文獻中，某些“本字”的選定，類似於古物仿造中的臆造品（貌似有一定的古意，卻不符合時代特徵，生硬地把某些古意特徵附著在器物之上）。例如，客家話中，作為對女性長輩親屬稱謂有“ōi”與“Mēi”兩個讀音，一般客家字典辭典把該字寫為“娭”與“㜷”。其實，古代漢語中“母”本來就有“ōi”與“Mēi”兩個讀音，否則以“母”為表音構件的形聲字“海”、“每”、“梅”等的讀音從何而來？更何況作為客家話中高頻常用字，怎麼可能沒有其本字而需要後造字來表達呢？以“娭”與“㜷”這樣的後造字或復古字來表達，毫無邏輯、毫無價值，反倒人為地割裂了語言文字的歷史邏輯。 本書作者主張，客家話中除了極少數已經被現代漢語接受的“後造字”之外，其他後造字、臆造字都不宜保留。 誤區之七：過於強調讀音、音調流變的所謂“規則”，忽視客家話字音存在“訛變”現象。 對於字詞讀音的變化，不必“食古不化”地引用有關音韻的古籍，也不必“刻舟求劍”式探究其流變過程。客家話由於長時間不作書寫用語使用，母語者都是口口相傳。說者和學習者都不知道“本字”，只知道大致的讀音。在流傳過程中，很容易把一個詞語的讀音“訛變”為某個常見事物的讀音。如同英語初學者用漢字讀音來標注英語讀音，初學者標注讀音往往會選擇語音相近的日常事物來標注，如將“thank you”標注為“三塊肉”、將“good morning”標注為“鼓搗貓呢”，這樣才便於記憶、也便於交流流傳。但這樣標注的讀音，肯定是不准確的，也沒有什麼規律可言。同樣的道理，客家話之中，必定有為數不少詞語的讀音發生了類似的“訛變”。如果非要從已經“訛變”的讀音中去探尋其本字，無異於緣木求魚。例如，客家話中“矮凳”的讀音為“aa Má Dèn”，實際上“矮”字的讀音訛變為了更為常用的“鴨”字讀音，而“鴨”又進一步“訛變”為客家話日常事物“鴨嫲”，久而久之，“矮凳”訛變成了“鴨嫲凳”。我們探尋客家話的本字，應當還原“矮凳”，如果還原為“鴨嫲凳”就失去了探尋本字的意義。再如，客家話表“太陽或陽光”的詞語讀音為“Ngiè Téu”，寫作“熱頭”，表“月光”的詞語讀音也為“Ngiè Téu”，寫作“月頭”。但從語言的整體性來考慮，“日光”與“月光”為同一讀音，是不符合語言準確表達邏輯的。合理推測，“Ngiè Téu”（熱頭）是由“Ngii Téu”（日頭）訛變而來。又如，客家話表“外孫”詞語的讀音為“Ngòi Seāng”，寫作“外生”。從語言整體性來考慮，“外生”與“外甥”同音，不符合語言準確表達的邏輯性。可以合理推測，客家話中的正確用詞應為“外孫”（Ngòi Sēn），但在流傳過程中，訛變為“外生”。所以，對於此類詞語，應在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體系中適當加以糾正。 同理，對於音調的變化，也不必“講死理”地引用相關古籍、探求其流變。音調的無規則變化，很多情形是由於客家話口語辭彙在口口相傳過程中“訛變”為日常熟悉事物而造成的。這一現象，相對於漢語書面文字傳承中的“雅化”現象，可稱之為客家話口語傳承中的“俗化”現象。例如，“酒釀”（Ziǔ Ngiàng）訛變為“酒娘”（Ziǔ Ngiāng）；再如，“長揖”（Chāng Ya）訛變為“唱謁”（Chàng Ya）。如此之類的音調變化，有什麼規律可言？何必對其如逢大敵、不敢越雷池一步呢！ 我們應當追求的是語義正確，而不是形式上的“精准”。客家話詞語讀音，不可避免地存在流傳傳播過程中的訛變。應當認真地判別，並通過適當方式予以糾正，盡可能避免走向無法還原的地步。 誤區之八：有聞必錄，不顧詞語的適用範圍，不作邏輯分類地選擇字詞。客家風俗文化器物用語，與客家話用語，混雜在一起，人為增加了客家話語言的繁複程度。 客家話詞語應區分：正式場合的常用詞語、非正式場合的俗語、俚語、口語；長期傳承變化不大的辭彙、新近所造辭彙；客家話各方言區的通用辭彙、小方言區辭彙；與語言有關的辭彙、與語言關係不大的日用品辭彙。 客家風俗文化用語，本質上並不是客家話作為一門語言的特有用詞，不應納入語言範疇。例如，客家話詞典中，多數會列入“金罌”一詞。其實，這個詞語，並不是客家話語言範疇的特殊詞語，而只是客家族群遷葬風俗中的一個用語。再如，客家話詞典中，多數會列入“飯甑”一詞。其實，這個詞語，並不是客家話語言範疇的特殊詞語，而只是客家族群常用煮飯方式的一個器具用語。相關詞語，在有關客家風俗文化的文獻中記載即可，加入到客家話語言文獻中，沒有必要，徒增煩雜。應當明確：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語言體系，是用客家話記載描述世間一切現象的語言，並不是單純用於記載客家族群風俗文化的語言。客家話書面文字表達體系中收錄的詞語應主要包括：正式場合的常用詞語、長期傳承變化不大的辭彙、客家話各方言區的通用辭彙、與客家話語言直接有關的辭彙。而與現代漢語表達相同的詞語、與現代漢語表達略有不同但易於理解的詞語、客家話中非常用和非典型的詞語、客家話小方言區的非通用詞語、僅表徵客家族群風俗文化、生活環境、日常器具的詞語，則不予列入。  引文格式：鐘茂初.客家話書面表達優化體系探析[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