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婷 韓鎖昌 張行勇 本報記者 嚴濤
2024年9月11日，黃河上游，甘肅蘭州。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中山橋段，駐足眺望。滾滾大河奔騰而過，雄渾壯美、氣勢磅礴。總書記由衷感慨：黃河很美，將來會更美。 兩天前，9月9日，全國第三單、黃河流域首單水土保持碳匯交易——延安市寶塔區薛張小流域水土保持碳匯專案碳匯減排量轉讓交易在陝西省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正式發佈公告，交易水土保持碳匯減排量15.1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交易金額543萬元。喜訊傳來，主持該專案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農）水土保持科學與工程學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教授王健難掩激動。 從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學體系，到提出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從構建黃土高原植被建設和恢復理論與技術體系，到開創我國飛機播種恢復植被的先河；從為國家退耕還林還草政策提供科技支撐，到開展小流域綜合治理試驗示範；從構建我國旱地農業理論與技術體系，到建立生態農業型鄉村振興新模式……一項項助推“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青山變金山”的科技成果，助推陝西綠色版圖向北挺進近400公里，這都是水保學院（水土保持研究所）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服務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治理國家戰略需求，把使命鐫刻在中國西部大地的生動寫照。 厚重樸實、血脈相連： 因治理黃河而建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生命河，也是一條桀驁不馴的憂患之河。作為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難度最大、水害嚴重的河流之一，黃河在歷史上曾“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洪澇災害波及範圍北達天津、南抵江淮。 1934年，中國西北地區規格最高、建校最早、規模最大的現代高等農業學府——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西農前身）在楊陵（1997年“陵”改“淩”）奠基成立，至今走過了90年的辦學歷程。 1934年，我國現代水利建設先驅李儀祉創辦的陝西省水利專科班併入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設水利組。李儀祉終生以治水為志，創造性地提出了對黃河治理必須是上中下游並重，防洪、航運、灌溉、水電兼顧的指導思想。水保學院最早可追溯至1934年成立的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森林組、水利組。 農業水利系原系主任沙玉清一生發表50餘篇論文，其中有關黃河與泥沙的研究約占一半。早在1932年，受李儀祉關於“根治黃河、河患於沙”思想的影響，沙玉清寫成了綜論文章《河流之挾沙量》，成為我國早期研究泥沙運動力學的論文之一。 1954年，中國科學院開始籌建水土保持研究所。為回應國家建設大西北的號召，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楊文治、山侖、周佩華、唐克麗、張鐘先、楊盛源、楊彭年、羅賢安、馬學曾、張殿瑾、楊小寅、陳漱陽、陳培元等13人被分配到所裏，並前往甘肅定西地區進行了水土保持考察工作。 1956年，被毛主席讚譽為“辛辛苦苦，獨樹一幟”的校長辛樹幟，參加陝北農業生產與水土保持考察工作。同年，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著名膠體化學家、物理化學家和教育家虞宏正受命組建中國科學院在西北地區的第一個科研機構——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並擔任首任所長，確立了以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問題為中心、為解決黃土區水土保持及農業生產問題提供科學依據的方向任務。 此後，研究所幾易其名，從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到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1999年，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推進科教體制統籌改革，黨中央、國務院將同處楊淩的原西北農業大學、西北林學院、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學研究所、陝西省農業科學院、陝西省林業科學院、陝西省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家單位合併組建為西農。 歷史總是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2023年7月，西北首個水保學院在西農成立。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春宏在講話中表示，水土保持研究所作為我國唯一的國家級水土保持科研機構，用幾十年的理論探索和試驗示範，產出了一大批標誌性成果，已成為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國際交流的重要基地。 西農校長吳普特指出，2022年，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學成為國家一級學科，學校順勢而為成立水保學院，旨在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整合學校優勢科研力量，加快推進“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學”一流學科建設。 名稱在變化，不變的是伴隨國家需求而發展、走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特色辦學之路的基因在一代代西農人的血液中流淌。 1956年，為回應國家號召，李振聲被調至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開啟了長達31年的小麥遺傳育種研究生涯。上世紀80年代，他通過小麥與長穗偃麥草雜交育成的“小偃6號”能同時抵抗8個條銹病菌生理小種侵染，成為我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幹親本，衍生品種達80多個，截至2003年，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增產逾150億斤。李振聲還創建了藍粒小麥和染色體工程育種新系統，將原本需要數十年的遠緣雜交育種過程縮短至3年，大幅提高了育種效率。 1991年，李振聲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24年9月，他榮獲“共和國勳章”。 1959年，土壤學專家朱顯謨毅然告別了生活和工作條件優渥的南京，舉家來到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在黃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裏，朱顯謨實地考察黃土高原的溝溝坎坎20多遍，3次跨越昆侖，概括出“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米糧下川上塬、林果下溝上岔、草灌上坡下坬”的“黃土高原國土整治28字方略”，為了“黃河不清，我死不瞑目！重建黃土高原土壤水庫是治理黃河的根本……”奮鬥一生。 經過20年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實踐，黃土高原植被覆蓋率由過去的31.6%提高到現在的65%，黃河輸沙量由過去每年16億噸下降到現在的不足2億噸，助推陝西省綠色版圖向北推移了近400公里。如今，從內蒙古河口鎮到河南桃花峪，1200多公里的黃河中游已是一河清水！ 協力攻關、守土護綠： 緣水土保持而長 “在這裏，我看見了中國的巨變。”2015年，荷蘭國王威廉·亞曆山大專程考察了西農安塞水土保持綜合試驗站綜合治理示範區後說。2005年，他曾實地考察過位於我國黃河中上游的黃土高原。在他看來，這裏是環境再生的一個極佳事例，這種經驗可以在其他地區複製和推廣。 始建於1973年的安塞站現為黃土高原北部草原農業生態區唯一的國家野外站。科研人員從建立生態戶到生態村再到8.27平方公里小流域，逐步形成了安塞紙坊溝生態治理與農業發展的樣板和模式。經過長期治理，紙坊溝實現了從森林絕跡到森林覆蓋率60.4%的轉變。 神木市位於陝西北部，陝西、山西、內蒙古三省區接壤地帶。這裏是黃土高原向毛烏素沙漠、森林草原向典型乾旱草原的過渡地帶，又屬於風蝕水蝕交錯區、農業牧業交錯區，還是黃河中游粗泥沙的主要來源區和京津風沙來源區，也是我國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屬於黃土高原乃至全國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區域，“風刮黃沙眼難睜，莊稼苗苗出不全。黃沙壓田又埋房，沙進人退走他鄉”是當時的生動寫照。 在唐克麗、邵明安等科學家的帶領下，1991年，西農科技工作者開始在神木市六道溝開展工作，此地2007年正式建立神木站，2021年入選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唐克麗作為我國現代土壤侵蝕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創立了我國第一個土壤侵蝕實驗室，首次提出了半乾旱水蝕風蝕交錯帶是黃土高原強烈侵蝕中心，是黃河粗泥沙主要來源區和現代沙塵暴的激發區；首次提出以發生淺溝的臨界坡度作為退耕上限坡度新標準和坡溝系統“侵蝕鏈”新概念…… “治沙造林不能靠蠻幹，必須依靠科學。”全國勞動模範張應龍請來了中國科學院院士邵明安團隊，院士團隊根據多年土壤物理和生態水文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土壤水分植被承載力和因水定植，在降低植被對土壤水分消耗的同時，提升了樹木栽種成活率，豎起了科學治沙的鮮亮旗幟。 “奇跡！這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跡！”曾來到毛烏素沙漠考察的聯合國環境專家鮑文驚歎不已。 “雖然我研究的是土壤水分，但我對祖國的感情沒有一絲水分。”作為我國首位土壤物理領域的院士，邵明安1982年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被錄取為水土保持研究所土壤物理專業的研究生，師從著名土壤學家楊文治及李玉山研究員。1996年5月12日，他在完成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博士論文的第二天，就義無反顧地回到了水土保持研究所。他創建的土壤水分運動廣義相似理論和溶質遷移邊界層理論，解決了半個多世紀的難題，並寫進了美國土壤物理學研究生的教科書。 2024年2月20日，正月十一，陝西長武下起了凍雨。當天下午5點多，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員郭勝利等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走進了長武縣洪家鎮王東村一片占地6畝的試驗田。該試驗田是“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專案“典型區域中低產田土壤固碳與產能提升協同技術和應用”在西北地區設立的重要試驗基地。 “900，竟然達到了900微摩爾！這是平常大氣中含量的兩倍啊！”雖然雙手被凍得發紅，但儀器上顯示的數據令郭勝利和團隊成員抑制不住興奮。這個數據表明，在零下8攝氏度的低溫下，玉米秸稈深還田後的土壤中微生物異常活躍。 這處試驗田只是郭勝利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野外諸多基地之一。在王東村，他們還有一個工作大本營——長武黃土高原農業生態試驗站。該站前身是1984年創建的中國科學院西安分院旱農研究基地，在首任站長李玉山研究員的帶領下，“七五”期間承擔國家黃土高原科技攻關專案。該專案要求實現恢復生態環境和提高生產力雙重目標。這是一種治理開發生產活動與理論技術全面研究並舉的嶄新科研模式。 通過5年的艱苦努力，團隊創建了赫赫有名的“王東溝模式”——包含“塬面糧食快速發展模式”和“溝坡低產土地高效開發模式”兩個子系統，成為黃土高原低產土地高效開發的典範。李玉山提出的“土壤水庫”和“以肥調水”理論，成為了制訂旱地農業增產計畫的重要依據，這一原理和技術的應用實現了旱作糧食生產3年內成倍增長的目標。 經過長期治理，昔日荒山禿嶺的黃土高原變成植被覆蓋率為65%的“綠水青山”。縱觀黃土高原實驗室不同地區的10個野外試驗站，處處都是加速度，寧夏的“上黃模式”、長武的“王東經驗”、米脂的“孟岔模式”等都廣受認可和好評。退耕還林（草）、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等20多項政策建議被國家採納，有力支撐了國家重大生態工程實施。“黃土高原綜合治理定位試驗研究”獲1993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併入選中國科學院改革開放40年40項重大標誌性成果。 基於研究成果積極建言咨政，水保學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員上官周平作為主要人員參編的《關於黃土高原科學規劃、退耕還林（草）、改善生態、富民增收的建議》《科技支撐黃土高原生態屏障建設戰略研究》、主持上報的《關於加強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與風險管控的建議》等11份建議報告引起國家有關部門重視。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斯坦福大學教授彼得·維托塞克（Peter Vitousek）在考察了神木、安塞和長武等野外試驗站後，認為“黃土高原水土保持成效非常顯著，為世界水土保持創造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