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劍
近年來，美國精英大學一直處於輿論與權力的交匯點。最近，面對美國政府的指控與巨額撥款凍結威脅，哈佛大學最終作出回擊，該行為一度引發了全球學術界的聲援與共鳴。 然而，在這場廣受矚目的對抗中，公眾態度卻分裂而複雜，甚至有人質疑哈佛及其他常春藤盟校“精英主義”“價值偏激”，指控它們“脫離實際”。這種情緒並非偶發，而是累積多年的信任滑坡的集中爆發。 近年來，在歐美國家，大學這一傳統上代表理性與自由的機構正陷入一種令人不安的困境：一方面，它們以“多元”“平等”“包容”的話語宣導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卻不斷被公眾指責為“政治正確的堡壘”。高等教育的公共形象正在經歷劇烈的轉型與重構。這是否意味著大學正在走向“被遺棄的未來”？還是說，它正處於一場艱難但必要的自我反思過程之中？ 自由主義如何走向極端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大學經歷了一場由內部理念與外部環境共同驅動的深層變革。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價值觀迅速席捲歐美高等教育系統。大學不再只是知識生產與傳播的中立場所，還被賦予引導社會正義、推動歷史進步的使命。但正如所有理想主義浪潮的慣常路徑，過度的價值堅持往往演化為另一種極端。當“包容”變成排斥異議，“平等”被絕對化為“結果一致”，“正義”淪為身份政治的工具，大學的價值天平就開始悄然傾斜。由此，我們看到了幾種重大的變化。 首先，從價值追求到意識形態化的偏移。最初，這種偏移是出於善意。比如，在課程設置中強化邊緣族群文學、歷史與思想的研究，在招生與就業中實施“種族優待政策”，在教職招聘中引入“多樣性聲明”等。但隨著這種制度性改革機制的固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大學是否仍然以“學術能力”“研究貢獻”為核心標準，是否真正容納了思想的多樣性，而不是僅僅容納了身份的多樣性？ 一些常春藤盟校曾因大規模推行“反歧視文化”而廣受讚譽，但近年來也頻頻被爆出排斥保守派教師、拒絕“不合時宜”的演講嘉賓等醜聞。著名政治學者盧金諾夫和海特在其著作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大學正在“過度保護學生的情緒”，將校園變成了思想過濾的“安全空間”，而非理性對話的競技場。 其次，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對峙。自由主義本應包容思想的多樣性，但如果走向“強迫一致”，問題就出現了。在許多美國高校中，“學術自由”被理解為對某種價值體系的捍衛，而非維護爭議觀點存在的權利。越來越多的教師因表達不同政見被暫停工作或解聘。這使得“自由”不再意味著思想碰撞的自由，而成為某種學術道德正統的代名詞。 再次，高等教育體制與社會脫節。隨著大學商業化趨勢的增強，學校逐漸轉向以“社會影響力”“公關形象”“社會責任”為導向的治理邏輯。在這種模式下，大學更容易迎合媒體輿論與政治氣候，犧牲學術自治去維繫公眾形象。例如，哈佛大學在反猶主義指控初期的沉默與遲疑，正是出於對多方利益權衡的顧慮。 最後，校園生態的“回音室”效應也越發明顯，即網路技術在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打造出一個封閉且高度同質化的“回音室”。這一點在美國頂尖高校中顯得尤為突出，特別是在某些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進步主義傾向壓倒性佔據主導，保守主義者越來越難以發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考夫曼在2022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他們所調查的美國150所名校中，每 2.5個自由派對應1個保守派，但在常春藤盟校中，保守派平均只占10%~15%，自由派則高達60%~75%。這種政治生態的高度失衡，無疑削弱了大學，特別是精英大學對社會不同聲音的代表性與解釋力。 大學為何成為保守主義眾矢之的 美國的大學之所以愈加頻繁地成為保守派輿論與政策打擊的集中靶標，根源在於過去30年大學自身發展邏輯的轉變——它們不再是象牙塔中冷靜沉思的智識共同體，而是被保守派視為“精英價值的製造工廠”。 保守派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大學成了“偏見製造者”。保守派的核心指控並不在於美國大學欠缺學術成果，而在於它們“失去了中立性”。尤其在精英大學，右翼政治力量認為大學在性別、種族、身份、環境、社會正義等話題上的立場已不再是“研究問題”，而是帶有強烈意識形態導向的“社會工程專案”。 比如，“多樣性、公平性與包容性”（DEI）專案在美國大學的擴張成為保守派最集中的批判對象。他們認為DEI將大學資源過多集中在身份政治上，推動“逆向歧視”，忽視了學術卓越和專業能力的根基。 第二，社會階層斷裂下的“精英怨懟”。在美國，大學，尤其是常春藤盟校，原本是社會上升的階梯，如今卻日益被視為精英自我複製的封閉圈層。保守派對美國大學的批判，很大一部分來自底層與中產群體對於精英階層掌控社會資源的不滿。 21世紀後，美國大學尤其是頂尖私立大學的招生愈加偏向特權階層。哈佛大學近年來多次受到控告，指控其2019屆畢業生中大約有28%學生的父母之一或其他親屬是哈佛校友，即具有所謂“傳承優勢”。這使得“知識改變命運”的神話逐漸失效，大學反而成為階層固化的象徵。 第三，大學遭遇公共信任危機。根據英國媒體“大學世界新聞”2024年7月15日的報導，蓋洛普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美國高校的信心已降至歷史最低點。在接受電話調查的2000名美國人中，近1/3的受訪者稱對高等教育的信心很低或沒有信心。 這一數字背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即大學越來越遠離公眾和現實。一個典型例證是在公眾面臨人工智慧、通貨膨脹、疫情治理、勞動力結構重組等實際問題時，美國大學的回應卻過於抽象化、理論化，或僅僅聚焦在“文化正義”與“身份議題”上。這種脫節使得它們被視為“象牙塔的倖存者”，無法回應時代的根本訴求。 更嚴重的是，一些大學在政治壓力面前頻頻讓步、噤聲。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表現引發社會強烈質疑，成為高等教育“失聲”的象徵。而哈佛大學前校長蓋伊被迫辭職的事件，則標誌著大學在多重壓力下的“責任危機”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第四，保守派對美國大學的抨擊雖然具有政治目的，但大學自身角色認知的模糊也加劇了這種誤讀。一方面，美國大學高舉“社會正義”的大旗，將自己塑造為推動進步與變革的先鋒力量；另一方面，它們不斷強調“中立性”“專業性”與“學術自由”，這形成了話語上的斷裂與現實中的不一致，進而導致自由派批評大學不夠激進，保守派則批評大學道貌岸然、強行灌輸——大學就這樣被夾在雙重期待之間，動輒得咎。這種身份錯位和角色搖擺，也許正是大學目前所面臨最大困境的根源。 還能贏回公眾信任嗎 如果說過去30年間，美國大學的價值理念出現了某種“失衡”，那麼今天的關鍵問題便是——它們能否通過自省重建其社會合法性，能否重新贏得公眾信任？這並非意味著要完全回應保守派的批評，而是要在“堅守價值”與“回應現實”之間，找到一條能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公眾的道路。 在我看來，美國高校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才能真正贏回公眾的信任。 第一，拒絕標籤化，回歸學術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當前，不少美國大學在追求“政治正確”的同時，也陷入了認知封閉與立場僵化的困境。教師與學生在特定議題上只能表達“被允許的正確”，不容許質疑、不歡迎辯論，這與其作為公共理性空間的初衷相悖。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大學不應是道德的祈禱所，而應是探索與質疑的實驗室。美國大學要重新贏得信任，關鍵不在於迎合哪一方，而在於真正營造一個能容納差異、包容異見、激勵深思的思想共同體。這意味著不管是性別議題還是國家認同，不管是殖民批判還是自由市場理論，都應被納入討論話題之中。 第二，美國大學需要重新審視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應基於契約而非特權。大學的公共資金來源於納稅人，其研究、教育和知識生產必須回應公共利益。而今天，許多高校已經遠離了這一社會基礎，變得“自我指涉”“封閉自轉”。 如何打破這一迷思？有學者提出，大學應加強與社區、行業、政策制定者之間的互動。例如，一些美國大學已開設“社區調研實驗室”，將學生的課程專案與社區需求進行對接，推動“服務式學習”；也有高校設立“公共政策工坊”，邀請學生參與現實議題並建言獻策，以重建知識與現實之間的橋樑。可以說，大學要贏得信任，必須以行動重新詮釋“公共性”。 第三，在課程與教學改革上，美國大學亟須作出回應。一方面要拓展學生的“跨領域思維”能力，使其能在資訊碎片化與人工智慧生成內容氾濫的時代，重拾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要重啟“公民教育”，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多元協商意識。 上世紀初，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就曾強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的任務是要解決學校與社會之間的脫節、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失衡以及教育與生活的背離問題。但如今，許多大學課堂卻變成了“價值歸邊”的場域。重啟公民教育並不意味著消解分歧，而是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尋找共同的理性語境。這既關乎教學內容的設置，也關乎教師自身的引導能力與責任意識。 第四，美國大學必須在文化層面推動轉型。今天很多美國高校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幟，但自由本身並非無責任的權利，它必須與“自我約束”“價值檢討”相伴同行。 在保守派批評最為激烈的時刻，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都經歷了沉默與動搖，但這也成為大學“重新定義自由精神”的契機。實現真正的自由不在於規避敏感問題，而在於大學能否有勇氣、有能力引導理性的公共對話。 “責任共同體”的文化要求大學不僅要捍衛自身的獨立性，也要承擔與社會的連帶責任。從校長的言行到教師的課堂，從學生的社團到研究專案的主題選擇，都應體現出一種更寬廣、更深沉的責任感——既對學術，也對社會；既對現實，也對未來。 回歸思想的勇氣，重塑大學的尊嚴 如今，我們正站在一個時代的轉捩點上。一方面，人工智慧、政治極化、公共信任危機等多重力量交織在一起，使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另一方面，大學作為人類思想最重要的庇護所，依舊承擔著為社會提供批判視野、審美尺度與倫理座標的責任。 但我們必須承認，很多美國大學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在於它們曾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自我反省能力，過於執著某種話語正義，失去了多元視野下的包容與冷靜，甚至忘記了知識應當服務公眾。正是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學的抗爭才顯得如此關鍵——它不僅是一所名校對政府干預的回應，更是一種象徵性的姿態——告訴世界，大學可以犯錯，但不能沉默；可以修正，但不能屈服。 大學的尊嚴不是體現在財富、聲望或歷史上，而是體現在它是否保持一種思想的獨立性與文化的自信力上。這種尊嚴需要通過“自省”來保養，通過“回應”來延展，通過“行動”來捍衛。 這意味著大學不能僅僅是精英聚集地，還是公共問題的回應者；不能只是象牙塔守護者，還是社會想像的創新者；不能滿足於自我驗證的邏輯，還要勇於與社會對話。 當然，面對全球範圍內的大學信任危機，我們無需恐慌，但應保持清醒。真正的大學精神是在時代最喧囂之時，依然能回到思想的本源，敢於提出問題，並在爭議中守住獨立的聲音。這種精神並非高高在上，而是在於大學能否保持一種“帶著責任的自由”，並在質疑與反思中重新贏得社會的尊重。 大學是文明的火種、思想的驛站，也是社會的良知。唯有那些不懼自省、敢於擔當，能與世界平等對話的大學，才能真正屹立於新時代的洪流之中，不僅存續，更能引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