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０年代臺灣民主化後，台獨勢力迅速崛起，一個讓臺灣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偉大思想三民主義，受到了台獨意識前所未有的排斥，國民黨也陷入了旗倒黨衰的困境。由於民進黨政府拋棄了三民主義，臺灣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民生痛苦加劇，偉大的臺灣經驗有面臨崩解的危險，這從反面驗證了三民主義在治理臺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蔣經國先生用實踐豐富和發展了三民主義的思想內涵，臺灣經驗成為三民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臺灣經驗沒有得到理論化，國民黨人拿不出新的主體論述，使理論滯後於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實踐成果的鞏固。導致李登輝執政後，就開始偏離蔣經國路線，蔣經國手創的臺灣經驗開始走下坡路。現在臺灣朝野各界在重新制憲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怎樣制憲卻有很大分歧，也沒有明確的觀點。我在《我對臺灣制憲的看法》一文中認為，臺灣重新制憲最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通過憲法的方式鞏固臺灣經驗的既有成果，確立三民主義成為新的制憲基礎。
在２０世紀下半頁的５０年中，臺灣是中國唯一一個堅持三民主義的地方，大陸已經有幾代人沒有接觸過三民主義了，而現在臺灣離三民主義也逾來逾遠，這使很多三民主義的真誠信仰者深感痛苦，因此弘揚三民主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迫切。
孫穗芳博士是孫中山先生的嫡親孫女，雖已年屆古稀，仍不遺餘力地為三民主義而奔走呼號。孫穗芳博士說“孫女也不幫他傳揚，還有誰幫他傳揚呢？”“我想退休，但是爺爺的思想由誰來推廣？”這些感情至深的言論深深地觸動了我們。作為三民主義理論家，我們可以告慰孫穗芳博士的是，三民主義後繼有人，全中華民族都會是孫中山思想的繼承者。儘管大陸長期禁錮三民主義，但也沒有人敢說半句不好的話。其實人人心裏都明白，在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最好的主義。中共領袖毛澤東就說過：“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今天仍然可以這麼說。
但今天怎樣才能真正地弘揚三民主義呢？我認為目前關鍵不在於復述孫中山時代的思想，而在於三民主義要與時俱進。孫中山先生去世已經８０年了，這個８０年裏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也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從羅斯福新政，到戰後日本民主化改革，發達國家的大量實踐雖然和三民主義理論不謀而合，但很多新的思想是孫中山時代不曾有過的。三民主義需要迅速地容納新的實踐經驗，得出新的具體結論，這樣才能具有新的說服力。
理論要深入人心才能具有活力，三民主義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會與時代脫節，就不能回答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就難以凝聚人心，振興三民主義的目的就不能達到。所以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培養三民主義新的理論人才和宣傳人才，三民主義才能傳之久遠。孫中山先生活著的時候，就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理論，所以今天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符合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也符合三民主義的精神。
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通過１０餘年的努力，我繼孫中山先生之後，第二次對三民主義作出了全面的系統闡述，提出了政治五原則、民生國家、新五權憲法、都郡府縣自治、六權分立、三大政策等一系列主張，完成了《政治五原則》一書，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認同，被稱讚為“三民主義解釋並細化的最好的系統”，完成了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神聖使命。
我這次依據時代潮流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是以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為基礎的。三民主義作為一個思想體系，是開放的、無止境的、不斷發展的。徐複觀認為三民主義包括基本精神與具體結論兩個部分，基本精神是永恆的，具體結論則可以改變，而且也需要改變。如果具體結論不與時代潮流結合起來，就會違背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可以說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兩句話：“合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群之需要。”
我對三民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首次完成了三民主義的原則化。三民主義原則化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孫中山先生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框架，但很多內容仍然需要後繼者去完成。戴季陶提出民生哲學，陳立夫提出唯生論，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建設都是有重要貢獻的。這個例子也說明需要不斷有人去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加以深化和完善，三民主義理論之樹才能長青。
三民主義原則化為三民主義司法化奠定了基礎，使三民主義成功地轉換成了制憲理論。憲法是以價值原則為基礎的，它是以原則和規則所組成的一個司法體系，如果三民主義不能原則化，它就不能成為憲法基礎。僅僅在憲法中寫進三民主義四個字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治口號和憲法原則是兩回事。中華民國四七憲法寫有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但它並沒有按照民有民治民享來確立規則和程式，所以就不能說是一部三民主義的憲法。
我把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憲法革新為五項原則憲法是十分重要的，臺灣民主化實踐已經否定了五權分立，是因為五權分立有重大缺陷，這一點我們不需要為賢者諱。五權分立的構想是非常好的，但在細節設計上出了問題，缺陷是由細節設計不當造成的。五權分立分解和弱化了國會，造成行政一權獨大，瓦解了分權制衡機制。我們應該清楚，憲政體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分權制衡機制，每一個國家建立不同的民主制度，其目的就是要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條件下維護分權制衡機制，如果違背了這一點，就違背了憲政制度的精神。孫中山先生的錯誤就在於，用分工合作取代了分權制衡，這是孫中山先生在憲法理論上的重大失誤和疏漏。
我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對思想理論而言是最大的危害，是窒息理論活力的罪魁禍首，所以我們大可不必事事都要遵循孫中山先生的本意。既然五權分立有缺陷，就需要加以改進。在這種考慮下，我大膽地把五權分立發展為六權分立，六權分立既繼承了五權分立的優秀思想，又彌補了五權分立的既有缺陷。六權分立是在五權分立的基礎上增加貨幣權得來的，並且形成大三權和小三權結構。立法、執法、司法大三權是憲法的三大基礎部門，而考試、監察、貨幣小三權是三大獨立行政機構，獨立行政機構和憲法基礎部門是不一樣的，不能混淆起來。小三權是從屬於立法權的執行部門，與立法權同屬一個系統，這樣六權分立事實上成為２+ ４的三權分立模式，重新回歸了三權分立構架。我們在大三權的基礎上，增加小三權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有效地維護三權分立的分權制衡機制。
我提出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新五權憲法，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因為新五權憲法事實上就是三民主義憲法，第一次使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統一起來，簡化了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對政治理論來說，內在的統一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就會割裂整個學說。在孫中山先生那裏，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並列的，這種並列弱化和損害了三民主義作為系統理論的功能。三民主義應該涵蓋整個理論體系，不能夠有和它相並列的東西存在。儘管五權分立憲法可以歸納到民權主義裏面去，作為民權主義的組成部分，但這種歸納還是比較生硬，還是不能和三民主義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維歐美之精華，考察和總結了西方各國的具體制度和政策，以及聯繫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而得出的一套理論體系。三民主義是中國唯一一個具有系統理論、唯一能稱主義的政治理論，這是中國其他任何政治思想所不可比擬的。對政治理論來說，最核心的是制度設計和政策主張，沒有形諸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成為實踐理論。三民主義是依託鮮明的制度構想和政策主張來實現其理論預期的，這是三民主義具有非凡說服力的關鍵之處。
我們今天作出新的理論創新，始終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把三民主義這個思想火炬傳承下來，而且要把這個火炬傳給下一代，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培養三民主義的經典作家。所以要振興三民主義，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使三民主義永遠與時俱進。
２１世紀必然是三民主義復興的世紀，通過我們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和孫中山先生的既有基礎，三民主義足以引領時代潮流。我們已經為三民主義的復興奠定了理論基礎，必然會有更多的人走到三民主義的光輝大道上。歷史實踐已經和必將證明，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興中國。
從孫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到大陸和臺灣的土改，到臺灣經驗，都證明了三民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大陸的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政策下實行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從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那裏來的，所以土改的成果是沿襲三民主義的結果。毛澤東拋棄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之路，歷史已經證明了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事實上就是恢復以前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而且鄧小平將孫中山作為改革開放的保護神，說明了鄧小平在某種程度上的回歸，這種一定程度的回歸已經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這種回歸是不徹底的，它並沒有恢復到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水準，這給改革開放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幾乎將改革開放的正面成果全部抵消掉。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因為沒有明晰的制度措施，也沒有遠見與藍圖，靠摸著石頭過河，為特權階層混水摸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而且特權階層致力於長期維持這種混水摸魚的混亂局面，以期在這種模棱兩可的制度下撈到更多更大的好處，使腐敗成為改革開放的不治之症。這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和社會分裂，這和臺灣在三民主義指導之下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均富的民生社會構成了鮮明對照，這種對比有力地說明了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興中國這個已為實踐所驗證的道理。
沒有三民主義，中國就不會有出路，而只會在惡性循環中不斷地頓挫，永遠也走不上重建之路。三民主義所提供的，是一個全盤的解決方案，沒有一個全盤的解決方案，就不可能能夠有效地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三民主義從社會、政治、經濟三個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綱領性主張，我們通過汲取美國經驗、日本經驗、德國經驗和臺灣經驗，進一步豐富了這些綱領性主張，使三民主義的主張更符合時代需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符合中國文化背景的、有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三民主義的憲政制度以分縣自治、均權制和六權分立為基礎，以締造一個鞏固和成熟的民主憲政。三民主義致力於建立一個以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三大政策為基礎的民生經濟體制，這是中國走向良性迴圈所不可缺少的機制。民生經濟體制以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為基礎，汲取了日本三大民主改革的成果，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成就非凡的，這對中國而言是生死攸關的根本制度。我們只有建立一個以三大政策為基礎的偉大的民生國家，才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理論目標。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具有極其崇高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是地位僅次於黃帝的偉大人物，這是２０世紀其他任何政治家所不可比擬的。我贊成稱孫中山為“先生”，而不是為“國父”，“先生”兩個字具有特殊的含義，因為這個稱呼把孫中山先生置於民族導師的位置上，比國父的稱謂更莊嚴、更神聖、更合乎事實。在大陸，孫中山先生的既有歷史地位受到了人為的扭曲和降低，中國一旦民主化，必然會恢復孫中山作為現代中國之父的應有地位，而且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必定會取代毛澤東像，掛上天安門城樓，只有孫中山先生才有資格掛在那裏，因為只有孫中山先生才是中國和平、民主、統一的象徵。
我從新聞報導中看到，孫穗芳博士計畫在中國３０００個縣市建立３０００座孫中山先生的銅像，以此來傳播三民主義，我倒大不以為然。因為孫中山先生不是立在街頭，而是立在人民心中的偉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不可能忘懷孫中山先生的功績。應該用培養３０００個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才計畫來取代３０００座銅像，這樣才能在中國真正實現復興三民主義的夙願。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陸人士公開站出來主張三民主義，儘管絕大多數人在極權制度下仍然把這種主張深埋在心中。但只要是真理，它必然會放出奪目的光彩，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信仰它、實踐它。極權和強迫信仰必然會絕種，只有那些具有說服力和號召力的思想，才能具有久遠的生命力。
理論先行，作為時代思潮的前鋒，我們正處於歷史的風口浪尖上。好男兒勇上濤頭立，讓我們的壯志和奮鬥，為２１世紀民主中國登上歷史舞臺拉開宏偉的序幕。看吧，一輪朝陽，一輪三民主義的朝陽，正在破曙而出，它的光芒必將穿透厚厚的雲層，照耀著茫茫的中國大地。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６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