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元旦，《光明日報》刊登一組“文化學者們的新年心願”，我的那篇打頭，題為《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慧挑戰的準備》。因約稿字數有嚴格限制，我只提及AI時代：“作為人文學者，到底能做什麼，以及該做什麼，一時看不清楚，那就先沉一沉。等想好了，再重新出發。”編輯覺得意猶未盡，征得我同意，補充了《讀書》2024年第1期我的《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中的一段話：“然而，若不是從社會評價的角度，而是著眼於個人修養以及氣質形成，比如閱讀經典的能力，洞察世界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難，培養人性的高貴，人文學科還是有一些品質是ChatGPT所不具備的”——這個“光明的尾巴”，原先就有的，也是我撰寫那篇文章的初衷。
但這不是我第一次談論科技進步對於人文學的刺激與威脅。剛進入新世紀，我就曾撰文討論網路時代“閱讀與寫作”所面臨的困境，那篇初刊《學術界》2000年第5期的《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其中有一段，今天讀來仍覺驚心動魄：
最大的擔心，莫過於“堅實的過程”被“虛擬的結果”所取代。不想沉潛把玩，只是快速流覽，那還能叫“讀書人”嗎？如果有一天，人文學者撰寫論文的工作程式變成：一設定主題（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流覽（browse），四下載（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貼（paste），七複製（copy），八列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連環，一氣呵成，寫作（Write）與編輯（Edit）的界限將變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這一步，對人文學來說，將是致命的打擊。不要說凝聚精神、發揚傳統、增長知識的功能難以實現，說刻薄點，連評判論文優劣以及是否抄襲，都將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誰能保證這篇論文不是從網上下載並拼接而成？
當初以為是“極而言之”，沒想到四分之一世紀後完全落實，而且變得不費吹灰之力。一個ChatGPT已經看得我目瞪口呆，近期風雲突變，DeepSeek橫空出世，誰知道接下來還會見證什麼奇跡。無論以後哪種大語言模型占上風，抑或各領風騷三五天，稍受訓練的讀書人，可隨心所欲地“生成”自己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經過長期的文學教育或學術訓練，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你可以說此類機器生成的文本缺乏獨創性，但其“高仿真”能力，以及某種程度的思考、辨析與推理，實在讓歷來標榜“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人文學者，感到頗為迷茫，乃至手足無措。
如何應對此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所學專業、所處位置、所具修養不同，只能兵來將擋，各出奇招了。限於自家的視野與能力，我只想談比較熟悉的文學教育。因為，就在《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發表不久，我撰寫了《“文學”如何“教育”》，刊《文彙報》2002年2月23日。該文延續我此前對於一種知識體系/學科門類/著述形式的“文學史”的溯源與反省，且落實到教學層面，其中有這麼一段：
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於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正因此，在中文系的教學體系中，有關“知識”的傳授，取代了趣味的養成以及技法的習得。這種教學重心的轉移，短期看不太明顯，可歷經百餘年演進，關於中國文學史的想像與敘述已形成一個龐大的家族，要把相關知識有條不紊地傳授給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嚴格按照教育部頒佈的教學大綱講課，以現在的學時安排，教師只能蜻蜓點水，學生也只好以閱讀教材為主。結果怎麼樣？學生們記下了一大堆關於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作家風格的論述，至於具體作品，對不起，沒時間翻閱，更不要說仔細品味。這麼一來，系統修過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課程）的文學專業畢業生，極有可能對於‘中國文學’聽說過的很多，但真正沉潛把玩的很少，故常識豐富，趣味欠佳。”
撰寫此文時，我的姿態放得很低，不敢高談闊論，就想弱弱地問一聲：“大學中文系培養學生的目標是什麼？怎樣才算合格的文學教育？近百年來中國人之以‘文學史’（準確地說，是文學通史）作為大學中文系的核心課程，這一選擇，是否有重新調整的必要？”文章發表後，得到不少師友的積極回饋，若干學校因此而壓縮文學通史課程，增加各種名著選讀的專題課。但因整個課程及教學體系沒動，絕大多數中文系學生，還是無法擺脫面面俱到的文學史敘述的巨大壓迫，難得有勇氣憑個人興致“千裏走單騎”。
此後若干年，我寫過不少文章，不斷質疑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學史”情結，兼及課程設置、著述體例、研究思路，以及文化商品。其中有兩本半書值得推薦，那就是《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年），以及對話集《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以上著述，基本上都是在學術史、教育史與文學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若需要刪繁就簡，凸顯自家思路，我願意提供以下兩段證詞：
在我看來，中國的“文學教育”，主要問題出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背後確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處不贅），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文學教育的關鍵，在“讀本”而不在“教科書”，是在導師引導下的閱讀、討論、探究，而不是看老師在課堂上如何表演——教科書及老師的表演越精彩，越容易被記憶與模仿，對於學生來說，這是一種限制（從思考、提問到表達）。（《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年第1期）
對於生活在網路時代的中文系學生來說，知識爆炸，檢索便捷，記憶的重要性在下降，如何培養閱讀、品鑒、闡發的能力，成了教學的關鍵。以精心挑選的“讀本”為中心來展開課堂教學，捨棄大量不著邊際的“宏論”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將主要精力放在學術視野的拓展、理論思維的養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求其次，也會多少養成認真、細膩的閱讀習慣。……作為“文學教育”的“閱讀”，其工作目標是批判性、聯想性、拓展性以及個人性，應鼓勵學生們廣泛閱讀、自由馳騁。（《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年第2期）
當初批判的鋒芒，主要指向面面俱到的“通史”與“概論”，至於若干建設性意見，比如閱讀優先，經典第一；超越常規，自由探索；注重個人體悟，不求系統全面等，其實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對已有文學教育體系造成致命衝擊的，不是人文學者的長篇大論，而是AI的迅速崛起。
去年11月12日，我在“慶祝中山大學100周年大會暨創新發展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現代中國大學的使命與願景》（《南方日報》2024年11月16日），文中強調：大學必須適應技術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宗旨、學科體系、教學方式，以及培養目標等。而且，“我的直覺是，我們正面臨‘大學’這一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今天大學校園裏此起彼伏、你追我趕的諸多學科（尤其是人文學），都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3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與教育部教材局聯合召開高等學校文學教材研究基地的揭牌儀式，我被聘為該基地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即席發言中，不同於領導的殷殷期待，也不同於同事的摩拳擦掌，我對立即啟動諸多新教材編寫不太以為然。在我看來，若沒有充分反省兩個甲子以來中文系相關課程建設以及教材編寫的得失利弊，以及科技進步帶來的嚴峻挑戰，馬上著手教材的更新換代，只能是小打小鬧，換湯不換藥。在我看來，眼下是個重要關口，其嚴峻及艱難程度，遠超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揚主持編寫文科統編教材。
最最關鍵的是，如何直面AI的突飛猛進對人文學科的致命衝擊。這牽涉到文學教育的宗旨、目標及方法，而後才是具體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以及課堂重塑。這一點，所有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各專業，都得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早規劃與調適。我當然明白，科技並非萬能，人文自有價值。問題在於，如今明顯處於弱勢地位的人文學，必須審時度勢，回應衝擊，站穩腳跟，然後才談得上反制與發展。
比如，作為大學中文系主課的“文學史”，是建立在現代的“文學”（literature）概念的基礎上。AI時代的降臨，對體制內的文學教育造成的最大衝擊，莫過於進一步動搖那個原本就備受質疑的“文學”概念：如何看待“言/文”、“雅/俗”、“虛/實”？何謂“作者”？什麼是“創新”？“文體”的邊界何在？“媒介”對於寫作的意義？所有這些，都有待深入探索。這就使得20世紀初中國人積極引進的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文學史”，處在一個亟待審視、而非牢不可破的位置。因此，在我看來，文學教育的重心，應從具體知識的傳授，轉為提問、辨析、批判、重建。須知今天中國的大學課堂，已經很少人在看教材、記筆記，而是人手一臺手機或可攜式電腦，隨時準備上網檢索，糾正老師講課的錯漏。這個時候，如何編寫真正有助於學習、經得起使用者再三挑剔的教科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審視AI時代文學教育（乃至整個人文學術）的困境及出路，必須落實到專業的培養目標、教學方式、課程設計、評價標準。短時間內，因魚龍混雜，無法判斷提交的作業或投稿的論文是否借助AI完成，或許需要設立防護網，略微遲滯強烈的衝擊波；但長遠看，就好像網路時代你攔不住“檢索”，AI時代很可能也攔不住“代駕”。若干年後，除了特別嚴肅的著述或創作，一般公文或事務性寫作，很可能越來越多向機器請教。談不上特別精彩，也沒有多少創造性，但如果中規中矩，一出手就是八十分，你讓那些皓首窮經的好學生情何以堪？
目前大部分人還只是嘗鮮，不會特別當真。但已經有每撰必參考，甚至直接以之交卷的。聰明人則反其道而行之，先請AI代寫，然後極力回避，或換另一種說法。當然也有將其作為假想敵，直接對著幹，力圖在對話中超越的。不管採取哪一種策略，我相信不遠的將來，就像今天研究者嫺熟使用資料庫一樣，人文學者借助AI做研究，將變得十分普遍。
若那樣的話，我們今天的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學，確實必須思考為什麼學，該如何教，有哪些獨門絕技是AI代替不了的。此前得心應手的，不見得依舊適用；此前很不待見的，說不定鹹魚翻身。更有那聞所未聞的奇招，或者變幻莫測的陷阱，都值得你我認真面對。這裏所說的“你我”，指的是既非天才也非笨蛋、能夠通過學習跟上時代步伐的“常人”或曰“中材”。
前年夏天在廣州舉辦的2023“書香嶺南”全民閱讀論壇上，我被要求談論“我們未來的閱讀與創新力”，當初的報導是：陳平原認為，當下的全民閱讀有別於職業培訓，閱讀是為了自己的修養、為了自己的愉悅、為了自己的生活充實。三十年後的閱讀將變成什麼樣？陳平原提出了自己的暢想：“在一個科技進步越來越快，生活越來越便捷的時代，全民閱讀很可能是‘為己之學’。”（《全民閱讀如何深耕 未來書香飄向何方？》，《羊城晚報》2023年8月20日）
在去年底完成的《讀書的“陰晴圓缺”》（《中華讀書報》2025年1月1日）中，我解釋自己為何一再宣揚古老的“為己之學”，乃基於正反兩方面的考慮：“積極且正面的，那就是沿襲我一貫的思路，強調‘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注重讀書的自我修養與提升；消極且反面的，那就是意識到科技迅猛發展，普通人根本競爭不過AI，怎麼辦？選擇為自己而讀書，也挺好的。”
若問今後的文學教育，最要緊的是什麼，我以為首先是感動自己、愉悅自己、充實自己。所謂思接千古，馳想天外，與古今中外無數先賢感同身受，這裏需要技術，更需要學養、心情與趣味。若僅限於本科階段的文學課程，在我看來，趣味雅正比常識豐富要緊，個性表達比規範寫作難能，而養成“親自讀書”的好習慣，在未來的人/機競爭中，保持自我感動、獨立思考與創新思維，更是重中之重。而這牽涉整個辦學方針的調整，比如公共與個體的差異、學校與社會的互動、視野與能力的交叉、課堂與教材的協調、學生與教師的對話等，我相信這些都無法一蹴而就。
念及此，此前百年中文系以科學、系統、規範的“文學史”為中心的文學教育，確實需要調整與修正。至於怎麼調整，如何修正，一時間，我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在這場深刻的教育革命中，資深學者不佔優勢，能跟上年輕一輩腳步，共同探索如何與AI共舞，已經很不錯了。因此，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深刻反省那個因科技迅猛發展而變得“捉襟見肘”的舊的文學教育體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出謀劃策，積極參與“重建人文學尊嚴”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