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借鑒香港經驗探索“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　作者：張萌（南京），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是多領域、多層次的系統性建構，其教育制度安排由宏觀教育世界觀、中觀教育行政制度、微觀教育手段三個層面構成，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為我們探索統一後臺灣的教育治理提供了歷史借鑒。因此，“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應從臺灣現行教育制度中發現問題、從香港教育實踐中總結經驗，從教育世界觀、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手段三個層面進行探索，構建統一後臺灣教育治理的具體實現形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是“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是兩岸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制度安排，包括政治體制、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對外事務等各領域。其中，教育是官方掌握意識形態、構建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必要工具，也是關乎兩岸統一後“一國兩制”在臺灣行穩致遠的關鍵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島內“台獨”勢力不斷利用“去中國化”、推行“台獨教育”等形塑所謂“天然獨”的國家認同，嚴重危害兩岸關係發展。從香港的教育實踐中也看到，“一國兩制”整體上保證了香港繁榮穩定，但“修例風波”等背後折射出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薄弱和香港國民教育的短板效應，而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以來，香港愛國主義教育展現出撥亂反正、煥然一新的局面。因此，如何從臺灣的現行教育制度中發現問題、從香港的教育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如何從教育世界觀、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手段三個層面探索統一後臺灣的教育制度安排，從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統一後臺灣長治久安，避免在臺灣教育治理方面走彎路，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成為十分緊迫的重要課題。
一、“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的系統性建構
“一國兩制”確定了統一後臺灣地區的基本政治制度、經濟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確定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基本性、原則性、框架性的構想。但是，“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內涵需要進一步豐富，具體到統一後臺灣的發展問題，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設計。自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以來，學界針對“兩制”臺灣方案的思想來源、基本內涵、理論依據、實踐背景、特徵意義等展開了豐富且有意義的研究，但在研究深度上還需要繼續加強，對於統一後臺灣微觀治理層面的研究還相對缺乏。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是多領域、多層次的系統性制度安排。在多領域方面，方案包括政治體制、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對外事務等各領域；在多層次方面，方案既要重視宏觀層次的價值理念，把握方案的正確方向，也要注重中觀層次的制度機制和微觀層次的政策措施，從而確保方案的執行和落實。因此，“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應是一整套系統性建構，須對其展開通盤考慮和整體設計，從而形成完整統一的有機整體。
在教育制度安排中，宏觀層次的價值理念主要表現為教育世界觀，它是對於世界的根本認識，旨在培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推動社會的正向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政治多極化的迅猛發展，社會思想意識複雜多樣、相互交織，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伺機冒頭，竭力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造成部分學生自我判斷喪失甚至國家認同異化。因此，教育世界觀是指導教育實踐的理論基礎，是教育制度安排的核心內容，直接決定了“培養什麼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中觀層次的制度機制指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是對教育事業開展實際部署和有效治理的重要抓手，它是國家教育行政組織系統，其核心是教育行政權力結構，也是維繫教育制度安排體系運轉和職能發揮的基本保證。微觀層次的政策措施則包括教育工具、教育方法、教育組織形式等在內的一系列教育手段，是實現教育制度安排具體執行和落實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也是把握教育發展目標、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推動教育事業優質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由此可見，教育世界觀、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手段形成了“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的系統性建構，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大陸應在批判和糾偏“台獨教育”、充分吸收香港“一國兩制”教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探索“兩制”臺灣方案的教育制度安排，使“兩制”臺灣方案的具體實現形式更加明晰，引導和形塑臺灣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確保統一後臺灣地區的長治久安。
二、臺灣現行教育體系亟待解決的問題
當前，臺灣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日趨異化，“臺灣人”認同成為社會主流，臺灣鄉土認同上升為“國家認同”，他們將“中國”當作完全異於“自我”的“他者”，將兩岸建立在“他是他，不是我”的想像之上。臺灣人“自我意識”的產生和膨脹，其背後有著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因素，而教育作為形塑認同的重要手段，成為臺灣人國家認同異化的關鍵因素。
在教育世界觀上，“本土化”成為“台獨教育”的思想基礎。1980年代初，在黨外運動的宣導和推動下，以“臺灣意識”為核心的“本土化”思潮逐漸滋生與蔓延，中國民族主義不斷被 “本土化”論述排擠甚至湮沒，在“台獨”勢力的人為建構和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本土化”逐漸向“臺灣化”“去中國化”的方向異化。與此同時，臺灣歷史成為“本土化”論述的重要場域，他們試圖以“臺灣意識”建構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消解1970年代以來激情昂揚的中國民族主義。由此，將“臺灣意識”奉為神龕的臺灣本土學者紛紛跳脫中國史觀，各種以臺灣為中心的史觀層出不窮，“同心圓理論”等“台獨”教育理念應運而生，浸潤於臺灣教學脈絡中，使其成為呼籲“獨立建國”的主要論述。它們被廣泛應用於臺灣青少年教育，成為課綱修訂、教科書編排的理論基礎，也成為了荼毒臺灣青少年思想和認同的利器。
在教育行政制度上，“台獨”勢力把持臺灣教育主導權。臺灣現行教育行政制度採用中央集權制，“中央政府”負責規劃設計教育制度，適法監督地方教育事務，執行全臺性教育事務等①。人事、課程、經費等行政三權均由臺“教育部”掌握。在人事任命上，行政主管負責人的任命採用首長制，“教育部長”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在課程內容安排上，“教育部”組織課綱修訂小組，訂定高中課程標準；教科書依據臺當局制訂的課綱編寫，經“課本審定委員會”審查通過方能讓學校採用。課綱修訂小組和“課本審定委員會”委員均非民選，修訂後的課綱也無須經“立法院”同意。在經費來源上，“教育部”具有分配和補助教育經費的權利，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教育部長”指派次長兼任，經費預算須經“教育部長”核定後執行②。在這一“中央集權”和垂直領導的首長制度下，“台獨”勢力通過行政權力將“台獨”理念灌入教育領域，企圖從教育上、文化上、民族上割裂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結。
在教育手段上，課程綱要和教科書成為“台獨教育”政治滲透的重要場域。從李登輝時期的“88課綱”到陳水扁時期的“98課綱”，臺灣歷史教學在“同心圓理論”的空間地理架構下劃分為“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蔡英文時期的“108課綱”則進而將其劃分為“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一步步將“臺灣史”從中國史中獨立出來，甚至將中國史變為東亞史中微不足道的一環，硬生生斬斷海峽兩岸的時間血脈和歷史脈絡，將“臺灣史”作為“臺灣國史”的建構工具，實現“去中國化”的“台獨”教育。與此同時，以多元文明淡化中華文明、從而建構多元族群，歪曲其來源於東南亞的“南島語族”，捏造臺灣原住民“南來論”，成為“民族台獨”的理論基石。此外，島內“台獨”勢力還通過“轉型正義”“正名”等一系列社會“去中國化”手段，淡化傳統中華文明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突出臺灣“主體性”。
三、“一國兩制”下香港教育撥亂反正的經驗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證明了其理論的科學性，充分尊重和考慮香港社會的現實情況和民眾的根本利益。然而，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愛國主義教育嚴重缺失，從“國教風波”“非法占中”“旺角事件”到“修例風波”，香港青年國家認同問題，一度成為威脅“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大政治風險，其背後根源就是香港的教育問題。隨著《香港國安法》生效與愛國者治港原則貫徹，香港教育也迎來了撥亂反正的轉捩點，為推動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奠定意識形態基礎。
在教育世界觀上，後殖民主義思潮一度在香港社會氾濫。西方殖民者善於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非西方族群在經濟、社會上遭遇不利的根源是其遺傳或道德文化缺陷，將自身的殖民史觀視為“文明的延伸”，將殖民地被殖民前的歷史書寫成野蠻、墮落、獸性的歷史，塑造殖民主義的合法性和西方文明的至高無上③。港英當局將制度偏見和身份偏見浸潤到香港的教育體系、尤其是歷史教學中，極力打壓中國歷史教學、醜化中國歷史，致使港人對西方認同根深蒂固，國家觀念淡漠。香港回歸以後，香港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最大程度保留，卻為後殖民主義思潮的氾濫提供了溫床，依然延續殖民時期的歷史文化書寫。
在教育行政制度上，回歸後香港教育行政體制的殖民烙印未能徹底清除。一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教育採取寬鬆政策。《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④，將教育管理權全權授予特區政府，卻未能發揮中央對於香港教育的職能和權利。二是特區政府在香港教育發展中存在缺失。院校和老師可以自主開展教育內容的實施，包括教材審核、課程設置、教學督導、教師培訓、學校評核等關鍵環節，全部由學校開展自主管理，特區政府卻未能做出“去殖民化”的制度安排。三是學校對“港獨”教師未盡監督、管理之職。部分香港教師國家意識薄弱，參與由反對派和亂港勢力把持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課堂上公然美化香港殖民史，醜化祖國內地，甚至宣揚“香港獨立”和“民族自決”。在“修例風波”中，一萬多名涉嫌違法被捕人士中四成是學生，近2000名是中小學生，⑤“港獨”教師危害可見一斑。
在教育手段上，回歸後一個時期，香港國民教育嚴重缺失、推進困難。國民教育作為香港教育四個關鍵專案之一，是建立和提升香港人認同中國的基礎性工程。然而，香港回歸後卻鮮少觸及學生“中國身份”的政治屬性。國民教育沒有獨立成科，教師僅通過和學生的日常接觸、“開放的學與教文化”以及教師“自己的言行”建立學生價值觀、培育學生的公民意識⑥。這就使得課程的完整性無法保障，對教師的道德、知識、認同和價值觀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國教風波”後，為避免汙名化，香港國民教育的政治色彩被進一步淡化，不敢涉及學生的政治認同問題，從而進一步加劇香港學生國家認同培育的嚴重缺失。
為此，近年來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特區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愛國者治港原則逐步落實，愛國者治教原則也在教育領域貫徹，為香港推進愛國主義教育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也為“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提供了經驗與借鑒：
一是增強國家認同教育，培育愛國主義情懷。《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特區政府一方面系統駁斥港英殖民時期的錯誤觀念，首次以白皮書形式揭露英國殖民統治的黑暗，根除一些人的“戀殖情結”，引導香港同胞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國家觀；另一方面創新提出培養愛國愛港愛家的育人取向，闡明“一國兩制”與國家安全、愛國者治港的關係，明確愛國主義在香港教育體系中的根本地位，提出要面向師生、面向家長、面向教育界、面向社會弘揚愛國愛港光榮傳統。2024年4月，香港特區政府在“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下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是香港貫徹落實愛國主義教育制度化的重大標誌和成果。
二是整頓學校教育，加強教師培訓和管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強化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民教育，中小學課程中全面刪改“有毒”教育內容，推出《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增強國史、國家地理、國家安全等內容，突出祖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聯結，培育正確的價值觀和國家認同，實現香港教育的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對於“修例風波”中暴露出的教師問題，特區政府及時革除教育界的“病竃”，全面終止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工作關係，通過國家安全教育培訓和測試等形式提升教師的國家安全意識，“教協”也在2021年解散，意味著“反中亂港”在教育領域的堡壘被擊破。
三是營造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文化教育的社會氛圍。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強化國旗、國徽等國家象徵符號的在港顯示度，推動大中小學校升旗儀式的制度化和常態化，厚植學校教育中的家國情懷。中央和特區政府發掘利用愛國主義教育資源，公佈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和遺址名錄，以及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潛移默化地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實踐。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加大對新聞、出版、文藝等工作的監督和引導，設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促進中華文化在香港的發展和弘揚，形成濃厚的愛國主義社會氛圍。
四、“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的特性
“一國兩制”臺灣教育制度安排應在清晰認知臺灣現行教育體系的弊病、全面總結“一國兩制”下香港教育的經驗與教訓中展開探索，使其成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引導臺灣青少年形塑正確的國家認同、推動臺灣特別行政區教育事業優質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臺灣教育制度安排應具備原則性、自治性、綱領性、實踐性等特性。
在原則性上，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明確中央對臺灣教育的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實施前提，即“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要強化底線思維，明確“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堅持中央對臺灣特別行政區教育事業的全面管治權。從國家主權和治權理論看，主權包括對外享有獨立權，對內享有最高管轄權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享有主權，必然對其享有管治權。在教育領域，中央也應當明確其全面管治權，確保臺灣教育發展的正確方向。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培養積極的公民或合格的國民⑧，因而教育實施關乎國家認同的引導和公民價值觀的塑造，更應成為全面管治權實施的關鍵領域。
在自治性上，解決臺灣教育問題中國家統一性與地區差異性間的矛盾。臺灣教育制度安排應充分考慮臺灣地區的現實情況，給予臺灣特別行政區教育自治權。自治權是依法對權力範圍內的事項自行作出決定幷予以實施的權力，自治權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中央通過法律形式授予的，習近平總書記表示，“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因此，臺灣特別行政區的教育自治幷非“完全自治”，其運行必然具有法定邊界，中央管治權也應該依照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對其教育自治權負有監督權。中央對臺灣特別行政區這一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決定了臺灣教育自治權和監督權缺一不可，不能因為自治就排除其他權力對其監督，也不能因為受到監督就認為是對自治的損害。例如，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向特別行政區授予自治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⑨，如若行使自治權違背這一前提，中央就要予以糾正，正如鄧小平所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這種想法不實際”。
在綱領性上，科學回答統一後臺灣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總體戰略。一是明確戰略目標。立足基本國情和臺灣現實情況，以凝聚人心、維護統一為長遠目標，以完善人格、培育人才為培養目標，以開發人力、造福人民為社會目標。二是部署戰略任務。將維護國家統一、穩定社會發展作為重要前提；厚植愛國主義情懷，落實立德樹人教育，全面提升臺灣青少年綜合素質；在最大限度地維持臺灣地區現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各級教育水準和品質，提高教育普及率，優化臺灣各地區教育資源配置；建設政治覺悟高、專業素質過硬、教育視野開闊的創新型教師隊伍，編訂各級各類學校的課程綱要和教科書，完善臺灣地區教育體系。三是明確實施路徑。在方案的總體規劃下，從臺灣地區各級各類教育的特點出發，針對不同的戰略目標和發展階段，有計畫有步驟地推進臺灣地區教育發展。四是完善保障措施。建立各部門協同規劃機制，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臺灣同胞的思想和情感。
在實踐性上，應在實踐中調整和完善臺灣教育制度安排。臺灣教育制度安排是關係到臺灣青少年培育的系統性工程，也是關乎臺灣青少年國家認同引導的複雜、敏感的教育工程，應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優化，減少統一後在臺貫徹實施的磨合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島內對於方案的質疑和阻力。當前，在教育部的要求和指導下，大陸各高校普遍開設國情教育課程，成為開展臺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也應當成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部分教育內容試點和實踐的平臺。此外，大陸在東莞、昆山等地設有台商子弟學校，根據臺灣的課程綱要和要求實施教育內容。臺灣教育制度安排的探索應吸收台商子弟學校的有利經驗，尋求共同編撰教科書，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及時有針對性地調整課程內容，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奠定基礎。
五、“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的內涵
針對近年來港臺學生教育中湧現的問題，以及對“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特性的研究，應從教育世界觀、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手段三個層面總結經驗教訓，做好頂層設計。
在教育世界觀上，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臺灣教育制度。教育世界觀是教育實踐的理論基礎，是教育制度能否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的基石。從“本土化”思潮對臺灣教育的滲透、後殖民主義在香港教育的氾濫中看到，教育世界觀的錯亂不僅深刻影響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還對社會穩定與國家發展造成嚴重危害。“台獨教育”的底層邏輯是“去中國化”，割裂臺灣與祖國大陸之間的聯結，人為建構出臺灣人“自我”和“他者”的認同壁壘。為打破這一壁壘，應將臺灣人視閾中的“自我”融入“他者”，重新彌合被人為割裂的兩岸聯結，而彌合的途徑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多元、立體的意識體系，從心理建構機制來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也就是認同建構的過程，增強當代中華民族共有價值理念。具體在教育領域，一方面要重建臺灣民眾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在教育內容中強化中華民族的歷史敘事，這就需要對臺灣教育領域的“臺灣中心史觀”進行撥亂反正，將中國史觀融入臺灣教育體系，將臺灣教育體系融入中國教育體系，構建中國歷史框架中的臺灣歷史、中國社會結構中的臺灣社會、中國文化內涵中的臺灣文化，重新建構一套以中國視閾審視臺灣地區、審視兩岸關係發展的敘述體系，加深兩岸民眾同根同源的認同感。另一方面要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在社會科等理論和實踐教學中培育兩岸共同價值觀，引導臺灣學生樹立正確的國家認同，增強臺灣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讓臺灣學生把實現個人價值同國家前途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教育行政制度上，應明確教育主權、教育管治權與教育自治權間的關係。國家的根本屬性是主權，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是每一個主權國家都必須堅決維護的基本權力，對內表現為一國處理國內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外表現為處理教育事務時的獨立自主權⑩。教育管治權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由教育主權而產生，而教育自治權則來源於教育管治權，同時受到教育管治權的監督。統一後的臺灣教育制度安排必須明確教育主權、教育管治權、教育自治權的權力歸屬和權力邊界，幷通過法律形式予以確定。在教育主權上，確保中央對臺灣教育的主權性，明確中央政府負有維護臺灣教育主權的責任，規定中央政府保障其在臺灣特別行政區教育主權的措施，從而通過立法抵制“台獨”和境外干涉勢力對教育主權的侵蝕，切實維護國家的教育主權。在教育管治權上，中央應不斷優化宏觀調控能力，負有對臺灣教育事業的根本責任，應強化對其總方向和總目標的把控，通過教育手段營造濃厚的愛國主義氛圍，厚植臺灣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例如，劃定愛國愛臺人士任職教育部門的紅線，徹底肅清教育系統的“台獨”勢力，事關國家認同和國家安全的教育內容應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下開展實施，中央政府負有監督、指導的權利和義務，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和民族觀。在教育自治權上，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事權，允許臺灣特區政府在中央監督和指導下制定發展性和改進性的教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權、教育經費分配權、教學語言和課程制定權、考試制度制定權、學位繼承和學歷承認認定權等。此外，應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的前提下，保障臺灣各院校在招生計畫、學科發展、人事管理、學術研究等方面享有學校自主權和學術自由權，保障臺灣教育行業在結社、辦學等方面享有自治權，形成政府、院校、行業三重自治發展的格局，保障臺灣教育事業的自由與繁榮，有計畫有步驟地推進臺灣地區教育發展。
在教育手段上，儘快開展臺灣教育戰略規劃研究。教育戰略規劃是對教育事業開展科學部署的有效手段，有助於推動統一後臺灣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改革。臺灣教育戰略規劃應探索統一後臺灣地區的教育戰略、教育體系、教育政策等，從而豐富和完善“兩制”臺灣方案的教育制度安排，使“兩制”臺灣方案的具體實現形式更加明晰。臺灣教育戰略規劃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廢除“台獨課綱”，成立專門小組制訂課程綱要，以中國史觀準確把握兩岸歷史定位、敘說兩岸發展故事。二是根據教學大綱編寫教科書，確保教學的規範性、科學性和權威性；教材內容要鮮活，具有針對性、可讀性和實效性，避免一味的政治宣導。三是加強價值觀教育，展開生命教育、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四是注重教師的選配和培養，以愛國愛臺為基本素養，強化教師對於國家安全、兩岸關係、學生心理等內容的認知和學習，提升教師團隊的整體素質。五是明確教學督導、學校評核等方面的權責，形成民主監督的良好氛圍。六是注重發揮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合力作用，通過象徵符號、重大紀念日、紅色實踐活動等開展潛移默化的愛國主義教育，傳承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實踐，營造愛國愛臺的社會氛圍。七是部分教育內容先行先試，在大陸高校國情教育課程、台商子弟學校等試點教育戰略規劃中制定和編寫的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幷針對在陸臺生開展國家安全等愛國主義教育，厚植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
教育是形塑青少年國家認同的必要手段，是牢牢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工具。臺灣青少年是未來臺灣社會的中堅力量，很大程度上將影響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穩定。我們應從臺灣現存教育體系問題以及香港教育治理撥亂反正的歷程中汲取經驗，儘早開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教育制度安排的設計和探索，為統一後臺灣社會的穩定發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