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是以科學和技術發展為主要對象的歷史學，以時代來劃分，可大致分為古代科技史、近現代科技史。任何一個歷史時段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有特殊意義的。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對於理解科技變革與社會現代化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科技的學科史研究首先關注以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主的知識史，這方面的學術成果最多。如果一部世界科技通史著作不提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那它肯定是有重大缺漏的。但是，如果寫伽利略以來的近現代科技史，作者就會聚焦於歐洲和美國，甚至還有日本，它們畢竟是發明創造的主要貢獻者。在世界近現代科技史的主流著述中，幾乎見不到有關中國的筆墨。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對世界近現代科技發展的創造性貢獻不夠大，也與國際同行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瞭解太少有關。當然，我們自己對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起步晚，成果還不夠豐厚，外文發表物稀少。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
我國科技史研究的職業化和建制化始於20世紀50年代，其主要標誌是中國科學院在1957年創建自然科學史研究室（1975年升格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科學史所”）。
中國古代發明創造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水稻栽培、瓷器、絲綢、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技術發明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50年代，國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民族自信心，這就產生了對古代科技史研究的迫切需求。因此，我國科技史學者以古代史研究為起點，並且長期以此為重點。
科學史所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很少涉足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近現代科技落後，沒有多少突出成就可講。研究近現代科技史還會涉及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問題。比如，對洋務運動及其中的主要貢獻者做客觀的評價有難度，甚至有政治風險。
科技史並非只是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的故事，還包括知識傳播、技術轉移和創新的多彩圖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近現代科技發展也是科技從其主要發源地向全球擴散和再塑造的歷程。不探討這個歷程，世界科技史顯然是不完整的。例如，如果不寫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中國科技史就有一個缺環，蘇聯（俄羅斯）科技的世界影響就會縮水。
近些年來，國際學術界更加重視非西方傳統的科學技術，比如古代中國、古代印度、伊斯蘭文明的科技史。李約瑟的英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為國際讀者打開了一個系統瞭解中國古代科技與文明的窗口。古代科技史仍然大有文章可作，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則亟待加強。中國近現代科技進步是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湧向亞洲的結果，因此，這方面的研究離不開對世界科技發展歷程的理解。
過去，外國學者很少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高速發展，在國際社會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外國學者愈加關注中國，包括中國科技的進步。除了研究科技向中國的移植，學者們還試圖從科技的這個維度，去理解中國如何經歷曲折的發展，為什麼能在近三四十年內崛起，並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可見，中國近現代科技史也是國際學術界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草創
中國學者對近現代科技史的研究大致始於1978年。當時正值“科學的春天”，中央政府將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著力推進現代化建設。借此春風，科學史所設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室，組織研究主要學科在西方國家發展的歷史，編寫了《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等論著。這種積極瞭解世界的努力恰好順應了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不過，當時國門剛剛打開，科技史學者缺少資料和經費，難得有出國交流和查資料的機會。
20世紀80年代後期，科學史所的近現代科學史研究由發達國家擴展到中國。199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刊出董光璧所著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論綱》。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者努力收集第一手史料和其他文獻，包括檔案、手稿、圖片、書信、書刊等。
“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在歐洲指的是16世紀後期以來的科學技術發展，但在中國主要是指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近現代科技”傳入中國並在這裏立足、發展的歷史。其實，中國近現代科技史是知識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世界各地分享發明創造並促使其再發展的一部分。古代有“Chinese science”，而近現代則是“modern science in China”。
如果研究近現代科技在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社會對科技的塑造，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晚清自強運動時期引進西方技術並創建軍事工業，這增強了清朝平定內亂的軍事實力。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所發展的科技與工業為抗戰勝利提供了不可忽視的支撐。20世紀50~60年代引進國外科技，初步建成比較完整的科技體系和工業體系，這為改革開放時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理解中國發展及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來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在追求跨越式發展的今天，我們尤其需要回望歷史，從中獲得啟示。所謂“李約瑟問題”針對的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這樣歷史上未發生的事。研究近現代史，我們關心的問題包括：“為什麼中國引進西方科技的起步時間不晚於日本等國家，卻長期未躋身科技強國之列？”“哪些因素曾抑制科學技術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要解答此類問題，須進行學科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不同視角的研究。
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依然處於開拓期
100年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竺可楨、葉企孫、李儼等先生就發表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論文，葉企孫還用英文發表了數學史論文。相比之下，中國職業科技史家在40年前才開始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學術積累並不雄厚。20世紀90年代，科學史所的董光璧和吳熙敬分別組織研究團隊，主持編著《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和《中國近現代技術簡史》。前者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於1995年，後者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於2000年，二者是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
1995年科學史所著手籌畫“九五”時期的重要研究專案。最初打算編寫40餘卷本的學科史叢書，後來考慮到學術積累過於單薄，就調整為以綜合研究、個案研究、學科史研究和史料整理為主，爭取實現階段目標。這個名為“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綜合研究”的計畫在2000年列為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重要方向專案，由科學史所組織實施，全國近30個單位的110餘位學者合作承擔。它的主要成果是2004年到2010年山東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由35種（47冊）專書構成。這套叢書著力闡釋史實，開拓研究方向，為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打基礎。承擔這個專案的許多中青年學者成長為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帶頭人和骨幹。
某家出版社為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曾計畫組織編寫一套多學科史的叢書，即60卷本的《新中國科學技術史》。這個計畫因學術條件不具備而未能實施。其實，近現代科學技術涵蓋面很廣，新中國科技的學科史研究很不平衡，大多數學科的歷史研究基礎薄弱，一些學科的歷史研究幾乎無人涉足。目前，科學史所正在組織團隊研究新中國科技史，目標是先撰寫一部《史綱》，而不是多卷的學科史。
顯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仍然處在開拓階段。現在最該做的是整理浩繁的史料和持續開展各種專題研究，多做開拓和補白性質的工作。例如，《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研究叢書》的作者們後來繼續深化他們的專題研究，並且指導研究生或帶領團隊做新的選題，在《自然科學史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自然辯證法通訊》《中國農史》等期刊發表新成果，陸續出版一些專著，如樊洪業主持整理的《竺可楨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羅桂環撰寫的《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中國科技出版社）。
任何學科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研究才做了40年，還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適當時候，可以組織一些學者撰寫一部兼具學科史與社會史的晚清和民國科技史。也許再研究三四十年，學者們就有條件撰寫學科門類齊全、內史與外史相結合、內容詳實而頗有思想的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至少到那時，學者們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的敘說已經達到宏大的史詩境界。
科技史研究需要複合人才
2018年9月23日科學網報導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科院院士楊振寧在紀念《自然辯證法通訊》創刊40周年座談會上批評學術界對科學家貢獻的記載和分析做得非常之不夠。他說：“每年都有幾百萬的畢業生要找出路，我覺得科學史是一個非常好的出路。”當然，科技史肯定不需要幾百萬人去研究，只要其中的“萬一”加入到職業科技史學者隊伍就會明顯改善局面。
科技史研究是有門檻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好的。它需要複合型學術人才。研究者既要在史學方面內行，又要掌握必要的科技知識，還要有較強的語言能力。與吃青春飯的學科相比，科技史研究有點像“長跑”和“馬拉松”，需要長時間的辛勤積累，還需要這方面天賦。與其他學問類似，科技史這門“雜學”同樣需要大格局的“一流的頭腦”，由他們謀篇佈局、引領學術發展。
人才匱乏是近現代科技史研究的突出問題。近四十年來，職業學者數量明顯增加，但總量還是太少。有位科學史前輩曾說過：科學史是“好人不願意幹，賴人幹不好”的學科。美國科學史學會和技術史學會的會員合計超過4000人，其中包括部分來自歐洲和其他洲的學者。我國現在大概有三四百名職業的科技史研究者，另有一些兼做科技史研究或教學的其他學科的學者，其中只有一部分學者研究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這樣的人才狀況與中國悠久的科技傳統及現代科技事業的規模和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研究機構，在國家科學文化建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紀50年代率先規劃全國的科技史研究，實現科學史研究的建制化。在科學院的領導下，科學史所發揮多學科史的綜合優勢，與國內外同行合作，組織實施諸多重大研究專案，還培養了320多名研究生（碩士和博士）。
20世紀50年代創建的科技史研究機構還有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南京農學院的農業遺產研究室、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和清華大學中國工程發明史編輯委員會等。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部分高校支持發展科技史學科，並形成自己的特色。例如，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物理學史和天文學史，北京科技大學研究冶金史和冶金考古，北京醫科大學研究醫學史，北京師範大學研究數學史和天文學史，清華大學研究技術史，同濟大學研究機械史，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研究航空航太史和機械史，哈爾濱工業大學研究技術史，西北大學研究數學史，內蒙古師範大學研究數學史和少數民族科技史，中國紡織大學研究紡織史，天津師範大學研究數學史，西北農業大學和華南農業大學等學校研究農學史，等等。
科技史專業不招收本科生，研究者幾乎都是半路出家。本科歷史專業畢業生受過系統的史學訓練，但在科技方面比較弱。理工農醫的畢業生至少懂一門科技方面的專業，但在史學方面比較弱。無論是什麼專業背景出身，都須補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補史學方面的缺失，用幾年的時間初步學會怎麼做科學技術的歷史研究。學理工農醫出身的，做科學技術的內史研究有一定優勢。導師和培養單位最好能夠因材施教，將課題需要、學科背景和學術興趣等因素統籌考量。
早在1964年，葉企孫就強調中國科技史研究者應具備以下條件：“（一）有一門主科及一二門輔科的基本知識；（二）有古漢語，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知識；（三）能閱讀兩三種現代外語（英、法、德、日、意、俄等）書籍；（四）最好能閱讀一兩種古代外語（拉丁、希臘、古波斯、梵文等）；（五）在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有一定素養。”直到現在，不少研究生畢業時離這些條件尚有距離。不難理解，半路出家，再加上學制短，研究生培養容易產生“夾生飯”現象。
部分科技專家支持科技史研究，甚至親自做研究。中國的科技史學科就是在竺可楨、葉企孫等科學家的直接領導下創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等專家們往往不是史學行家，對科技史的描述在史學上可能有不嚴謹之處。但是，瑕不掩瑜。他們對自己所研究的學科領域理解深刻，可以從學理上把握學科的發展脈絡和關鍵問題。
政策環境影響科技史研究
科技史專業的畢業生不算多，卻不容易找到從事科技史研究和教學的工作。關鍵的問題是，我國為這個學科提供的工作崗位太少。在全國兩千多所高等院校中，僅僅有十幾家大學培養科技史博士研究生，另有十幾家大學可以培養科技史碩士研究生。其實，科技史的兼職學者和“票友”較二十多年前明顯減少了。這種景象與中國經濟、教育與科技的高速發展大勢是很不協調的。
大學在發展科技史學科，並提供這種工作崗位方面有很大的空間。理工農醫學科的學生要提高人文素養，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要理解科學技術。科技史正是連接科學與人文的交叉學科，有助於學生完善知識結構，應當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重要課程。以理工農醫為主的大學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開科技的學科史課程，將科技史作為發展人文學科的一個突破口。
大學教師從事科技史研究，大都經歷了由自己摸索到被單位承認和支持的過程。例如，陸敬嚴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研讀機械工程史書籍，這屬於自己的“地下工作”。他的機械史研究在1985年得到同濟大學認可，才開始進入“地上”狀態，但仍有人說他“不務正業”。類似地，李迪從1956年開始研究數學史，1978年爭取到培養數學史研究生的資格，由“業餘研究”升格為“專業研究”。2006年他主持的科學史學科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幫助內蒙古師範大學實現博士點的“零的突破”，得到自治區的重點扶持。
現在的某些評價機制對科技史這個能夠滿足大眾需求的“小眾學科”是不夠公平的。十多年前，中國科學院鼓勵科學家在影響因數高的SCI之類的期刊上發表論文，這加速了我國與國際科學界的學術接軌，有效促進了科研產出。後來，科學院完善和改進評價機制，對基礎研究實行國際評估，對應用研究實行用戶評估。高等院校鼓勵師生在SCI、EI期刊和C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發表文章。《自然科學史研究》和《中國科技史雜誌》等專業期刊所發表的論文品質較高，但因為不在C刊之列，論文在作者所在單位不容易得到公正的評價。
科技史和其他歷史學科類似，專著往往比論文學術分量重，很多史學問題不是一兩篇論文能說透的。在發達國家，科技史學者競聘副教授、教授等工作崗位，用人單位首先看重申請者的專著及其獲得的同行評價。國內許多大學重論文、輕專著，甚至將專著、文獻整理成果等排除在考核指標之外，這對科技史學科的發展是有殺傷力的。
科技史學科適合採取國際同行評估，這既便於兼聽國內外高水準專家的意見，又能促進中國學術走向世界並影響世界。與大學的“雙一流”評議不同，科學史所在2013年接受了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國際評估。2017年，科學史所創刊國內第一種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國際讀者瞭解中國科學技術史，不能僅靠李約瑟的英文巨著，還要閱讀新發表的成果。
科技史學者尋求資源時，時常有“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感受。科技史學科是理學一級學科，但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尚未將“科技史”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列入資助範圍，只有數學、天文學、物理學、機械學等個別學科偶爾支持申請者研究學科史，且評審專家中的科技史家較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過去對科技史關注較少，近些年對這個學科的支持有所加強，但支持面仍然比較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評議優秀專著，其獎勵的主要對象是出版社，而不是專著的作者。
科技史研究也涉足“應用歷史學”
“科技史有什麼用？”這是我和有些同事曾被朋友要求回答的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有的同事懶得費口舌解釋，就答：“沒用。既不能救人，又不能害人。”有的同事則說：“無用乃大用。”還有的同事反問：“瞭解歷史有什麼用？”過度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會限制人們開闊眼界和完善知識結構。
年輕科技工作者主要投身於研究具體的科學問題或技術問題，隨著科研工作的不斷深化和擴展，他們逐步擴展視野，提升認識事物的高度。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有成就的科學家，特別是科學大師們喜歡思考歷史問題，甚至寫科學史或技術史。例如，愛因斯坦寫過《物理學的進化》，楊振寧寫了《基本粒子發現簡史》，等等。
再舉一個關於科學家講學科史的例子。物理學家玻爾在一次散步中與年輕的海森堡談物理學，他講了原子理論的歷史及其中的問題與困難，並估計了學科的未來發展。海森堡認為，那次談話使他“突然看見這充滿希望的未來和新的可能性”，成為自己科學生涯的起點，影響深遠。
其實，關於歷史的“用處”，英國前首相丘吉爾說得很清楚：“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The farther back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其實，一些從事科技管理、科技政策和科技決策等方面工作的官員和領導對科技史比較感興趣，尤其注意瞭解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和“規律”。
美國科學史家薩頓認為：“研究科學史有兩大理由：一是純粹歷史的理由，分析文明的發展，也就是瞭解人；另一是哲學上的理由，瞭解科學的更深刻的意義。”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郭沫若強調：“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的研究非常重要，這是一門最能直接為人民服務的歷史科學。”
科學史所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參與中國科學院的思想庫建設，承擔部分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調研與起草工作，這算是“應用史學”的嘗試。這樣的工作主要以世界近現代科技史和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為知識基礎，也吸收古代科技史研究和科學哲學等方面的成果，並且將這些知識與管理科學、政策研究、文獻情報等學科領域結合起來。
科技史學家擅長把研究範圍上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考察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性特徵，分析科學、技術、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有助於思考科學技術發展的思想和戰略問題。例如，義大利半島是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主要發源地，但那裏的工業化到19世紀中期才真正開始。可見，科學革命不一定直接導致工業化和社會現代化。人們對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現代化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可能夾雜著錯覺。
中國科技史研究一定要放眼世界，將中國科技置於世界文明中加以考察，吸收國際高水準同行的新成果和新理念。還要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多利用國際學術資源，拓展研究領域，提高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
無疑，科技史研究和教學迫切需要優秀的青年學者。這個學科有足夠的複雜問題等待人們去研究。如果說在從業者多的行業裏做事，算是錦上添花；那麼，投身於科技史研究，稱得上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