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軍
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內地大學興起一股成立“國學院”的熱潮。“國學院”是“國學研究院”的簡稱。國學院辦在大學裏，大學的性質、風格如何，直接影響到國學院的性質和風格。
過去的100年裏，大陸發生過兩次集中的中西文化論爭，結果引起了兩次建設“國學院”的熱潮。第一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過了100年，在20世紀末到目前這段時間裏，又有一次大的中西文化大討論，又有一次建設國學院的浪潮。我想把兩次中西文化爭論和國學院的建設情況作一個比較，來看看對我們目前的國學院建設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文化形態和治學教育模式
一個社會的文化形態和它的研究或者教育模式之間是有聯繫的。我們看西方，它的遠古時代和中古時代精神是不一樣的，在遠古（古希臘時期）人們思想自由，不同學派的人各自立說，各自創造經典，開宗立派。到了中古，進入中世紀的時候，就不是自己在思想了，而是解釋已有的典籍，自己沒有創立。文藝復興以來，西方重新進入了一個自由思想的階段，重新開始思考自己的問題。在這三個階段，教育模式也是不一樣的。希臘時期有“學園”——柏拉圖學園、亞裏士多德學園，學園裏有自由思想、自由討論的風氣。中世紀，解釋經典的時候，教育研究機構是神學院、修道院。文藝復興後，則有近代大學的建立。近代大學提倡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被經典、古賢、權威束縛住，以自己的理性和觀察對事物作出判斷。
中國的情形如何呢？先秦時期，也有一個自由創造、自由思想的階段。那個時候的教育學術機構也是百家爭鳴的風氣。如戰國時期齊國的稷下學宮，據說最多時人數上千，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在裏面活動，思想很自由。可是到漢武帝建立“太學”，就獨尊儒學了，中國的研究和教育從此進入瞭解釋經典的階段，而所解釋的經典又僅僅是儒家的經典，這是“太學”的階段，也可以稱為“經學”階段。從東漢一直到清朝的末年，中國的學術和教育一直處於這樣一個解釋經典的階段。這階段教育研究的最高機構代表是太學。由此看，到清末的時候，我們還處在文化的中古階段（這是馮友蘭的觀點）。我們的近代文化還沒建立，也沒有近代大學。於是我們有一個問題：怎樣從我們的中古時代轉入近代？教育研究的模式怎樣從太學轉到近代大學？
中國近代大學的建立
中國近代大學的創立，經過了一個過渡階段，即京師大學堂。1898年清廷廢除科舉，興學校。太學也關了，改辦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的學科設置包含中學、西學兩部分，指導思想是洋務派的“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所謂“中學”，其實還是儒家經典之學。京師大學堂固然與太學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尊經”的態度一脈相承。這樣的格局是洋務派的後期領袖張之洞設置的。當時王國維對張之洞有一個批駁。王國維說，我們如今是自由研究的時代，而非教權專制的時代，你怎麼還能用經學作為主導思想，束縛人呢？他說，儒學如果有價值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和西學或者道家思想放到一塊來進行比較，凸顯出儒家的價值。如果儒學沒有價值，你即使把其他的都罷黜掉，只讓儒學獨尊，也還是不能解決我們的疑問。
王國維是站在近代文化的角度批判京師大學堂的中古文化習氣。京師大學堂一直到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之後，才更名為北京大學。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廢除經學科，設文學科哲學門。哲學中有各家各派的學說，中西都包括，這就終結了兩千年來的尊經（儒家經典）傳統。
到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原則和相容並包主義，這樣才真正進入了近代大學的階段。
中西文化論爭與國學研究院
到上世紀20年代，大學裏興起了一股成立“國學院”的熱潮。這又有一個背景，即中西文化爭論。我們說中西體用，即：用我們精神方面的東西，結合西方實用的東西，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後來嚴複講了，西方也有它的精神文明，也有它的價值系統，你怎麼能說中體西用呢？這就產生關於中西文化的性質、優劣的爭論。
總的來說，在20世紀初期西學占了上風，所以舊學就有了危機感，發起了一場保存國粹的運動，成立“國學保全會”，希望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趣的是，王國維在《國學叢刊》的序中卻提出了學無新舊、無中西的觀點。他說中國的學問西方也有，西方的學問中國也有，只不過廣狹疏密的程度不同，處在今日，“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他還說，將來振興中學的，絕不會是一幫不懂西學，甚至仇視西學的“一孔之陋儒”。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學者們重新省視中西文化的短長優劣提供了契機。一戰後的歐洲民生凋敝，危機重重。西方學界開始反思向外貪婪索取的近代文明給歐洲帶來的災難，於是把目光轉向東方文明，希望借東方文明的智慧，解西方文明的危機。
梁啟超一戰後去到西方遊歷，看到了戰後歐洲的慘像和歐洲學界的自省。他還瞭解到，西方歷史上的黑暗時代與中國不遑多讓，當然，他也充分認識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這一次歐遊給梁啟超極大的震撼，促使他重新思考中西文明。他寫了一本《歐遊心影錄》，提出不要爭論中西，而是要結合中西，取長補短，化合成一種新文明。
梁啟超在歐遊之後，雖然對中國自己的文明重新建立信心，但是他對於這兩種文化的優缺點，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國中那些老輩，固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甚麼東西都說得一文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象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所以，我們要“反省我們以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後的精神。”
梁啟超希望國人不要妄自菲薄，但是也提醒國人不要因為看到西方的問題就盲目自大。梁氏的這番話引起了關於中西文化特點的大討論。大致來說，經過這場討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界已經大致形成一個共識，即中西文化各有其優長也各有其缺點，優缺點不僅在用上，也在體上。也就是說，不是中學長於體短於用，西學長於用短於體，而是體和用兩方面都各有優長和缺陷。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大、清華等高校開始成立“國學院”。北京大學在1923年成立國學院，隸屬於文科研究院，並創辦了《國學季刊》。胡適任《國學季刊》編輯部主任，寫了一篇發刊宣言。胡適在發刊宣言裏提出了“國學”的一個定義，他說：“‘國學’在我們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他為國學院定的宗旨是，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我們怎麼來作國學研究呢？他認為，一方面要還其本來面目。仔細研究道家是怎麼回事，儒家是怎麼回事，以古文學派還古文學派，以今文學派還今文學派……把這些全部都搞清楚，這就叫還其本來面目。胡適說，如果不做這清理工作的話，我們對不起古人。但是胡適又說，這只是我們研究國學的第一步，然後我們還要評判其是與非。即是說：我們不僅要知道古人說的是什麼，我們還要知道古人說得對不對。他說，如果不評判其是非的話，我們對不起今人。好比是拿毒水當甘泉給人喝。
看清華國學院。清華成立國學院也是要中西結合，也是持一個批判的精神。吳宓闡述創立清華國學院的宗旨說：“在新舊遞嬗之際，對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采擇適當，融化無礙；對於中國固有之文化，須有通徹之瞭解。”當時清華國學院的教師須具備三種資格：一是通曉中國學術之全體；二是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是熟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清華國學院聘請導師有一個原則：必須通曉西學。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都是視野開闊，通西學的人。
簡單作一個總結，上世紀20年代的國學研究院對於國學採取理性的研究態度，是以近代文化的視野回顧過去，具有反思的精神和眼光。當時的大學也普遍有自由研究的風氣。
又一次中西文化論爭與國學院的重建
20世紀、21世紀之交，我們又有一次中西文化的爭論，引起了國學熱和重建國學院的熱潮。
這次的國學熱有幾個機緣，但是這幾個機緣中都暗藏著不小的問題。第一個機緣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臺灣新儒家的影響。臺灣新儒學是蔣介石受了大陸“文化大革命”摧毀傳統文化的刺激，而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物。但是他不知道，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不僅革了傳統文化的命，也革了清末民初以來漸漸發展起來的近代文化的命。
臺灣有近代文化的氛圍，所以臺灣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是在近代文化背景中的復興。大陸近代文化也被革掉了，這種情況下單一地移植臺灣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結果可能就是倒退。
第二個機緣是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亞洲四小龍都屬儒家文化圈，因此人們覺得儒家文化並不妨礙社會進步，甚至還對社會發展有特別的功用。這也是似是而非。亞洲四小龍過去固然屬於儒家文化圈，但是近代以來也是西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四小龍經濟的成功，究竟是因為它們較好地繼承了傳統文化，還是因為它們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呢？我認為，四小龍經濟的成功，不能證明儒學文化的價值。
第三個機緣是西方現象學運動、存在主義哲學對西方傳統哲學的反思。在這種反思中，好多中國的學者說，西方文化是分割的思維，我們傳統文化是綜合的思維，西方的傳統是主客二分，我們的傳統是天人合一。這些話語中暗含著“得意”：我們傳統文化是先進的，我們高於西方。這種奇怪的論調，上世紀初就有過，可以說毫無意義。好在那些高唱“西方主客二分，中國天人合一”的人，近些年也漸漸清醒了。比如張世英先生最近就有反省，認識到天人合一也有問題，未必就好。
還有其他的機緣，比如我們近年來經濟上的成功，引發了文化的自信；道德的荒蕪讓人們希望恢復傳統等等。
我們再看一下當前的國學熱有什麼問題。對於國學我們現在是弘揚而不是研究，缺乏一種反思的精神。我們說要恢復傳統，弘揚傳統，但是不反思不批判，弘揚什麼東西呢？現在的國學院以儒學為主，但是按照胡適的說法，我們過去的一切文化歷史都應該是國學研究的對象。還有一個問題，儒學本來就分成兩支，一是荀子，一是思孟。新儒學著重發揮思孟一派，荀子被故意忽略了。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次的國學熱帶有政府推動和功利化的色彩。政府來推動文化復興，反思眼光就沒有了。當前我們特別需要警惕對傳統文化盲目的樂觀和膨脹的自信，要小心文化中心主義重新抬頭，要防止王國維所批評的陋儒主義。
總而言之，大學應該是自由研究的地方，理性思考的地方，要有開闊的視野和開闊的心胸。國學院要做好傳統文化的研究而不是鼓吹。我們要記住胡適的話，不僅要知道傳統文化是怎麼回事，更要評判其是與非，以免誤了今人。說得明白一點，我們不能在大學、中學，甚至小學裏推廣太學式的讀“經”。在新的時代下，新的文明出現之後，我們要有新的精神在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