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雷文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報告全文
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報告
非常高興今晚能和大家見面，也很榮幸有機會為大家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屆年度講座。
今晚，我在這裏作為美國第三古老大學的代表，距離英語世界中最古老的兩所大學僅五十多英里。現今，英、美最著名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及耶魯，更不用說哈佛、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及帝國理工學院，因其在研究、教育方面的領導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與讚賞。作為全球頂尖的大學，他們設立的標準受到國內和國外學校的競相效仿；他們代表了“世界級大學”；他們成功推動了人類自然和文化知識的進步；他們為下一代學者提供最優質的培訓；他們為各個領域未來的領導者提供了出色的本科及專業教育。
然而，我們都清楚，在這21世紀之初，東方正在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經濟的發展，由日本、韓國和臺灣開始，擴展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後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亞洲經濟的迅速增長已經改變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力量結構。東方崛起的各個國家都認識到受到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以及科研對推動提高創新精神和競爭力的影響。1960年、70年和80年代，在日本、韓國和臺灣這些亞洲發展較早的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提高中學畢業後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他們最初的重點是增加學校的數量和入學人數，並且成果顯著。
現在，中國和印度，亞洲的兩個發展中大國，有更加遠大的目標。這兩個新興力量都尋求拓展其高等教育系統的能力。自1998年以來，中國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他們同時也希望建立少數“世界級”大學以躋身世界前列。這是非常大膽的目標，但是特別是中國，有意志和資源來實現它。這不單是亞洲其他國家的目標，同時也是中東地區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的目標。
考慮一下這些近期的發展：
· 海灣國家花費數億美元來建立美國、歐洲一流大學的分校，如卡塔爾的康乃爾大學和阿布扎比的索邦(巴黎大學)大學。
· 去年秋季，新的阿蔔杜拉國王科技大學在沙烏地阿拉伯落成。它的基金為100億美元，超過除美國五所大學以外的其他所有大學。
· 新加坡正在計畫建立一所新的技術設計公立大學，及一所附屬於國立大學的美國式通識教育學院。
· 中國政府為九所大學提供大量資助，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這九所大學把自己稱為C9——中國的常青藤聯盟。
· 印度教育部最近宣佈將建立14所“世界級”綜合性大學。
今晚，我要討論的是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原因、必須克服的實際困難以及可能的成果。鑒於中東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將只討論亞洲。
另外還有一些重要趨勢在影響著高等教育的國際格局。如國際學生人數的快速增長，美國、歐洲大學分校的不斷增加，盈利性的校園和遠程教育機構的出現以及世界貧窮國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對加強其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由於時間關係，今晚我沒辦法談到所有問題，所以我僅分析在亞洲發展世界級大學的前景和結果。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將要在今年春天出版的本·威爾達夫斯基所著的《頭腦大競賽》一書中會著重討論高等教育全球化這個廣泛的題目。
亞洲的目標：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戰後亞洲發展的初期，人們認識到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保持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日本和韓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從農業經濟轉型到生產業經濟再由低技術經濟轉型到高技術經濟的關鍵是他們擁有有文化，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兩國的高等教育系統迅速提升。日本的入學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占同年齡人口的比例，從1960年的9%增長至90年代中的42%。韓國的入學率增長更加顯著，從1960年的5%到90年代中已經超過50%。
在這一較早階段，中國和印度則較為落後。至90年代中，只有5%的適齡中國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與孟加拉、博茨瓦納和斯威士蘭相當。儘管印度戰後首先致力於建立一批國家綜合性大學，接著又建立了小而精的印度理工學院，90年代的入學率僅為7%。
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的慶典上，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宣佈中國將大力擴展其高等教育體系。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實現了這一目標。至200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5%用於投入高等教育，幾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這項投入的結果十分驚人。在江澤民宣佈後的十年內，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數量翻了一番，從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時，入學人數是原來的五倍，從1997年的100萬學生增加到2007年超過550萬學生。
這樣的擴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擁有超過2000萬大學生的中國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事實上，中國2000年以後中學後入學人數的增長超過美國中學後入學總人數。
要實現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目標，中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入學率大幅增長，相較於日本的58%，英國的59%和美國的82%，中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僅為23%。由於考慮到一些大學學生人數的增長已超過教師的負荷能力從而影響教學品質，增長速度從2006年起已經開始減緩。過去十年內學生-教師比例大約是原來的兩倍。即便如此，隨著教師隊伍的擴大，入學人數將會繼續增長，因為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到目前為止，雖然印度的成績並不像中國的那麼出色，但是印度目標卻同樣的遠大。印度已經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20年之內，它將成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如果經濟保持增長，到2050年，它將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了保持增長，印度教育部長西鮑爾的目標是在2020年前把中學後入學率從12%提高到30%。西鮑爾的目標相當於在未來十年內使印度大學的學生人數增加4000萬。可能這個目標不能實現，但是即使完成一半也是非常可觀的成績。
亞洲的目標：建設世界級大學
在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取得了巨大進步之後，亞洲主要國家現在將致力於一個更具挑戰的目標：建設能與世界最好的學府相競爭的大學。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世界級大學是通過集合了在各個領域領先的學者和科學家才有了現在的地位。這同時也需要時間。哈佛和耶魯花了幾百年的時間才達到牛津和劍橋的水準，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學(兩者均建成於1892年)在半個多世紀之後才獲得了世界級一流大學的讚譽。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亞洲大學，東京大學，建成於1877年。
為什麼中國、印度、新加坡和韓國這樣公開地表達要把自己的大學提升到這樣的地位呢？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些快速發展的國家認識到，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大學為基地進行的科研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二是，世界級大學為培養科學、工業、政府及社會人才提供了理想的環境，使他們能夠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判斷力來解決問題，創新和領導。
讓我就每一點再詳細闡述一下。雖然中國和印度目前仍處在可以通過生產業的低價勞動力來競爭的發展階段，但是最終農業的剩餘勞動力會被城市吸收，工資會開始提高。這種情況過去也在日本和韓國出現。在這個階段，沒有創新，沒有新的產品和服務領先投入市場，就不可能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多數新的產品和服務都通過對科研成果進行應用而產生出來的。
粗略的講，可以考慮以下這個問題：在1950年至1990年間，在日本的剩餘勞動力被工業吸收時，日本經濟增長比美國快速，之後則較美國緩慢很多。現在請考慮一下，如果日本有微軟、網景、蘋果和穀歌這些企業，日本的增長還會這樣緩慢嗎？我認為不會。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創新是美國經濟能夠在2008年危機之前的二十年內迅速發展的原因。日本落後則正是因為它沒有創新。
亞洲新興國家清楚地認識到，在後工業時代知識經濟中，建立本土科研能力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這一清晰認識在他們的國家政策檔和規劃中都有所表達。他們也意識到以大學為基礎的科研是科學發現最有效的推動力，最終必將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與經濟相關的新技術。因此，他們想要建立能夠處於科技前沿的研究型大學的意願，我個人認為並不是為時過早。以目前他們城鎮化速度來看，中國在二十年之內就將失去其在生產業中勞動力價格的優勢，印度在之後十年內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因此，兩個國家目前還有足夠的時間在提高創新競爭力方面做出成效。
但是一個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不止是科研能力。它需要受過良好教育、具備廣闊視野的公民和能夠獨立思考、有活力的創業者。這是第二個使亞洲致力於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因素。特別是中國、新加坡和韓國的領導人非常明確地表明他們的大學缺少兩個重要元素：多學科的廣度和對批判思維能力的培養。亞洲的高等教育一直以來高度專業化，同歐洲相近，與美國不同。學生們在18歲的時候選擇一個學科或專業，從此就很少再學習其他東西。與歐洲和美國一流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和韓國的教育方式倚重於機械式的學習。傳統上，學生們是被動的聽眾，他們很少在課堂上對彼此或是教授的見解提出異議。教學法注重對內容的掌握，而不是對獨立批判思維的發展。傳統的亞洲式課程和教育方式也許對培養工程師和中級政府官員非常有效，但是可能並不適合培養具有領導才能和創新精神的精英。
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國和英國的政治家們擔心亞洲，特別是中國，培養了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同時，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在擔憂他們的學生缺乏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獨立性和創新精神。他們擔心專業化使畢業生們視野狹隘，而傳統的亞洲教育方式使他們缺乏想像力。因此，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改革課程和教育方式來完善他們的一流大學。
建立世界級大學的條件：研究
在討論過亞洲想要建立世界級大學的原因之後，我們下麵要討論的是要實現這個目標所必須完成的任務。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建立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需要什麼？最重要的是它必須具備吸引優秀學者和科學家的能力。在科學界，這代表著一流的研究設施，充足的資金來支持研究以及優厚的工資和福利。中國在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投入。上海的幾所一流大學，復旦、上海交大和同濟已經在過去幾年內建立了全新的，具備精良研究設施，靠近商業夥伴的校區。在招生增長的同時，研究經費也同樣增長。中國大學在吸引教師人才方面已經具有相當的競爭力。90年代，只有10%在美國獲得科學、工程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返回中國。現在這個數字在不斷提高，同時越來越多的在美國和英國已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中國學者和科學家被大幅改善的工作條件和參與國家建設的機會所吸引，回到中國效力。印度也開始在吸收海外印度人群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它還需要像中國那樣在改進設施，提高研究經費和福利方面加大投入。
除了吸引師資所需的物質條件以外，一個能夠有效快速的分配研究資金的系統也對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關重要。在1946年一份名為《科學：無窮的前沿》的報告中，杜魯門總統的科學顧問文內瓦·布希精彩地闡述了建立這樣一個系統的基本原則。該報告指出基礎科學研究的成果最終會是工業技術發展的基礎，但是基礎科學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通常在幾十年之後才會體現，並且其應用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研究的當時所無法預料的。在50年代末期，當相干光的性質第一次被確定時，沒有人能想像到鐳射將在幾十年後被用於眼部手術。由於最初的發明者很難在純科學的突破性發現中獲得全部經濟利益，私人企業通常對於一些有益於社會的投資缺乏積極性。政府應該起到帶頭作用。
布希1946年的報告所建立的國家扶持科研的系統和三個基本原則在今天仍然適用。一，聯邦政府承擔資助基礎科學研究的首要責任。二，大學，而不是政府實驗室、非教學性研究所或私營工業，是進行這一研究的主要場所。三，雖然政府決定投入到各個科學領域的總資金，具體的課題和專案獨立於政治或商業立場，是通過嚴格的同行審查的競爭過程進行評估的，由獨立的學術專家根據提案的學術價值本身來確定提案是否通過。
這個系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有幾條。它使正在接受培訓的年輕科學家，即使是那些將來不長期從事學術工作的研究生，能夠接觸到最領先的技術和研究領域。它使本科生有機會親身體驗科學研究的經歷，而不是只在教科書上讀過去十年科學領域的成就。它也意味著，能夠獲得資助的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而不是系裏最資深或者最有政治背景的教授。
在東方，資助研究通常不是這樣的模式。歷史上，東亞多數的科研都不是在大學進行的，而是在研究所和政府實驗室。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資金一般都用來資助應用研究的發展，僅有很小部分研發經費被用於基礎科學。例如，在中國只有5%的研發費用用於基礎科學，而在大多數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國家，這個比例是10%到30%。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美國在基礎科學上投入的經費是中國的七倍。另外，通過同行審查批准經費的做法在東亞幾乎很難被貫徹執行，有時 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一直以來，日本總是把大量的經費分配給最資深的研究者。儘管日本幾年前承認應該通過同行審查分配更多經費，只有14%的政府非國防經費是通過競爭機制分配的，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73%。
另一方面，亞洲政府確實把增加研發作為首要問題。中國研發費用在過去二十年內增長快速，從1995年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6%到2005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這個數字仍然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低很多，但是預計會繼續攀升。中國政府已經定下目標要在2010年前把研發開支增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在2020年增加到2.5%。同時有證據顯示，增加研究經費已經收到了回報。舉一個例子，從1995年至2005年，中國學者在主要科學、工程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增長了四倍。只有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發表量多於中國。
建立世界級大學的條件：教育
我們已經討論了建立世界級研究能力的需要，下麵我們討論改革教育所必須的條件。我之前提到過，亞洲的目的是培養一流的大學畢業生，使他們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觀和創新能力。這使得中國、新加坡和韓國的官員們更加關注美國那些在課程結構和教育方式上有別於亞洲的一流大學。
美國的本科課程模式日漸受到亞洲領袖的青睞。典型的美式本科課程允許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前兩年嘗試各種課程，然後決定一門在最後兩年專修的科目。這種課程模式主要是基於兩個原理。第一，大量接觸多元學科能讓學生建立新的世界觀。這不僅增強學生在所選領域的學習效果，還為他們應對將來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做好準備。第二個原因是，相對18歲的年齡，學生在20歲的時候能對專業的選擇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在此，我不希望過分強調這兩個論點， 因為以我的經驗來看，牛津和劍橋的學生也並沒有因為在18歲時決定專業而變得目光狹隘。儘管這麼說，我仍舊對美國課程模式的價值堅信不疑， 因為它能夠在拓展畢業生的視野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比較能達成共識的是，世界級大學必須培養學生獨立而有批判性的思維能力。和紐曼主教開始宣導通識教育的19世紀一樣，今天的知識經濟依然要求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僅掌握專業知識，而且擁有對所有新資訊進行透徹理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耶魯1828年報告》是一份對美國本科教育產生深遠影響的文獻。這份報告辨別了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內容’（furniture)這兩個概念。掌握一門專業的知識，就是獲得‘內容’（furniture)，在這萬變的世界中沒有永久的價值。想要成為商界、醫學界、法律、政治和學術領域的領袖，學生們需要的是‘方法’(discipline)，就是能夠適應瞬息萬變的形勢，面對新的挑戰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培養以上的習慣，需要配合一種適當的教學方式：要跳出讓學生們被動學習和單向式吸取知識的模式，同時要讓他們學習獨立思考，學會組織和捍衛自己的論點，或在面對新的資訊衝擊和有據理的批評的情況下能對自己的論點加以修正。牛津劍橋的個別輔導課程也許正是這種教學方式的典範。然而，這種個別輔導課程屬於勞動密集型制度，在亞洲幾乎無法實踐，更不用說在美國了。在美國，取而代之的是互動討論式的教學法。它以小組形式進行，鼓勵學生表達和辨明自己的立場，對老師的觀點提出異議而不是盲從。即使當學生人數太多而不得不採用大型講座的方式時，也會用這種小組討論環節對講座進行補充。美國頂尖大學的考試極少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相反，學生需要解決一些從沒遇到過的問題，或是從正反兩面分析論點並提出自己的立場。
亞洲為了創建世界級大學，已經在大幅發展美國模式課程。北京大學在2001年建立了非專業類本科學院‘元培學院’，這項試點計畫把一群最具才華的中國學生彙集在一個通識教育環境裏。這群學生生活在一起，用兩年的時間探索各種科目，然後決定自己的專業。韓國的延世大學也創建了一個類似的通識教育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創設了國大博學計畫，學生除了研習自己的專業外，還修讀跨學科單元進行全面發展。
在過去的6年中，受中國政府重點扶持的中國一流大學跟耶魯大學一直有著緊密的溝通與合作。這些學校的校長、副校長和書記通過參與在耶魯大學舉辦的為期一周的研討班，學習美國大學的實踐，同時也分享他們在課程改革，聘任教職人員以及教學方法方面的經驗。雖然我不能斷言研討班是直接原因，但這些大學在課程改革的道路上的確進步神速。在復旦大學，所有一年級學生都要接受為期一年的多學科教育課程，然後再開始學習自己的專業。在南京大學，學生已經不需要在申請大學時選定專業，他們可以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從60多門通式課程裏進行選擇，最後才決定主修的專業。
進行教學法改革比課程改革要困難得多。提供小班教學不僅需要學校投放更多資源，還要求教師採用新的教學法來配合。這對於始終採取傳統亞洲教學方法的國家，如中國、日本和韓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對於印度和新加坡就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受英式教育體制的影響，這些國家的教師們已經習慣於和學生進行教學互動。儘管困難重重，亞洲各國還是積極的地為此尋求方案，尤其是中國。中國意識到教學法改革的關鍵在於增加教職人員中有留學經驗人員的數量，這些人在海外學習期間親身接受了非機械式教學方法。此外，增加相互交流的機會，讓亞洲學生到西方學習或是西方學生到亞洲的大學進行體驗，也會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成功在望
如上所述，在亞洲建立世界級大學的計畫不僅僅需要資金和決心。要創建世界級的科研能力，不僅要有豐富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分配，還必須嚴格以其學術和科研貢獻為基礎，而並非以教授的資歷或政治因素為準則。要達到世界級教育水準，必須拓寬課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夠的領導能力和政治意志，這些問題都能解決。
另一個成功的先決條件是集中資源。不是每所大學都有能力或需要成為世界級的頂尖學府。在一點上，美國、英國和德國的經驗比較有指導性。在美國和英國，高等教育是一個由多種機構組成的分化型體系，而綜合性研究大學只是多種機構中的一種。在這些綜合性研究大學中，政府的資助經費主要是按照各個學校的學術和科研貢獻來分配的，這也就使得學校間形成差異，有的比較出色，而有的相對落後。在美國，資金的募集更加強化了這種分化的趨勢。成功本身繼續孕育成功，因為學校越強就會吸引越多的資助。相反，在德國，政府的政策刻意地限制學校之間的分化，採取無限制入學，使得所有大學的師生比例提高，把優秀的研究人員隔離到不同的學校，資源的分配以平等原則而非學術上的成就為基準。這些政策摧毀了德國大學在世界上的盛名。直到最近，德國政府才決定集中資源投放在3所重點大學上，以增強他們在全球大學中的競爭力。
日本和韓國吸收了德國的經驗。這兩個國家都有得到政府重點扶持的國立大學，分別是東京大學和首爾國立大學。在日本，至少還有兩所公立大學，京都大學和大阪大學，他們的名氣僅次於東大，而遠遠高於其他所有院校。中國似乎也在向同樣的方向發展。1998年，中國選出了7所重點扶持大學，包括：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學，浙大，西安交大。在這7所重點大學裏，中國政府更集中投放資源在北大和清華上，勢必讓他們成為全球排名前20位的世界級學府。同時，由於上海政府的傾力資助，位於上海的復旦和上海交大也獲得了相當的資源投放。
印度的情況與眾不同。早在20世紀5、60年代，印度政府就已經集中資源創建了5所印度理工學院。這些大學和近20年內又接連創設的10所學院在工程師培養方面都是一流的教育機構，但是他們無法在全球科研競爭中鶴立雞群。印度政府始終沒有系統性地為提高它的十四所綜合性大學的國際地位作出努力，這些學校存在著嚴重的資金不足的問題。
現任的印度教育部長有決心創建世界級綜合大學。但是，印度崇尚平等主義的民主環境限制了優秀大學的發展，因為這種理念使得資金傾向於平均分配給所有的學校，而學生和教師的篩選也更加著重於取得社會正義而不是依照擇優的標準。兩年前，印度政府宣佈要在每個邦創設1所新的世界級大學，一共30所，這顯然是一個不太現實的目標。最終，印度政府修正說要在每個至今還沒有大學的邦創設1所新的綜合大學，一共14所。然而，這和中國重點建7所，而在7所中又重點建2所的目標比起來還是有些不切實際。
考慮到海外印度學者在學術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要在印度創建世界級大學所需的人力資源是具備的。至於印度社會能否承受吸引海外印度學者所必需的高額薪酬與社會其他階層薪酬之間的巨大差異，這還是未知因素。因此，印度政府採取了另一個比較可行的政策，就是允許外國大學在印度建校和創建有利條件讓外國和本地私立大學能蓬勃發展。
到目前為止，印度至少在一個方面還是比中國有優勢的，就是教授和學生們在選擇研究課題，以至於發表和檢驗一些比較異端想法的自由度上。這種自由度是創建世界級大學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雖然限制在政治，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上的言論自由似乎並不影響讓自然科學的發展達到世界級水準，就如蘇聯的一些院校在冷戰時期在數學和物理上所達到的成就。然而，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下，沒有一所近代的綜合大學能有此成就。
中國在成功的道路上還有另一個潛在的障礙，最近也被討論地沸沸揚揚，就是其獨特的領導責任分配制度，由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共同分擔，黨委書記同時也擔任大學理事會的主席。通常情況下，兩位領導是能夠有效配合共同完成領導任務的。但是人們擔心這種決策體系可能會限制校長實現他的教學目的，因為副校長和系主任等高級管理層的委任都是由大學理事會決定的，而理事會的主席是黨委書記而不是大學的校長。中國教育部目前正在試圖解決這個有關大學治理的爭議。
結論：一個正和博弈
在全球化過程中，亞洲大學的崛起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當阻止人員、物資和咨訊流通的壁壘日漸消退，經濟發展的步伐繼續向前邁進，亞洲國家將會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質和資訊資源去創建一流的學院。假如亞洲的新型國家能把資源集中投放在一部分學院，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實現言論和探索自由，他們就能成功地創建世界級大學。當然，這不會在一夜之間實現，而是需要數十年的努力，但是它有可能比歷史上任何先例都要快。
西方世界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前景呢？是威脅還是機會？我非常強烈的認為教育的競爭，同全球化現象一樣，是一個正和博弈。
請思索下麵的這個例子。耶魯最著名的一位遺傳學家和他的研究團隊在位於紐黑文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實驗室同時從事研究。另一位耶魯著名的植物生物學教授也同時在北京大學從事研究。中國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和研究人員來支持耶魯的科學家，而與耶魯科學家的合作提升了中國青年教授和研究生的技能。兩方面都獲益良多。
學生的流動和思想的交流也是一樣。由於全球化增強了跨文化經歷的重要性，交換學生的機會越來越多。在亞洲大學進步的同時，參加交流專案的學生也會受益更多。正如每個人都能從商品和服務的流通中獲益一樣，每個人也都從思想的交流中獲益。
最後，提高全世界的教育品質代表著培養更有知識、更有效率的人民。這個世界的命運取決於我們能否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解決社會上最緊要的問題，如長期的貧困、疾病的氾濫、核武器的擴散、水資源匱乏和全球氣候轉暖的危險。擁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和領導只會更好地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本文為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屆年度講座講稿，發表於英國皇家學會英國倫敦201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