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年）是由中國天主教耆宿英斂之發起創立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學。儘管它只創辦了短短的27年，但是，它創立不久便成為當時北京著名的五所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之一。名校必須有名師，名大學必須有大師、名教授。輔仁大學之所以成為名校，首先與它網羅一批大師、名教授是密不可分的；其次，它是中國現代國學（即傳統的文史哲）教育的重鎮之一。
英斂之創辦輔仁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授西方科學新知識。陳垣接掌校務後，繼續堅持和發揚了這一辦學思想，並且把它寫入學校章程，作為辦學宗旨。自建校時起，英斂之、陳垣等創辦人先後通過多種途徑羅致國學教師。或者利用後發優勢從北大、北師大等名校先後延攬張相文（著名地理學家）、李泰棻、朱師轍、陸懋德、柯昌泗、鄧之誠（以上為著名歷史學家）、馬衡（著名考古學家）、郭家聲（著名文學家暨詩人）、朱希祖（著名文史學家）、張星烺（歷史地理學家）、沈兼士、劉複、羅常培（著名語言學家）、趙萬裏（著名目錄學家）、尹炎武（古典文獻學和古典文學家）等人，擔任兼職或專職教授；或者從社會上發掘有真才實學但無正規大學文憑和大學從教經歷的著名學者，如餘嘉錫（著名目錄學家、古典文獻學家、史學家）、倫明（著名目錄學家、古籍收藏家）、唐蘭（著名古文字學家）等。“抗戰”時期，輔仁大學在其他高校被迫紛紛內遷或停辦的情況下在淪陷區孑然屹立，成為當時淪陷區惟一不懸日偽旗幟、不讀日偽所編旨在進行奴化教育的課本的高校。原來在北大、燕京、北師大等校任教、因多種原因無法隨校內遷、又不願為日偽奴化教育服務的教師紛紛加入輔仁，其中不乏國學名師，如高步瀛、顧隨（以上為著名古典文學家）、孫楷第（著名小說史家）、劉盼遂（著名古文獻學家）、於省吾（著名古文字學家）、周祖謨（漢語言學家）、梁啟雄（中國哲學史和歷史學家，梁啟超之弟）等，從而使國學方面師資力量更加雄厚。儘管這些名師時有進出、變更，但是，始終保持了一個非常整齊的國學教師隊伍。即使與當時國內任何一所著名的國立和私立大學相比，它也毫不遜色。此外，又從北大、北師大、燕京聘任一批新畢業的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如臺靜農、羅庸、趙蔭棠、容肇祖、陸宗達、魏建功、姚士鼇、餘遜、韓儒林、譚其驤、牟潤生、翁獨健、柴德賡等‚其中不少人逐漸成為輔仁國學教育的骨幹，乃至名師。在此情況下，輔仁大學在史學大師陳垣的領導下進行了富有特色的國學教育。本文試就北京輔仁大學有特色的國學教育進行論述，以凸顯其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國學在通專並重教育體系中的地位
大學教育的目標（宗旨）、人才培養模式在民國時期有過一些爭論，不同的教育家、學者、大學校長有不盡相同的看法，甚至比較大的分歧。有的主張以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為本，有的主張以專識為本，有的則主張通專並重。不同的培養目標決定了不同的課程設置，不同的課程體系反映了不同的培養模式。筆者不想在此討論不同人才培養目標之間的優劣，而主要是在梳理輔仁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的基礎上，分析其國學在學校課程體系中居於什麼地位。
輔仁大學課程體系分為必修課、選修課兩大類。其中，必修課分為各院共同必修課（後來叫普通科）和各系必修課（後來叫專門科）兩部分，選修課則分為系內選修課和院系外選修課兩部分。在學籍管理上實行學年制（本科還年制）和學分制相結合的制度。
按照輔仁大學辦學章程，各系學生一般需要修滿132個學分（黨義、軍事學、軍事訓練等部頒課程及畢業論文寫作方法等課學分不計算在內）方能畢業。其中，本系必修課占總學分的1／2（即66學分）；全院共同必修課占總學分的班（即33學分），選修課包括系內選修課和其他院系選修課，占總學分的1/4（33學分）。各系必修課和系內選修課是為了培養某種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置的專識教育課程，其超過總學分1/2的比例，反映了學校專識教育為主的辦學思想。共同選修課和其他院系選修課的設置，達到接近總學分1/2的高比例，表明通識教育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輔仁大學實施的是通專並重的人才培養模式。
輔仁大學由文學院、教育學院、理學院等三院組成，國學專識教育主要集中在文學院（有國文系、史學系、哲學系、社會經濟學系、西洋語言文學系等5個系）。其中，國文系和史學系屬於典型的國學教育，哲學系則是國學與西學兼具，西洋語言文學系是以西學為主、兼及中學。
所謂共同選修課屬於基礎性課程，為必選課，它有國文（包括作文）、英文、第二外國語、邏輯學與哲學概論（任選一種）、倫理學、體育、黨義、軍事學、軍事訓練等，所體現的通識教育宗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國文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學生進行傳統國學教育，在學校課程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
輔仁辦學者認為，各個學科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而主張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中外文學之背景須求之於歷史，人類歷史之演變又與社會經濟成因果之關係，而哲學複為解決一般問題之總鍵，故各系所設科目，除本系指定必修者外，自餘均可斟酌選習，觸類旁達，以期養成通學之士”。通識教育思想是從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發展而來，它源於古希臘哲學家、教育家亞裏士多德的思想，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在不同的時代其內涵有所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用中國傳統思想表述，“通識”者，就是“通達”、“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輔仁大學主張養成“觸類旁達”、“通學之士”，鮮明地揭示了辦學者的通識教育思想。
文學院各系選修其他院系的課程的選擇範圍是比較大的，其中，中國史（斷代史）、專門史（史學史、思想史、文明史、哲學史、教育史、經濟史、文學史、小說史、宗教史）、史學研究方法、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目錄學等國學課程占居了主要地位。不少課程由於是名師講授，如“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的授課人是陳垣，“目錄學”“中國小說史”等課的授課人都是餘嘉錫，因而跨系選課者較多。
教育學院所屬教育學系為了適應培養中學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和教育研究者等需要，在學科知識結構上，曾經實行輔系制，規定學生除了必修本系課程外，必須任選國文系、史學系、西語系、社會經濟學系中之一為輔系，輔系學分最少須為應得學分總數的1/3。國文系、史學系等國學課程在教育學系學生輔系制選修中佔有50％的比例。因此，國學教育在教育學系的通識教育人才培養中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
輔仁文學院在辦學宗旨中聲稱“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揮光大，以增長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則利用科學救其弊，補其偏，務使習國學而毋故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實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圖者也。”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揮光大”的辦學宗旨得到了較好體現。但是，國文系、史學系等進行國學教育的典型系科的選修課基本上限於國學教育範圍之內，缺乏文理交叉、中西學滲透，因而我們很難看出“務使習國學毋故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的思想付諸實施。
二、強調國文教育
國文教育為輔仁大學各院系共同必修課，在通識教育中屬於國學教育性質，並且居於基礎性地位，因而，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教育狀況與特色。
陳垣重視國文教育是直接針對當時大學生國文基礎非常差的情況而實行的重要舉措。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過分重視外國語和自然科學而極端輕視國文的風氣，由此造成“中國人不會作中國文”的後果，“一個高中畢業生寫不通一封家信，看不懂一篇淺易的文言文”。陳垣作為輔仁大學校長，經常收到同學們給他寫的“請求信”，但“請求信”中往往有許多錯誤。他說：“內中文詞，用字，格式，錯誤百出，我真想把它搜集起來，出一本《壞文模範集》。”因此認為提高學生的國文水準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情。在陳垣的主持下，學校明確提出“國文與外國文為研究一切學問必須之工具”。在課程設置上，把“國文”規定為學校所有文理科各專業一年級學生共同的必修課，名叫“大一國文”，“各系一年級學生有國文較劣者，一律須補國文一年。”國文較優者，可免於上課，但不免考。課程由課文講解、作文、課外讀物（教師指導學生作讀書筆記）等三部分組成，每週2學時，4個學分。
校長陳垣直接抓全校國文課的教學工作。從教材的編選、教師的遴選到結業考試，都由陳垣親自負責。全校使用統一教材，統一考試。教材《國文選本》（有時又叫《國文讀本》）絕大部分都是文言文，主要選自《史記》、《戰國策》、《漢書》、《後漢書》等古代正史著作和曹丕、曹植、韓愈、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顧炎武等歷代文史大家的文章，約計30餘篇。要求學生課前預習、標點，然後由教師評點、講解，最後由學生熟讀背誦。陳垣認為：“令學生讀之爛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習慣自然，則出目成文，可免翻譯之苦。……學本國文貴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論（語）》、《孟（子）》為言文一致之標準，選出數十章，熟讀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則出筆自易。”
國文課的開設，無論是對受教的學生，還是對授課的教師，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和作用。首先，對受教的學生來說，這門課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既掌握必要的語文知識（包括古文基礎知識），又要培養較高水準的寫作能力”。有的理科生開始並沒有充分認識學習這門課的意義，因此，“對大一國文不認真學習”。陳垣採取了一些激勵措施。一方面，他親自進行學習動員工作，提出“理科學生不能單純依靠中學所學語文，若缺乏較深的國文知識，缺乏文字表達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無法通順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他親自選聘校內教學經驗豐富、學有專長的教師擔任這門課的教學工作。筆者根據有關資料統計，臺靜農、周祖謨、陳君哲、陳祥春、劉厚滋、趙玉生、啟功、李維燹、許世英、柴德賡、餘遜、戴君仁、牟傳楷、牟潤生、趙萬裏、褚聖麟、顧隨、劉盼遂、夏宇眾、梁啟雄、孫楷第、朱澤吉、孫德寶、趙貞信、周國亭、劉汝霖、張鴻翔、蘇晉仁、鹿輝世等人先後承擔過大一國文課的教學任務。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陳垣還親自講授這門課，取得了好的名師效應，“校長親自講授大一國文，引起了全校師生對大一國文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