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醫療業這些年來遇到的問題，對於多年前的臺灣也“似曾相識”。
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臺灣的醫療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成就令全世界為之矚目，據2012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亞洲新視野：臺灣醫療奇跡》介紹：全球前200大醫院中，臺灣就占了14家，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亞洲第一。
在醫療政策方面，臺灣多年來取得的成功經驗也讓各國醫療改革專家刮目相看，臺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曾贏得全球第二優醫保系統的國際聲譽。2000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資訊部在當年出版的季刊中，針對醫療品質和醫療資源，評比包括臺灣在內的27個先進或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臺灣健保以僅次於瑞典的名次，名列全球第二。
面積僅兩個北京市大小的“彈丸之地”臺灣，如何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裏創造出如此輝煌的醫改神話?在此變革中臺灣醫院、醫生和患者又得到了什麼樣的益處?曾經付出過怎樣的代價?在2014年中國醫院論壇上，《醫學界》記者就此採訪了兩位作為論壇嘉賓的臺灣醫療界政企人士：前臺灣衛生署署長楊志良教授，和臺灣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
往事也“不堪”回首
儘管現在風光無限，但三四十年前的臺灣醫療與當前的中國大陸極為相似，無論是從體系制度、產業結構還是醫患關係角度來看，大陸醫療業這些年來遇到的問題，對於多年前的臺灣也“似曾相識”。
臺灣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教授告訴記者，當年的臺灣醫療，也曾經曆過一段“紅包滿天飛”的時期。分析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我們仿佛可以窺見當前大陸醫療業中的種種痼疾。
從行業整體來看，當時的臺灣非公立醫院與現今的大陸的民營醫院可謂是對“難兄難弟”，公立醫院占九成份額雄居市場壟斷地位，民營醫院無論在市場份額還是診療實力上都難以與公立醫院抗衡。另一方面，醫療服務能力無法滿足臺灣龐大的醫療需求，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臺灣經濟飛速增長，民眾的醫療保健需求也相應暴漲的情況下，這種供需失衡的現象尤為突出。
“為了保障民眾能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權益，政府不得不將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費用壓得很低，使整個醫療業處於供不應求同時價格又難以上漲的尷尬局面。”楊志良教授說。
對於任何產業而言，當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而價格又被行政力量等外力強行壓制時，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兩種現象：降低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以減少成本，或通過其他灰色管道來提高利潤收入。在這種情形下，收受病人的紅包也就成為了不可避免的創收選擇了。
除了向患者收紅包，當時的臺灣醫生還有另一條“灰色收入”管道，即通過“走穴”看病來增加收入。雖然根據規定醫生只能“定點”執業，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明裏“定點”暗裏“多點”。楊志良教授回憶，那時後很多醫生的名片上都會印著一欄“晚間坐診”地址，白天在醫院看病，晚上在家裏或其他地方看病。
醫生正常收入低工作壓力大，收受患者紅包現象嚴重，醫院腐敗又低效，在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下，醫患矛盾在當時的臺灣醫院也隨之尖銳起來，醫鬧事件也變得屢見不鮮。這種現象持續了多年後，患者、醫院和醫生三方均對醫療現狀產生了強烈的不滿，與此同時，也引起了民間資本和企業家對醫療產業的關注。
政府民間聯手推動變革
1976年，伴隨著當時臺灣政府鼓勵民資辦醫政策的興起，臺塑大王王永慶投資創辦了長庚醫院，它仿效美國醫院模式，將其管理核心定位於“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並在經歷最初幾年的虧損後，逐漸開始獲得15%的年利潤提成，成為臺灣最賺錢，同時也最令患者滿意的醫院。長庚醫院獲得的“名”、“利”雙重回報吸引了各大企業集團的紛紛效仿，一時間，非公立醫院紛湧創辦。
據臺灣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介紹，除了“以患者為中心”這一管理理念上的創新，長庚醫院在管理上的另一獨特之處是嚴禁任何醫生收受患者的紅包，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來增加醫生的“白色”收入，此令一出，即不斷有醫生加入到長庚醫院效勞。長庚醫院這一充滿“正能量”的舉措，對其他民營醫院甚至公立醫院也產生了聯動影響，各大醫院紛紛效仿改革醫療管理方式。
醫生的服務酬勞增加，患者的醫療費用自然也水漲船高。但比起公立醫院價看病便宜“紅包”貴這一頑疾，越來越多的患者寧願選擇“定價高實際費用低”的民營醫院，畢竟，透明的收入和支出會讓醫生和患者對彼此更有信任感。
與此同時，臺灣政府部門也在積極推進醫療制度改革，通過各種醫改措施來提高民營醫院的同公立醫院的競爭能力，總體而言，當時的改革措施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限制公立醫院發展規模，不鼓勵興辦大型醫院，規定一個地區內每萬人床位數超過40床的醫院必須限制其發展，對於萬人床位數在20床以下的醫院政府將對其予以建院貸款利息上的扶持補貼，以確保地域內形成充分的競爭環境。
二、建立“醫療網計畫”，將全臺醫療點按區域分為63個區，分散醫療資源佈局和醫院的接診壓力，避免產生由於醫療資源過度集中造成的地域性短缺或者浪費。
三、限制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內容，除了肺結核、麻風病等一些傳染性疾病外，一般的常見病診療服務民營醫院能做的公立醫院儘量少做，以平衡公、私醫院的相互抗衡能力。
四、1995年開始實行全民健保制度，健保支付沒有公私立之分，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甚至是在一般的社區小診所裏，患者都能夠享受同樣的醫保服務。此舉在保險支付層面保證了民營醫院的競爭能力，也確保了民營醫院病患資源的穩定。
“紅包”魅力漸失
經過一系列的醫療改革後，民營醫院勢力逐漸發展壯大，公立醫院的弊端和劣勢卻日益明顯，一夜之間，“風水輪流轉”，公立醫院在民營醫院面前逐漸成了“弱勢”方。
據張煥禎院長介紹，臺灣公立醫院的病床佔有率從80年代的90%下降到2010年的34%，若以健保中報全額來衡量醫院的服務產業，公立醫院在2010年的市場佔有率僅為31%，不再佔據壟斷地位，而民營醫院市場佔有率為69%，在醫院數量和服務品質上都徹底具備了與公立醫院抗衡，甚至是超越公立醫院的能力。
同時，為了提高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和待遇，避免在改革後出現民營醫院“一家獨大”的反向壟斷局面，衛生署提高了公立醫院的醫生收入，原則上以財團法人醫院醫生工資的三分之二為標準，並且提供良好的退休金制服，以及充足的研究經費。這些舉措也確保了公立醫院在民營醫院的競爭下有著穩定的醫生資源。“這樣一來，公私立醫院兩者就能夠進入以一種平衡、自由、良性地競爭狀態。”張煥禎說。
除了公、私立醫院，臺灣目前還有20000多家分散在各個社區的診所，與大陸情況不同的是，臺灣個體診所裏醫生的診療技術絲毫不亞於大醫院，因為“很多優秀的醫生都是從醫院出來自己創辦診所”，這也得益於臺灣的醫生自由執業制度。
除此之外，醫院和政府也都在大力打擊包括收受患者紅包在內的醫療腐敗行為，包括臺大醫學院院長及臺北市衛生局局長在內的官員均因為醫療腐敗而下臺，“醫院裏每處罰一個收紅包醫生，至少能保證五年內完全杜絕這類現象，再發生就再處罰，絕不手軟。”張煥禎院長告訴記者。
在這樣的情形下，臺灣的患者逐漸意識到給醫生送紅包，已經成為一筆“不划算”的交易。並且在一系列的改革之後，看病時可選擇的醫療資源越來越豐富了，約有三分之二的普通疾病患者都可以在社區醫院或者私人診所得到診療，除了一些重大疾病或者疑難雜症外，一般性的疾病都無需去大醫院就診。
對於醫生而言，隨著政府逐漸放開對醫院醫療服務價格的管制，以及受醫療市場供需變化自由調整的影響，臺灣醫生逐漸成為高收入群體，醫生的平均薪水達到了社會平均薪水的20倍左右。在自由執業方面，臺灣醫生的就業可選擇餘地也進一步拓寬，無論是在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都有同樣獲得高收入回報的機會，另外，“優秀的醫生也可以選擇脫離醫院，自己開設診所，獲得更高的收入回報。”楊志良教授告訴記者。
通過近30年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臺灣的醫療業逐漸走上了良性變革的軌道，醫生、患者和醫院三方均成為了受益方，紅包也逐漸對醫生失去了吸引力，慢慢地從醫院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