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類文明的幾大核心區域內都隱然存在著若干不同層次的權力及知識中心，中心的中心則往往是某些大城市。它們之間相對獨立，但都彙聚著諸多優勢資源和精英人物，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前沿。進入近代後，有機整合的“世界歷史”實質性地形成，人類文明版圖開始日趨呈現單中心的狀態。然而，人類文明和學術中心的歸屬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狀態。相反，它常常處於流變之中。在全球學術史和高等教育史上，也已出現過多次中心轉移。作為歐陸核心國之一的德國，曾在相當時期內有過輝煌的歷程和曲折的經歷，其中的沉浮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德國大學的總體性崛起
在18世紀，巴黎是整個西方學術文化的中心，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日耳曼地區的普魯士等國也有過某些名校，其中耶拿大學、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等頗有聲望。18世紀90年代，耶拿大學彙聚了普魯士相當一部分名流學者，深受古典哲學影響的洪堡在1794年到1797年的多數時間都在該校度過。此間的經歷讓他汲取了豐富的精神養分，也部分形塑了他的大學觀。耶拿大學的許多探索，成為日後柏林大學的先導性經驗。但與域外名校相比，普魯士的名校仍有相當差距，在歐洲亦影響有限。然而，在被拿破崙打敗後，普魯士開始奮發圖強，並於1810年初創辦柏林大學，由已成為著名學者、官員的洪堡出任校長，柏林大學乃至整個德國的大學開始進入新階段。在此後一段時間內，巴黎仍是西方的智識中心，但德國後來居上的勢頭也日益凸顯，時勢即將改變。
最遲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柏林大學已對巴黎大學等法國名校形成了顯著優勢，在多個學科領域都達到了強勢領先歐洲的地位，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面位勢突出。在該校帶動下，德國名校開始群體性崛起。從任何意義上講，德國都已成為一個標準的教育強國，是全球幾大學術核心國之一。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柏林作為德國學術之都，總體上基本取代巴黎，成為當之無愧的歐洲學術中心和西方學術殿堂，堪稱各國學術名流紛紛來朝、知識精英最密集的“學術天城”。此時，日耳曼區域在歐洲文化版圖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成為歐陸公認、全球矚目的學術中樞。
與號稱中世紀大學之範型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不同，德國的洪堡型大學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範型，即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的模式。它將學術研究置於中心，將卓越的學術水準作為師資遴選的首要標準。洪堡深知“在文化領域中，國家硬實力的作用只能是協助和引導……文化領域中的一切都依賴於自由思想的創造力”。因此，他在創建柏林大學的過程中堅持貫徹學術自由、人才至上的原則。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選對人才”“如果追求知識成為大學的首要原則，那麼我們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在各方努力和風雲際會下，大批傑出學者先後應邀出任該校教授，作育了大量傑出人才，造就了德國古典大學和近代學術的輝煌成就。
柏林大學引領了一大批名校的發展方向，逐步開創了大學史上的新時代。從柏林大學開始，大學不再只是一個傳授已有知識、培養文明紳士的場所，而直接成為創造科學新知、探究高深學術、引領知識進步的引擎。易言之，洪堡大學開始直接與舊式官學、各新式科研院所及傑出學者個體就學術發展的領導權展開了強有力的競爭，並逐步贏得了絕對優勢。這使大學實質性地成為國家知識系統的中樞，也成為國家體制中極重要的一部分，直接深度參與國家建構。至此，德國古典大學成為世界各國大學競相效仿的典範，成為人類學術進步的發動機和中樞機構，也自然成為學術人才最密集的場域。
沙俄和日本是德國忠實的學習者。在日本，許多名校的醫學、法學等院系基本將德語作為第一外語。中國的中央研究院也有部分出版物採用德語。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學者直言“世界學術德最尊”。20世紀前30餘年內，到德國留學幾乎是中國優秀留學生的首選。20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中國學者在北美名校學成之後，往往還要赴德國繼續深造或考察，柏林幾乎成為中國赴歐美留學生學術之路的“終點”。
除了負有盛名的柏林大學外，哥廷根大學亦堪稱奇跡。20世紀初，哥廷根只是一個人口只有10萬左右的小城，而大學生有時達二三萬人，是一個典型的大學城，全城到處洋溢著“文化氣和學術氣，仿佛是一個學術樂園，文化淨土”（季羨林語）。該校僻處一隅，在區位相對偏僻、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條件下，建設成德國頂尖大學，吸引著來自全球各地的優秀人才，不斷創造著學術上的新輝煌。其理科水準在德國首屈一指，文科也常在三甲之列。該校在當時是德國科學的中心之一，形成了蜚聲全球的“哥廷根學派”，在數學、物理學、史學、語言學等方面都獨樹一幟、自成一派，彙聚並造就了大批傑出人物。該校最著名的中國校友，當首推朱德、蔡元培和季羨林等。季羨林從清華畢業後，於1935年赴德，並於同年10月從柏林抵達哥廷根，由此開啟了他在“第二故鄉”的生活，也開始了他艱辛而輝煌的梵學之旅。
德國學術的風格（特別是其對精確性、徹底性的追求）和辦學模式也對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便被認為是德國模式在中國的實驗，同濟大學和馬君武時代的廣西大學，更是德國模式的範型。1929年，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在《清華週刊》上發表題為《一件清華當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寫道：“在德國學術剛發達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要想叫德國學術發達，非叫學術說德國話不可。我們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足見德國教育學術發展經驗對中國影響至深。此後不久，中國本土的原創性學術蔚然成風，湧現出相當一批優秀人才和成果。
德國大學的影響力也遠及北美，深刻影響了北美的知識進展。賀國慶教授研究指出，1850年之前，美國留德學生不足200人，到80年代則達到2000人。19世紀最後10年，留德人數逐年下降，1900年後銳減。到一戰前後留德學生已甚為鮮見，其原因或許與雙方差距的縮小有關。經過長時期的“以德為師”，美國大學的水準得到實質性提升，其留德熱潮也基本告一段落。
據初步統計，1815年-1914年，共有9000-10000名美國學生負笈德國。於當時的美、英學者而言，若無留德經歷，其教育往往會被認為是不全面的。有學者曾說：“總體而言，在過去的100年中，這1萬名留德回國的美國學生為美國作出了突出貢獻，這些貢獻提高了美國生活的各個要素。”當然，並非所有美國學生赴德學習都是為了追求知識，各種鍍金者、投機取巧者也不乏其人。為了迎合美國人的需要，德國方面也曾一度放寬博士考試的標準。有人表示：“由於水準降低，德國博士學位變得聲名狼藉。”有部分大學甚至被視為“文憑工廠”。
19世紀初開始並延續百年的留德浪潮，給美國留學生帶來全方位的巨大影響。有學者認為，留德回國的美國學生至少擁有三種精神財富，一是學術習慣；二是學術方法，特別是“透徹”（thoroughness）的研究（這意味著一種對研究領域瞭若指掌的理念）；三是學術和道德的信念，即堅信學成回國後可以為美國學術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可以看到，19世紀許多美國大學校長都有留德經歷，他們對美國大學以德國模式為榜樣的改革發揮了關鍵作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吉爾曼曾留學柏林大學，他所執掌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也被稱為“設在巴爾的摩的哥廷根大學”。該校於1876年創立後，最初聘任的53名教學人員幾乎都有在德國大學學習的經歷，其中13人獲得過德國大學博士學位。
賀國慶教授指出，德國大學對美國大學的發展影響深遠，至少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幫助確立了美國大學學術自由的原則；第二，幫助確立了美國大學的研究職能；第三，幫助建立了現代美國大學制度。美國學者坦承“德國的學術理想在美國逐漸獲得在法國和英國從未得到過的尊重和認可”。德國大學的講授法（lecture）和習明納（seminar）及圖書館、實驗室、出版社和學術刊物以及學術團體均對美國大學影響甚大。
德國大學的嬗變與衰落
德國大學與國運密切相關。柏林大學等是拿破崙戰爭失敗的產物，其興起又帶動了德國文教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之最終在普法戰爭中大敗法軍，並趁勢實現了德國統一，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版圖和地緣政治格局。從此，德國在法德之爭中長期占優。德國是第二次現代化浪潮中的代表性國家，在19世紀末，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冠居歐洲。隨著實力的膨脹，它迫切希望重劃世界版圖、擴充勢力範圍。但此時全球主要殖民地幾乎已被英、法、西、葡、美等老牌列強瓜分殆盡，德國作為後來者，已難以分一杯羹。這必然導致地緣政治失衡，引發大國關係動盪。由此，短短20多年內，德國連續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必然影響到其教育的發展。
1933年之前，大約30%的諾貝爾獎得主來自德國，而同期的美國只占5%，即7人，其中5人還曾是留德學生。據統計，在數學領域，1862年-1934年間美國共有114名博士，其中34人曾留學哥廷根大學，18人留學萊比錫大學和慕尼克大學。許多美國人遠涉重洋，赴德研習其先進知識和制度，最終大幅提升了美國的學術水準，加速了其現代化進程。對此，美國方面亦從不諱言。
種種跡象表明，在百年留德潮的後期，美國大學已獲得長足發展。20世紀30年代，德、美之間的學術落差已不再如從前那樣顯著，因此，美國學者對德國的心態和認知也隨之改變。1939年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德國35人，其次為英國22人，美國14人。此後，在國際前沿科技競爭中，德國的表現明顯下行，且與美、英差距顯著擴大。到20世紀最後20年，德國的諾獎得主占比下降到8%，而美國則上升至51%。
這種歷史性逆轉與德國二戰時期的種族政策直接相關。1933年4月，德國政府通過“公務改革法案”，規定所有政府雇員須具有“雅利安”血統。由於德國大學受政府管轄，其教師屬於公務員身份，這項規定也殃及大學。不到1年，約有2600位學者去國，德國大學損失了近1/4的物理學家，他們中有7人是諾獎得主，還有20人在移居外國後獲得諾獎。其他各類人才損失更是不可勝數。
李工真教授的研究顯示，1933年-1945年間所有2200名遭到驅逐的德、奧科學家中，大約有1400人最後選擇了流亡，他們當中多數人將鄰近的歐洲國家作為自己流亡的首選國，其中21%選擇了法國，14%選擇了英國，11%選擇了瑞士，只有約31%的人將美國作為流亡首選國。但因形勢惡化，整個歐洲都為戰亂所困，多數難民無法在鄰近國家獲得穩定的生活和工作，在歐洲漂流一段時間後，最終有更多的傑出學者流向美國。而美國的大學及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慈善組織等也積極迎接這一人才流向。美國收穫了不期而遇滾滾而來的人才紅利。
此間，美國一改排猶政策，大規模吸收猶太人才。李工真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猶太知識難民集中到達美國的1933年-1941年間，僅來自德、奧的猶太知識難民就達7622人，內有1090位科學家，約700人以上是教授。從德、奧兩國社會和文化生活中被驅逐的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國所接受，而在約1400名流亡科學家中，也有至少77%被美國接受。
當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經歷過如此嚴重的人才流失，遭受過長時間動盪和戰爭的損毀、摧殘，上世紀40年代的德國學術還是有相當的家底和實力。1945年美軍攻佔柏林後，發現德國的原子彈研製工作距最終成功也只有一步之差。柏林達列姆威廉皇帝化學實驗室的工作，在總體上毫不遜色於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和法國的居裏實驗室。若非國家政策的干預，其學術進展是難以想像的。
美國大學在一戰前後逐漸停息轟轟烈烈長達近一個世紀的留德熱潮，開始實質性成長，並逐步贏得國際公認的地位，其教育和社會科學的美國化也開始真正實現。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訪美時，對美國的學術文化水準總體上不以為然；隨後，奧地利學派巨擘熊彼特的到訪，也讓美國同行相形見絀。總體上，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學界在面對歐洲學術中心時，仍缺乏自信。1936年，哈佛大學籌辦300周年校慶時，為了將歐洲學術名流請到美國參會，主辦方仍費盡心思、心懷忐忑。當然，從某些核心指標看，美國經過持續的強勁發展，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已基本接近德國的水準。從此後諾獎獲獎成果的統計看，完成於20世紀20年代的研究工作，美國已超過德國。經過二戰洗禮，美國大學實力更是反超歐洲。20世紀50年代，美國大學已形成明顯優勢。60年代，美國名校博士可以相對輕鬆地在歐洲名校獲得教職，而歐洲多數名校博士畢業生到美國名校則競爭力有限。此種情況，與此前幾十年德國大學在北美的壓倒性優勢的榮景，何其相似乃爾。
由上可見，德國作為世界學術中心的地位，保持了大約八九十年，個中意涵極為豐富。
德國大學興衰的深層誘因
經過二戰的摧殘，德國大學成為“廢墟中的大學”。但二戰硝煙散去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內，德國大學依然一蹶不振。其原因當然與戰爭的創傷和學術自由缺乏保障有關，與人才不足、財務窘迫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許還是社會生態和發展思路上的嚴重問題。
在“政治正確”思想的制約下，德國大學，包括其頂級大學，在教育民主化浪潮中大幅擴招，由此造成生源品質滑坡，大學資源緊缺。二戰前，規模最大的德國高校在校生亦不過萬人左右，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浪潮中，5萬人以上的德國大學時有所見，有的甚至接近10萬人。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有如此多的巨型大學，自然難以保障生源品質，精英大學精英性不足，招生門檻持續下滑，錄取率上升，整體性地造成師資水準低落。可以說，德國大學卓越的辦學品質在很大程度上犧牲在大眾化浪潮中。雪上加霜的是，隨著英語學術界的日漸強勢，法、德等老牌強國也難以抵抗。事實上，此時整個歐陸大學，作為非英語國家的法、德、意等國，學術也遠不如英美等強國。近數十年來，按照通行的學術評價體系（主要是英文論文發表量）看，德、法大學皆不如美國大學，甚至也明顯不及英國名校。在前20名大學的頂級大學排行榜中，歐陸大學難見蹤影。如何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中保持大學的高度充分活力、高度競爭力和高水準，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大多數發達的非英語國家都在這一挑戰前遭受了嚴重挫折。
此外，由於西德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不同階層間收入差距較小，即便是頂級學術人才的薪酬與普通藍領階層差距也不大。這固然支撐了其職業教育的發展，但也對學術界等領域的拔尖人才缺乏足夠的激勵。此外，德國學術界總體上國際化水準不如英語國家，這進一步促成許多優秀人才流向美國。相比而言，美國學術界相對繁榮，市場化程度較高，內部競爭機制運行良好，整個北美形成了一個相對自由流動的學術市場。就外部聯繫而言，其學術界與工業界關係密切，有良好的合作。這一方面能更好地為工業界、為社會經濟服務，另一方面能使大學更好地找准定位、發展方向和思路，並更好地汲取資源，實現雙贏。兩相比較，德國學術人才向北美持續流動，也並不意外。
德國大學的競爭力落後於美國大學，也與德國大學的制度靈活性不足、體制相對滯後、缺乏競爭機制有關。從國家層面看，在19世紀為了確保柏林大學的優勢地位，德國當局在激勵扶持柏林大學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以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等，抑制其他大學的競爭，使其大學體系難以開展充分的公平競爭。而在高校內部，一個學科（一級學科）往往只設一個講座，也就只有一個教授，下麵若干編外講師。這些講師沒有正式編制，自然也沒有穩定收入，只能收取極有限的課時費。靠這份學術工作肯定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許多青年學者因此流動到其他高校，甚至乾脆告別學術界。相比之下，美國的學術體制相對扁平化，教師之間更為平等，學術氛圍較為寬鬆活潑；其大學體制內各院系每個學科都擁有多位教授，有相對公平的競爭機制，教師晉升速度也明顯更快。在德國大學體制下，一個學科的水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講座教授個人的水準。這或許適應於個別天才人物，但並不利於團隊的發展壯大和水準的提高，因此難以形成富有活力的強大團隊，難以保持學科領域的高水準穩定和協調發展。而美國則不同，其大學及各學科更貼近市場，資源豐富，與社會有機銜接，而且教授流動相對自由。這些都是一般歐洲名校難以企及的有利條件。在激烈的角逐中，體制化規模化的學術團隊力量、市場力量最終勝過了德國大學的某些天才教授個體的力量。從知識生產方式看，高度組織化的大規模生產方式，無疑比個別教授帶頭的師徒制或小團隊生產更具效率和競爭力。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德國大學體制已經形成非常牢固的利益格局和生態，難以被打破，改革難度可想而知。德國的管理部門對此並非毫無認知，由此也施行了一系列對策。德國官方最終另闢蹊徑，在改革方面有所推進，實施了一系列變通的舉措，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國家在老牌大學之外新建一批新式大學，不過多為單科性大學，特別是科技類院校；在大學之外建立規模宏大的威廉皇帝研究所（後為馬普學會）等機構，作為實體性科研機構，該所規模和實力遠超一般名校；為青年學者提供發展空間，為躋身教授職位，這些青年學者積極致力於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研究，避免在傳統學科領域內與已有的前輩學者（學術權威）競爭而遭壓制，他們迫切渴望自己開創新的賽道，在新賽道上贏得話語權，躋身教授之列。
進入20世紀末，隨著教育全球化競爭的推進，在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德國大學進行了進一步改革探索。2004年，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國科學基金會開始提出旨在促進德國大學科技研究和學術創新、創建卓越大學的“卓越計畫”（Exzellenz Initiative）。該計畫的資助分三個層面：卓越大學（Zukunftskonzepte）、卓越研究集群（Exzellenzcluster）、卓越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由國家主導的“卓越計畫”於2006年正式開始實施，部分改寫了當代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邏輯。至此，追求“公平”的執念越來越遜位於對質量和效率的追求。該計畫的評估報告也指出：“‘卓越計畫’改變了德國大學的文化，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油然而生，‘卓越計畫’帶來的等級分化、退出機制對德國高等教育制度帶來的深遠影響將不斷顯現。”
“卓越計畫”無疑大力支持了一批卓越的大學或學科集群，但長期形成的德國老牌大學對學術界的壟斷和牢固的大學體制仍難以打破，因此德國仍在持續推行一系列新的配套改革，並在各大學內部普遍增設了面向青年教師的教授職位。這些教師的待遇有競爭力，晉升速度也可能較快，但也需要應對較高的考核標準。這一制度接近美式研究型大學的“非升即走”，但淘汰率相對略低。
由上可知，近200多年來，全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遷，權力中心轉移。歷史大背景下，德國大學與其國家一樣，經歷了獨特的發展歷程，從19世紀中葉至二戰前夕的高光時刻，到二戰後相對沉寂，再到20世紀末以來的大學改革，使德國大學取得了顯著成效。如今，德國大學依舊紮根德國土壤探索出路，且表現不凡，在人文學術、工程學科、普職分流的改革探索等方面尤其極具特色。但總體來說，在全球大學一次次大洗牌的過程中，德國大學已整體性地淡出世界頂尖大學的行列。在世界級的重大科學發現方面，德國大學已難與美國大學比肩，也與二戰前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二戰後，整個國際學術中心已從西歐跨越大西洋，轉移到了北美。這固然離不開某些機緣巧合，但就其基本面而言，無疑是歷史形勢使然，也是德國國運、國力使然，與德國的教育發展戰略緊密關聯。其中的許多經驗和得失，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借鑒。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德、法等國所代表的歐陸大學與英美大學相比已毫無優勢。在某些特定領域，特別是人文藝術領域，歐陸，特別是法、德名校較英美仍有獨特之處。尤其在哲學界和史學界，20世紀後半葉以來最重要的學者大都出於西歐。而這是北美學術界難以比肩的。
國家治理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事業。同樣，高等教育發展和學術建設也是非常系統的社會工程。它取決於一系列基礎條件和環境條件，需要人們的創造性努力，需要開展許多基礎性工作，需要在頂層設計、環境營造、技術路線、資源保障方面付出艱辛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倚賴於歷史契機和有心人的精心謀劃，也依賴於時代的護佑。而這一切的基礎，則是相對穩定的環境，是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的持續發揮和不懈付出。（作者 劉超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本文主要參考了季羨林《留德十年》，賀國慶《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大學的濫觴》，賀國慶、梁麗《百年留學潮——1815-1914年負笈德國的美國學生》，李工真《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的洲際大轉移》和《納粹德國流亡科學家的洲際移轉》，陳洪捷《德國精英大學計畫:特點與特色》，陳洪捷、巫銳《“集群”還是“學科”：德國卓越大學建設的啟示》等文章）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