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中國本土的華人，本來氣質各異，可是海外華人這個群體在國際社會和居住國，卻形成了“乖孩子”的刻板形象。這形象無論是受外界影響或者是由於本身的心理而形成，都對華人發展有影響，而且它也成為一種心理限制，讓華人在無形中要取悅、適應居住國，不能自由地、有創意地發展；它還可以扭曲華人和祖國的關係。移民與祖國和居住國的問題，當然不是新問題。猶太人所需要處理的族裔和僑居地關係與之相似，而且歷史更長，有時所牽涉的問題還要更複雜一些。因此，對中國人和華人來說，瞭解兩位態度截然不同的猶太血統科學家的故事，也許有意義。
這裏講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立場比一般人更重要，而是因為相關記載較多。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是大家熟悉的，和他不同立場的是德國化學家哈柏(Fritz Haber, 1868-1934)。愛因斯坦獲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哈柏獲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1919年頒發）。當然，愛因斯坦的貢獻不能用諾貝爾獎來衡量，提到他得獎主要是要說年代：他得獎的年代和他開始被大眾所熟知的年代（1919）比較接近。哈柏是二十世紀前期世界主要物理化學家之一，他在化學的多個方面有突出成就，獲獎是因為他發明合成氨的一種方法。這個發明既能生產化肥有助於農業，也能生產炸藥以用於戰爭，所以哈柏常常既做科學研究，也做技術應用。愛因斯坦和哈柏都是猶太血統，但在很長時間內，他們以不同的態度和方法來處理自己的血統和所在國的關係。
愛因斯坦：不忘族裔 不避政治
在猶太教義和血統兩方面，愛因斯坦很早就開始淡薄對教義的信仰，但是從來不忘猶太血統，說猶太血統是自己“最強的人際關係”（strongest human bond），並說“沒有德國猶太人，沒有俄國猶太人，沒有美國猶太人，實際上只有猶太人。”他認為猶太傳統特徵中的“為知識而追求知識、近乎狂熱的熱愛正義、個人獨立的願望”等特質使他“感謝幸運之星”讓他屬於猶太人。
愛因斯坦致力於維護猶太人的利益，並不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回避為本族裔的個人或者族群利益說話。舉手之勞的簽名一類，他參加的很多，而且他還寫過一些文章，參加過一些猶太人的政治活動。為了減少猶太人教育機會上的歧視，他奔走歐美籌款設立猶太人大學。1923年他到耶路撒冷演講，場所就是將於1925年正式成立的希伯來大學。他為猶太人利益服務自然得到稱讚，但也受到攻擊，特別是當他所居住的德國和猶太人有嚴重衝突的時候。但是，愛因斯坦並沒有因此退卻，或者只關心自己個人而放棄維護族裔權利。同時，愛因斯坦並不盲目支持猶太人所做的所有事情，對於他認為錯誤的事情他同樣反對。例如1948年他在《紐約時報》簽名反對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的“自由黨”當時實施的法西斯行徑。這個貝京後來出任以色列總理(1977-1982)，1978年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簽訂對中東和平進程具有歷史意義的“戴維營協議”，獲諾貝爾和平獎。
政治上，愛因斯坦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政治立場不僅和居住國官方有衝突，也曾和同事有衝突。1914年10月，德國好戰者鼓動93位德國知識份子發表所謂“93宣言”，為德國入侵比利時、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辯護，簽名人中包括當時德國科學界的領袖人物、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普朗克是愛因斯坦最早的欣賞者和支持者之一，他曾於1914年和其他幾個科學家（包括哈柏）一道促成把愛因斯坦聘到當時世界物理的中心柏林，擔任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長（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Physics）和柏林大學教授。那一年，愛因斯坦加入了德國國籍。在這種情況下，愛因斯坦反對德國參加一戰可以看作剛入國籍就不“愛國”，甚至可能得罪支持和幫助自己的科學家，但是他還是和一位醫生朋友寫了一個反戰宣言“對文化世界的懇求”(An Appeal to the Cultured World)。1915年，他又寫了三頁紙的“我對戰爭的意見”( My Opinion of the War)，1917年他又寫出“對歐洲人的宣言”( Manifesto to Europeans)，主張歐洲和平，反對戰爭，反對包括德國的軍國主義思潮的蔓延。
愛因斯坦維護族裔權利，表達政治觀點，並不都是自己“功成名就”以後。上面提到的1915年到1917年宣言發表時，愛因斯坦還沒有成為物理界以外的世界名人。愛因斯坦也不是在退休以後或者不做科學以後才關心族裔利益、才表達政治立場，他的科學工作和社會活動時常並行。他於1916年發表了廣義相對論的論文，那是他一生中第二個科學高峰，時間就在那些反戰宣言之間。
1933年，希特勒上臺，當時愛因斯坦正在美國旅行，他公開表示因為德國的時局變化，將不回德國。面對希特勒和納粹，他也改變了單純的和平主義立場，認為需要正義的戰爭對付非正義的戰爭。1939年，為避免德國搶先造出原子彈，他同意猶太科學家Leo Szilard的建議、直接寫信給羅斯福總統，敦促美國製造原子彈。
哈柏：力脫猶太 為德效忠
哈柏出生在通常認為已經融入德國社會的猶太家族，出生城市當時屬德國。那時的德國，和中歐其他一些國家相比，並不是反猶最激烈的國家，有些科學家甚至因為德國比較不反猶而從中歐其他國家移民到德。但哈柏覺得融入得還不徹底，所以在1892年他24歲時，正式放棄猶太教，受洗入基督教。他喜愛德國文化，崇拜歌德、康德、席勒。他熱愛德國，超出科學工作本職為德國戰爭和經濟獻技出力，還為德國的“國家利益”討伐自己的朋友，甚至犧牲自己的家庭。
哈柏積極投身到一戰中，先是向德國國防部提供服務，研製戰爭所需原材料，還用其化學專長，提出為德軍研製毒氣。開始德軍並不相信科學家，哈柏積極獻技，並讓軍方考察，才得到軍方的認可。哈柏不僅研製毒氣，而且在1915年4月22日親臨前線，組織和指揮了世界上第一次實戰應用的大規模毒氣戰，毒死了五千到一萬五千個英國和法國戰士（也毒死了幾百個德軍士兵）。他因此得到了德國頒發的鐵十字勳章，獲得了“化學武器之父”的稱號。哈柏不光讓自己研究所裏的同事研究化學武器，還讓自己的猶太朋友、191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理查德•威爾施泰特（Richard Willstädter）研製防化口罩，為德軍服務。
哈柏積極地為德國軍隊服務，自己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的第一任妻子猶太人克蕾娜（Clara Immerwahr，1870－1915）是第一個女化學博士（1900年獲博士學位，早於1903年的居里夫人），她堅決反對將科學技術用於戰爭、服務德軍。哈柏起先不敢讓克蕾娜知道他將自己的研究服務於德軍，但是1914年12月他的研究所發生一次爆炸，導致克蕾娜相識的一位朋友死亡，使她知道了哈柏的工作性質，從此夫妻關係急劇緊張。1915年哈柏“勝利”地應用毒氣回來後不幾天獲德國皇帝任命為軍官，5月2日在家開慶功晚宴時夫妻再次爆發爭執，克蕾娜指責哈柏使科學病態化，哈柏譴責克蕾娜背叛德國。當晚，克蕾娜用哈柏的手槍擊中自己的心臟而死。效忠德國的哈柏，第二天讓別人去操辦克蕾娜的葬禮，自己奔赴前線。
克蕾娜的去世並沒有降低哈柏為德效忠的熱情。一戰結束後，有段時間盟軍將哈柏列為戰犯，他為躲避而跑去做過短時間的瑞士公民。戰後德國沒有遵循凡爾賽條約，哈柏本人一直到1933年都在秘密參與化學武器的研製，可悲的是，他研製的毒氣Zyklon B後來被納粹應用到猶太人集中營中，毒死了包括他的親戚在內的許多猶太人。一戰後，為了緩解德國因賠償等問題帶來的經濟困難，哈柏曾花費六年時間（1920-1926）用其電化學專長試圖從海水中提煉黃金，但沒能成功，為此他大為苦惱。
哈柏不僅有科學才能，還擅長建立科學和工業的雙向聯繫，而且有豐富的政治、經濟、文學知識。他有思想、能動手、行政工作相當出色、交友論事也極富才華。這位好像已經融入“主流”社會的猶太人，不相信德國會對他這樣忠於國家的優秀科學家不好。可是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後，“虐猶”事件迅速發展，這個脫離猶太教改信基督教多年的人，還是被德國人歸為猶太人（“猶太哈柏”）。雖然由於普朗克的保護，哈柏保住了職位，但是其研究所內的很多人還是被撤銷了職務。哈柏深感工作難以為繼，辭職出走，先到英國，隨後準備去以色列，這時的哈柏已經心焦力竭、身心交困。這個德國出生、放棄猶太教轉信基督教45年，為國出力良多的著名科學家兼“化學戰之父”，最終發現自己被一生希望融入的國家所拋棄，在65歲時無家可歸。1934年，哈柏在瑞士心臟病發作逝世。總結其一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猶太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後終未被德國接受，在奔往猶太家園以色列的旅途中淒涼去世。
愛因斯坦和哈柏是多年的好友。1914年哈柏、普朗克、能斯特等人出面聘請愛因斯坦到柏林。日常生活中，愛因斯坦和哈柏的私人和工作關係都很密切，哈柏調解過愛因斯坦和第一任妻子的關係，也調解過愛因斯坦和猶太人領袖威斯曼的關係。當愛因斯坦勸說哈柏離開德國時，哈柏說自己熱愛德國，不願離開。1933年愛因斯坦發表公開宣言表示不回德國後，哈柏也曾積極參與開除愛因斯坦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但愛因斯坦和哈柏的個人友誼一直保持到哈柏去世。一戰時，愛因斯坦雖然公開反對哈柏使用毒氣，但兩人私交甚密。撤銷愛因斯坦的院士稱號一事，愛因斯坦對普朗克等其他德國科學家不能原諒，但仍然保持和哈柏的個人友情。愛因斯坦說德國科學家裏他只能原諒馮勞厄一個，顯然，說這話時，愛因斯坦將自己和哈柏（以及Max Born）的關係看成是猶太人內部的關係，儘管哈柏轉信了基督教，為德國軍國主義的貢獻要大於絕大多數其他德國科學家。　
“乖孩子綜合症”扭曲海外華人之間的關係
歷史的故事當然不能簡單地用於比擬現在，也不是說海外華人就只有兩種選擇，更不是說現代歐美是七十年前的德國。但是，在世界上族裔沒有消失以前，族裔仍是客觀上存在的一種類別劃分，個人可以不關心這種劃分，但社會上的多數人不會因為某個人的關心程度而認為此人無族裔。長久以來，“乖孩子綜合症”不僅不能使海外華人獨善其身，保全自己，更扭曲了華裔族群內部的關係。
　“乖孩子綜合症”使華人不太有主見，在公共場合中，習慣跟隨居住國“主流”。“主流”社會本來也不是樣樣都有統一的意見，但是乖孩子們沒有自己的立場、或者不敢表達自己的立場，容易出現見風使舵的行為。缺乏創見，或者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意見，還有回避責任的嫌疑。
在海外，華人較少能夠成為領導者，原因有很多，其中行政能力和社會地位對族裔利益的影響最明顯，可以預見的是，這個影響不是一代的事情，可能持續多代。沒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做領導，華人在許多行業就一定受到壓制。個人可以憑藉突出的專業成就打破一些族裔瓶頸，但是如果華人整體的地位沒有改善，個體不足以影響全部，其後代還是會和其他華人一樣遭到不通程度的歧視。
華人被歧視、被壓制的時候，其他華人不能簡單地以白人觀點為正確，需要自己瞭解實際情況，不被有偏見的白人誤導。有創造性的人，通常會有點性格，有如此性格的白人是被白人和其他人所容忍、甚至提倡的。如果華人普遍只做乖乖的好學生狀，有性格的人就特別不被寬容，這就可能形成外界對白人和華人的雙重標準。生物學界，耶魯大學的傅新元、普林斯頓大學的錢卓，無疑達到了兩校的永久教授標準，傅新元比耶魯的許多永久教授水準高，錢卓的成就被校長在畢業典禮上作為普林斯頓的驕傲講述給畢業生。可是一轉身，校長又反對給他永久教授位置。如果華人有力量，他們可能就不會受這種冤枉。生物醫學界的華人數量已經很多，本來應該可以利用這些事情實施一定的壓力，使某些人不能過分壓制華人，可是遺憾的是，至今沒有任何華人團結起來幫助扭轉類似的不合理事情。
“乖孩子綜合症”也容易造成華人之間的競爭和矛盾。習慣於在白人面前做“乖孩子”的人，有些其實為人並不是真正的好。他們可能在白人面前乖巧，在華人中間卻是一輩子“很有孩子氣”，喜歡和其他華人比誰“有出息”，這樣的“乖孩子”特別妒忌其他華人，甚至做出專門損害其他華人利益的事情。華人有個爭做“第一……華人”的喜好，其中有良性的因素，但是也有不良傾向：這個喜好一不留神和“乖孩子綜合症”攪合在一起就可能成為一劑毒藥。為了爭這個“第一”，有些華人會極力競爭甚至排斥其他華人。某些華人做了領導後，即使華人下屬與其他人比較同樣出色甚至更出色時，為了顯示“公平”或者體驗領導白人的優越感，他們故意不提拔華人。這樣反而出現有些部門因為華人領導而其下屬華人更少，或者提升更慢的情形。
今天的白人社會確實更多地接受華人，也不再有專門排斥所有華人的法律。但是偏見和歧視的存在也是事實，而且歧視的對象不僅不區別華人的來源地（大陸、臺灣、香港、東南亞……），對居住國出生的華人也有歧視。“乖孩子綜合症”使有些華人儘量避免和“主流”社會衝突，即使這個衝突是“主流”社會發起、直接危害華人利益的。李文和是臺灣旅美的物理學家，白人不管其來自臺灣，懷疑他是中國大陸的間諜。如果我們給自己找個理由（我們是“大陸來的”、“學生物的”，和他關係不大）而偷安一隅，不聲援李文和，以後輪到別人誣陷我們的時候也可以面臨孤立無援的境地，長此以往，良性互動將難以形成。
無論海內外華人是否信仰世界大同，必須承認，華人單方面的良好意願並不足以實現這個大同。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政治因素方方面面，複雜多元，可是有些政治是活著的人逃避不了的，特別是當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個人生活的時候。
華人常常喜好遠離政治，或者以標榜不問政治為自豪，原因是多樣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小時候家長提倡，特別是因為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使相當一部分華人害怕、厭惡政治。可是如果這些對兒童的教育簡單地擴大為成人規範時，就有點可笑。政治有多個層面，大到國際、國家的政治，小到群體、個人的政治，有的是權力，更包含權益。不要權力的教導或許有點道理，但被糊塗地推廣到不要權益，無異於作繭自縛。當他人將種族有關的政治強加到我們頭上來的時候，如果還要避免政治，無異於放棄自身權益、任人欺淩。別人搞族裔政治，我們畫地為牢的避免政治，希望靠其他努力自我證明，克服族裔政治造成的困難，這是鴕鳥策略。愛爾蘭人不做鴕鳥，突破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對愛爾蘭人、對天主教徒的歧視和排斥，才有甘迺迪做第一位天主教美國總統。猶太人的人數不多，如果他們用逃避現實的鴕鳥策略，也不可能有今日之勢。
“乖孩子綜合症”影響海外華人和中國的關係
“乖孩子綜合症”使海外華人和中國、中國政府的關係難以擺正。中國和中國政府都不完美，指出中國或者中國政府的缺點是正常的。我和魯白、鄒承魯去年就公開提過尖銳的批評。但是，中國和中國政府也有許多正確之處。現實的情況是，海外公開媒體上敢於批評中國和中國政府的人不少，但當中國或中國政府正確的時候，當外國政府或者外國團體因為自身利益、偏見、不解而錯誤地批評中國或者中國政府的時候，海外華人的在公開場合和媒體的聲音不大，甚至沒有。這恐怕與海外華人群體在居住國做“乖孩子”模式有關，不太敢理直氣壯地堅持原則，維護自己祖國和祖國政府的正確立場和利益。華人似乎過分傾向於和中國政府劃清界限，害怕別人說自己討好中國政府，更怕被懷疑是為中國利益說話。
外國批評中國，對錯都有，有些是白人種族優勢心理，有些是利益衝突，並非外國道德高尚。中國對的時候，被外國歪曲和錯誤批評，海外華人就有必要反對外國政府（包括所在國政府）和個人的意見。比如，美國反對中國監獄犯人做工，甚至因此教訓中國，就沒有道理。囚犯做一定的有益於社會的、合理量的工，不應成為美國政府教訓中國的題目。美國應該效法中國，避免像現在這樣，把監獄辦成犯罪訓練場所。美國監獄要能生產出價廉物美的產品，也同樣可以和中國競爭。
白人政府和相當一部分白人個人在地方自主這個問題上常常用雙重標準，對自己和他人不同，對白人政府和有色人種政府不同，對友邦政府和敵對、競爭政府不同。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政府，不僅五十年前搶佔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是今天也佔據著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而且經常對巴勒斯坦人施行暴力。可美國政府總以以色列利益為上，美國白人理直氣壯支持巴勒斯坦的也很少。可見，外國政府或個人並非品德高尚，對外態度和方法有自我價值觀和利益驅使。
華人在外多年，去世的時候，參加葬禮的人可能還是華人居多，真正關心的可能還是自己族裔的人多一些，甚至中國國內的人更多。學術界的陳省身、李政道、楊振寧、林家翹回國養老，吳健雄要求葬在祖國，恐怕不是沒有共同原因。對於許多華人來說，既然到死的時候還是和華裔、和中國有很大的聯繫，活著的時候，如果因為怕“牽連”自己和居住國的關係而疏遠祖國，理由好像不太充分。
海外華人大概也沒有幾個能具備哈柏那樣的融入主流社會的“條件”和“資本”。幾個華人諾貝爾獎得主也沒有一個為美國軍事獻技出力，更沒有人為了美國犧牲自身家庭。所以那種想努力“脫胎換骨”的“乖孩子”華人，大概實在難以成為他們希望成為的白人。
治癒“乖孩子綜合症”
要改變“乖孩子”的群體刻板形象，當然不是說要做壞孩子。堅持原則、有禮有節、堂堂正正的華人，歷史上從來就有。不能因為歷史或者其他族裔的關係造成現代海外華人一個乖巧孩子的形象，就讓它成為華人的永久精神枷鎖，始終做“套中人”。
成熟的華人社會需要有人為華人利益做事情，哪怕是微薄的一點點，華人沒有必要刻意避免支持自己的族裔。我自己的研究生老師詹裕農、葉公杼兩位先生不僅科學有成就，對實驗室培養出來的人才長期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更多的人這樣做，將有利於整個華人社群。也許現在專門為華人利益服務的人還不多，但當事情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邊的時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並不是困難的事。當他人將種族有關的政治強加到我們頭上來的時候，如果還要避免政治，這和放棄自己權利、任人欺淩就沒有差別。
如果出臺針對全體華人的歧視性立法才能讓不同行業的華人聯合起來，那麼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恐怕永遠不會出現。現在的歧視一般都是具體的、局部的案例，但這樣的事例反映的是整體問題，如果對具體事例都避開，整體問題就沒有解決的開端。如果現在華人群體獲得更多權力還不太有希望，至少在華人權益受影響的時候，華人不能再做鴕鳥狀。這一代不做鴕鳥，多做些許努力，就意味著少把責任推給下一代，少讓歧視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海外華人利益不能靠看白人眼色、受白人提拔而獲得。如果華人團結起來、互相支持、爭取理所應當的利益，一個一個事例地做，就能改善華人社會地位。也許，在很少人專職為華人利益工作的情況下，華人可以在不同時間、場合適當地做一些事情。從避免排斥妒忌其他華人開始，多互相幫助與支持，不推委或遠離維護華人利益的事情。
中國政府做得對的地方，海外華人應該支持，沒有理由劃清界限。中國政府希望中國經濟發展，和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一致，即使與海外華人本身無關，對華人的國內親屬也是好事。
不同觀點和派別的人，在不同場合，應該為華人利益說話，為中國利益說話，更應該支持和協助中國政府為人民謀利益的行為和舉措。既然現在的中國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比較好的時期，迄今的跡象來看，中國政府也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比較好的政府，那麼，就沒有理由不支持華人為中國政府謀取利益的組織和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