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想過會推翻六百年的世界史
挑戰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說：明代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洲；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利瑪竇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帶來中國。
居美香港學者、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美洲鄭和學會會長李兆良近10年來，通過各方面證據來論證明代人與美洲是有關系的，特別是從《坤輿萬國全圖》中，得到了有說服力的證據。 眾所周知，一直以來，人們對《坤輿萬國全圖》的注釋都是，明代萬歷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中國學者李之藻共同繪製的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 不過，李兆良否定了這一說法並提出，《坤輿萬國全圖》不是利瑪竇測繪，母本也不是出自歐洲地圖，而是根據中國地圖摹抄的。這一論點直接影響的是世界史的三大經典學說。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稱，“鄭和航海、發現美洲這樣的大問題，跨過一步就將石破天驚。對世界三大經典學說的改寫，不僅僅是要改變一兩個歷史事件的記錄，實際上改寫的是數百年世界歷史的敘述格局，改變以西方為中心主導的歷史話語體系。” 要推翻《坤輿萬國全圖》作者利瑪竇，挑戰經典學說，必須有讓人信服的證據，怎麼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尋找出不合理的細節，如何去找，都找到了什麼，為此本報記者專訪李兆良，請他介紹研究的背景、過程、經驗和感想。 利瑪竇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圖，僅用了一年多業餘時間， 利瑪竇與李之藻絕對不可能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測繪 《中國科學報》：您退休前從事的是科學研究，怎麼開始鄭和及《坤輿萬國全圖》研究的？ 李兆良：這個過程說起來有點複雜，是在研究中一點點推進的。 2006年，我獲得一枚在美國東部出土的黃銅製造的宣德金牌，它出現在美國Appalachian山脈，是人煙稀少的地方，引起了好奇心。這也是首先引起我注意的證據。
從那時起，我日以繼夜，每天工作14小時，到實地考查，力圖重現這段歷史，對大量實物、文化遺存、中外古籍、地圖等進行研究，以期在鄭和及其船隊的研究中，考證明代人和美洲的關係。 開始希望用文化特徵、文物證據來證明的，但是無法斷定遺下的年代，因文物被認為可能是後來華人帶去的，很難說的清楚。 同時我也關注到古地圖，開始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又稱《天下全輿總圖》，1418地圖）引起的，但我馬上察覺該地圖是錯誤的。特別說一下，現在還有許多人將《坤輿萬國全圖》與1418地圖混為一談，張冠李戴。 2008年，在網路上搜到的《坤輿萬國全圖》高精地圖，成為我研究的焦點。意想不到的是在《坤輿萬國全圖》和其他地圖上找到無可辯駁的確實斷代證據。 大概花了兩年，2010年7月，在麻六甲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鄭和會議上，我首次發表了質疑《坤輿萬國全圖》作者的論文。 《中國科學報》：您為何對《坤輿萬國全圖》的作者產生疑問？ 李兆良：最早引起我懷疑的是，《坤輿萬國全圖》比當時歐洲最準確的《奧特裏烏斯世界地圖》（1570年）和墨托卡的地圖更正確、更詳細。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黃時鑒、龔纓晏兩位學者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書中索引裏有的地名標為“原圖未有”，原圖指的是一直被認為《坤輿萬國全圖》母本的《奧特裏烏斯世界地圖》，我將這些地名抄下來，列表，居然有約50%不在原圖裏，不止是亞洲地名，美洲地名也有一半沒出現在其中。 常識告訴我們，摹抄的地圖一定不會比原本更正確，只會越摹越走樣。 另一個就是從科學上來判斷。測與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步驟，到遠地測量需要的時間和工作量比繪製多很多，繪製比較準確的地圖必須實地測繪，而摹抄、翻譯地圖則更簡單。 利瑪竇1601年到北京，1602年秋天就完成了地圖，僅用了一年多時間，還是業餘的，所以利瑪竇與李之藻絕對不可能完成《坤輿萬國全圖》的測繪，何況是已經刻板印刷的地圖。
《中國科學報》：除了地名更多，《坤輿萬國全圖》與西方地圖相比，還有哪些方面更為準確、更詳細？ 李兆良：事實上，西方地圖的錯誤率很高，與中國古地圖無法相比。 比如說英國Hereford教堂收藏了第一份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有想像的神話人物，簡略可笑，類似山海經，時間是14世紀初，而中國宋代的《禹跡圖》比它早200年，其地理已經與今天可比擬，甚至馬王堆的地圖也比它準確。 歐洲繪的地圖存在大量的命名錯誤、地理錯誤等，例如，西方命名整個大西洋為北海，太平洋為南海，以至北海出現在南美洲南端，南海在赤道以北的阿拉斯加。 這種錯誤沿襲到18世紀。繼利瑪竇來華的艾儒略把歐洲西部的海洋稱為大西洋，把美洲東邊的海洋稱為大東洋，兩者其實是同一個海洋。這些非常嚴重的錯誤，表明早期西方對東、西、南、北的概念都不清楚，此類錯誤在西方地圖上屢屢可見。 而《坤輿萬國全圖》相對是正確的。說明《坤輿萬國全圖》是以中國為中心，以東、西、南、北命名海洋，這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製圖方法，不是利瑪竇為了討好中國人。 摹抄、翻譯地圖只會越抄越錯，自然正確的地圖不可能抄自錯誤地圖而自動更正。所以，《坤輿萬國全圖》應該是正本，其他歐洲繪地圖的資訊是間接來自中國。西方的東、西、南、北命名來自中國的地圖，但是中國的方位與歐洲不同，引致西方命名的錯誤。 我又進一步查究，在歐洲的航海史中有記載，《坤輿萬國全圖》上的美洲地名是利瑪竇死後200年歐洲人才到達的。西方稱《坤輿萬國全圖》為“不可能的鬱金香”，就是說，按照他們的航海史，無法繪製這地圖。 至此，事實已經很清楚了。我大膽推測，這些地理只能是中國人發現、命名的。後來，文物證據、文化關連的證據陸續增加，配合地圖的研究，能夠互相印證，所以我有充分信心，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的判斷是對的。 《中國科學報》：《坤輿萬國全圖》上的中國地名情況如何，是否符合利瑪竇與李之藻所處年代？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上中國的地名基本是永樂時代的地名，不是他們所處的萬歷時代。 如中國北部的地名是永樂北征時期（1409-1424）的地名 ，包括永樂帝朱棣病逝的榆木川。在朱棣死後，沒有什麼人記得榆木川這荒野的地名，李之藻沒有道理把它放在世界地圖上。中國西南的地名也是洪武至永樂之間新設置的地方政府，以安撫西南邊陲。 還有黃河的問題。最近我發表的《黃河改道與地圖斷代》一文中提到，《坤輿萬國全圖》的黃河有南北兩支，分入渤海、黃海。這是1580年潘季馴治理黃河前的景象。1580年治河後，黃河被導入淮河，只有一支。利瑪竇從南京到北京，三次經過黃河，卻不提這重要的地理特徵，李之藻生於1571年，他入京當官時已經沒有北支的黃河，為什麼他不更正？如果李之藻對中國的地理都沒有參與更新，還談測繪世界地理嗎？ 這裏我再稍多作一些解釋。有人認為北支是運河，但是運河與黃河的寬度是1：10到1：100，而且運河用的水部分來自黃河。從大禹治水到南宋的幾千年內，黃河流域一直在華北平原的“老家”盤桓。明代治河就是要把北邊的黃河引導到南邊。運河的水，部分也是來自黃河，因此經常黃河水大就北沖張秋，奪汶水，夾大清河（海河系統）入渤海，與《坤輿萬國全圖》的描繪是一致的，《明史》河渠志有多項記載，弘治治水也是因黃河奪汶水入渤引起的。明代治河後，順治、康熙、乾隆年間，黃河奪大清河入渤海還是連連發生，認為黃河北支不存在與事實不符。 顯而易見，《坤輿萬國全圖》不是利瑪竇和李之藻繪製的。這世界上第一張最詳細的世界地圖是中國人繪製的。 中國歷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鄭和時代有這樣的動機、能力和時機完成這項大業 《中國科學報》：您說鄭和時代的船隊不是止於東非、明代人航行到西半球，從《坤輿萬國全圖》本身來看有什麼證據？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有羅經正峰，標注在南非南端，是表示中國人已經越過非洲南端的重要證據，不是以前認為的停留在東非海岸。 羅經是羅盤，指南針的另一稱呼，“經”應該念“更”。15世紀，這裏恰恰是磁北與真北重合的地方，所以明代中國人命名為羅經正峰，校準羅盤的磁北與真北。葡萄牙語從中文翻譯為“針”只有部分意義，所以是中國人首先知道這地理。 繞過非洲南端，海流就自然把船帶到西非洲。西非洲存在很多中國的文化跡象，但是因為“鄭和止於東非洲”一語就全部抹殺掉。 再說美洲（亞墨利加），這詞是鄭和以後歐洲人取的，首次出現在1507年的西方地圖上，當然不會出現在鄭和的文獻上，所以洪保墓藏銘不會有，也不應該提美洲這名字。 中國人知道的西半球名字是加拿大，亞伯爾耕（Apalchen，即Appalachian的字源）。這些地名出現在萬曆癸巳年（1593年）南京吏部四司梁辀刻印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這不但沒有引起注意，還被認為是中國吏部的人寫錯、刻錯日期。利瑪竇的確短暫到過南京，但他很快被趕出南京，拒絕進入北京，他沒有影響力把這些西半球的地名加到中國地圖上的，更無法加在當時刻印的地圖。 有人認為是吏部寫錯日期。這個解釋很牽強。吏部的官員每天都要寫日期年份，如何會把天干地支的日期看錯、寫錯呢？ 再者，如果是利瑪竇加進去的地名，為什麼不加亞墨利加，而用加拿大，亞伯爾耕？《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大字“亞墨利加”倒是利瑪竇加的，就是因為有這些地名迷糊了真正作者的身份。 《中國科學報》：那您認為是鄭和的船隊還是民間船隊航行到西半球？ 李兆良：當然不能排除有船隊偶然漂流到美洲，但是準確測量經緯度需要有計畫，有技術，多艘船隻配合，同時在不同點測量，這是超乎民間生意人的目的和能力了，他們絕對無法測繪《坤輿萬國全圖》上西半球的地理。 以刑偵術語來說，中國歷代的航海史中，只有鄭和時代有這樣的動機、能力和時機完成這項大業。 《中國科學報》：《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和《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兩本書，收錄了您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論證，前者由臺北聯經2012年出版繁體字版，簡體字版由今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者由2013年11月臺北聯經出版，現在還沒有簡體字版。這兩本書有什麼不同，是什麼關係？ 李兆良：簡單地說，《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中國與世界》展現的是地圖學上的考證。《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則為中國文化遺存和文物在美洲的證據，出版同年被一份亞洲雜誌優選為該年度十大好書之一。兩本書的證據互為印證。 這兩本書打破了現有的一般觀念，需要讀者放棄以往成見，重新建立新思維。 特別說明一下，《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還把“一帶一路”的概念延伸到南北美洲，因為中國的稻米不止到了東南亞，還到了美洲，至今美國還有一塊很古老的、以中國丈量規劃的稻田。歐洲人在接觸中國之前是不吃稻米的，自然這稻田只能是中國人開墾的。中國最古的貨幣——貝幣，是世界上第一種國際貿易的流通貨幣，使用範圍遍達五大洲。 明代人在美洲留下的文化痕跡如今存在，但已瀕危，我希望中美兩國能早日共同參與考古，把這些證據公之於世。 兩個相隔萬裏的民族用同樣的語音表達同樣的事物，沒有接觸過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從分析地名的來龍去脈得出，那些地方中國人曾經到過，能否舉幾個例子介紹下您是如何將它們挖掘出來的？ 李兆良：這裏舉一兩個例子。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有一條河，名Haw，華盛頓州有Hor，也是河的意思，發音與語義跟漢語一樣。更有意思是Haw只是當地卡托巴族語 /sakyápha:/（Saak Kip Haw）的簡稱，歐洲人誤譯為“Hill Step River”。有意思的是，Saak Kip Haw和客家話“石級河”的發音是一致的，這條河流的河床是石頭，成階梯狀，水從西往東流，與石級河道語義一致，這裏是美國人玩皮筏漂流的好去處。宣德金牌是離這兒約200公里發現的。 語言是文化發展的高級產物，兩個相隔萬裏的民族用同樣的語音表達同樣的事物，沒有接觸過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例子是北斗旗。在北半球，北斗星座永遠不落於地平線下。我國周朝，甚至更早，北斗已經是中國帝王的象徵，表示帝運永久的意思。西方在接觸中國之前，沒有北斗的概念，只有大熊星，比北斗多好幾顆星。 天上繁星，肉眼能分辨者，數以萬千計，星座觀念是人為的，是文化傳承。除了中國，世界上只有美洲原住民切諾基族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有北斗旗幟。切諾基的旗幟已經被改掉，阿拉斯加的州旗到今天還是北斗旗。 明代小說家羅懋登所著《三寶太監下西洋記》裏的插圖，鄭和前面領路的士兵扛著的是北斗旗，萬歷年間在昆明金殿前面鑄造了一面銅的北斗旗，證明明朝以北鬥旗代表國家。從宋到清，在皇帝出巡的鹵簿，都有一面北斗旗。 中國與兩個美洲東西兩個原住民民族，同用北斗旗代表自己的國家民族，絕對不是偶然的事。切諾基人稱北斗旗為“熊”，是混合了歐洲人“大熊星座”的概念。切諾基人的“熊”，發音是yong，與江蘇方言、客家語一樣，而江浙、福建是鄭和招募船員的主要來源地。北斗，熊，旗幟，這三種文化概念同時呈現，不可能是巧合的。 很可能遺下宣德金牌，持北斗旗幟，開墾稻田的人與命名“石級河”是同一群人。 我還從鳥入手的，像考證“厄蟇”這鳥名是很有趣的，也是很重要的線索。將明代中國人對亞、澳、美三洲的認識連在一塊，考證頗為繁複，大家可以看看書。 《中國科學報》：考證地名是一個很瑣碎，很漫長的過程，能舉例談談您如何考證地名的？ 李兆良：需要強調的是，我主要針利瑪竇時代歐洲人還不知道的地理。 這裏舉一個例子。北美洲西部有雪山（Mount Ranier），美灣 （Ketchikan與Juneau之間的冰川峽灣），水潮峰（Anchorage能觀察到的Denali山峰與Turnagain Arm水潮）。 水潮與峰二者在Anchorage是可以同時看到的，但Denali山太高，經常在雲霧中，當地人也只能有30%的機率看到，水潮也是根據月亮的圓缺，不一定明顯。我到阿拉斯加的Anchorage考察過水潮峰，去的不是最好的時機，需要其他目擊者的照片和視頻補充。 因此，明代中國人命名為水潮峰是實地觀察的結果。這也說明，明代人在當地待過一段時間，觀測到了這些現象，使得地名與地理特徵完全吻合，且緯度準確，只是經度略有偏差，但是比西方地圖的準確性要高四倍以上。這些量化數字是把各種地圖的地名地標的經緯座標換算成可比較的標準數，不是順口開河的。 《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一些美洲地名，歐洲人卻在利瑪竇死後近200年才首次到達。其實，《坤輿萬國全圖》的歐洲地名很多是羅馬時代的地名，比利瑪竇早一千年。為什麼利瑪竇居然把這麼古老的地名帶來中國而不用他當時的地名？實際上，這是中國很早從歐洲得到的地名，不是利瑪竇時期的。利瑪竇連這些遠遠過時的地名在地圖上也不覺察，遑論囑咐李之藻翻譯了。
《中國科學報》：聽到您說考證地名的過程，可知道這涉及到許多學科和語言，您是怎麼做到的？ 李兆良：這和我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我生於香港，幼年時經過二次大戰末期，從大陸逃難到港的人很多，所以，除了珠江三角洲的方言，能聽得到多省方言。而我從小對方言很有興趣，以模仿各種方言為樂。家裏、學校講粵語，父親的店裏則講客家話。小學四年級開始我自學普通話（當時稱為國語）。 我的祖輩與孫中山先生有直接關係，因此從小對中國文化、時事比較關心。中學上英文中學，也學一點法語，大學讀生物，接觸拉丁文，繼續學法語。懂得英語、法語，再學習意、西、葡、荷等語言，困難比較小。複雜的環境與興趣給我一定的語言基礎。 對中國文化的愛好——武術、民族音樂、書法、中藥——想不到後來都發揮了作用，成為破譯《坤輿萬國全圖》和一些中美文化關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