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興海  
今年春節，徐總設席，邀我和中學同學祁兄兩家人餐敘。祁同學還是我的詩友和文友，相交四十多年，惺惺相惜。三杯酒下肚，心跳耳熱。不知道是不是吹牛鬥強傷到了對方哪處隱痛，祁兄說：“你還是留級生呢”，刺了我一下。祁兄指的是我兩次高考的事實，他1980年就一次躍農門，考入了當年的浙農大；我是二次躍醫門，1981年考入了當今的溫醫大。 考大學落榜的感受，和科舉時代“範進中舉”的情形是相似的，心理衝擊之大，很難描述。我平常班裏的成績在中上，校內考試還經常在祁兄之上，按當時我班40%的入線率，我是線上內的，今年80歲的班主任陳老師還健在，但估計也難以作證了。我高考發揮不好，可能有人會怪心理素質不好了，我當然也有反思；我其他各科的表現，是符合平常的水準的，簡單而粗暴的事實是：我最喜歡而且投入最多的語文不及格，糟點在作文。 新的學年又開始了，班主任寫信來邀請複讀，家裏也下來很大的勇氣，用老爸的話來說，複讀的投入有不確定性，風險像“用鴨蛋投鴨子”，渺茫。老師的考慮是，我的數理化還是比較平衡而全面的，學習態度也算端正。最投入的語文考砸，有點不可思議。來年在語文上多補一點，於個人能改變命運，於學校也會有利於提高升學率的。 當年柯橋中學78（一）班和（二）班，是柯橋、錢清、齊賢三地統招的特色班，我是以理化雙滿分考入柯橋中學的，大家都是15虛歲左右的孩子，課堂上尿褲子的事情也發生過。高中的語文是黃中海老師教的，一接手就發現我們的普通話一塌糊塗，拼音字母也認不准，弄得他老人家哭笑不得；補了拼音的課，效果好像也沒有，因為翹舌音、前後鼻音在紹興話裏是沒有的，而14周歲的方言音大約已經定型。雖然我迄今的普通話口語能夠過得去，或許比魯迅老先生的藍青官話要好一些，但鍵盤打字的時候，有沒有h和g，都必須試錯好幾次。我在齊賢中學的初中語文老師，是我高中同班丁同學的大哥，他還是我們的班主任；有時候丁老師身體不好請假，真的有體育老師來代課，給我們講當時流行的手抄本《一只繡花鞋》之類的故事，我們也寧可不上語文課，歡迎體育老師講故事。 順便再說幾句齊賢中學的事。1976年，我進齊賢中學去報到的時候，老爸是陪著去的，學校的走道裏，遇見過他的化學老師路少華，語文老師張觀達和地理老師胡壽春，父親叫我呼太老師，我不記得他們有沒有答應，大約是摸摸我的頭就表示了友好。胡壽春老師當時是教導主任，他沒有給我們上過課，我也不記得在初中學過歷史、地理。總之，初中就是毛小孩，老師引導不夠，有些事就補不回來。化學是路少華老師教的，雖然他的山東話並不一定能聽懂，但他總有些根本的東西傳達給我們，總之，化學和物理，我一直以為是學得進、走的通的。數學老師郭小燕雖然也是剛剛學校畢業，而且受不少男教師追求，但上課有板有眼，看得出來是科班。英文最初是俄文老師教的，後來來了個廈門大學畢業的女教師，姓蔣，一些青春發育比較遲的學生容易受關照，我的成績就提高了。唯有語文，我從來沒有去拜訪過師太公張觀達，反過來，他也沒有給我有一句指導的話。初中就這樣結束了，雖然齊賢中學是大躍進時候建立的，簡稱“九中”，比斗門街道的“七中”聲望要高不少，但從我自身的經歷看，還是我老爸的時代品質更高一些。其中原因，就是“科班出身”有近10年的斷層。“工農兵”學員也是好的，但那時候不敷所需，代課老師要占三分之一。 回到柯中，黃老師的課堂藝術是很高的，板書也漂亮，從來不拖堂。但黃老師身體也不太好，晚上還要熬夜寫文章、抽煙，所以也有半堂課下來提前放課，讓我們自學之類。高二的時候，搞了周記（隨筆）的面批，學習的興趣提高了，批改的效率也提高了，收穫似乎更大了。我有時候一周有寫二篇，有一次開運動會，我甚至寫了三篇。但黃老師在閱讀指導方面，似乎有些保守，但當時確實是書荒。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連討論“思想解放”的小冊子，我們也會仔細看；《中國青年》雜誌大家要排隊看、有同學自費訂了上海的《青年報》。報刊討論潘曉同學的《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引起大家的深思；上海討論“大光明並不光明”，學生也多有議論，有些同學也有寫到習作裏。 1980年春天吧，二班同學韓金鑫訂到的《上海文學》到手了，裏面有半本是總書記胡耀邦在哪個務虛會議裏的講話，據說講了半整天，持續幾個小時不停，掌聲不斷響起。激動的時候，講者居然跳上了椅子。總之，這是文藝界春天的真正的序曲。我是看了這篇講話的，什麼感想已經忘記了。 當年，胡耀邦在黨代會上做報告，有講登泰山的一段，覺得很有情趣，很有文學性。閱報窗前，下午放學後是人頭攢動；連晚自習下課，在昏暗的路燈前，同學徐興華在背單詞，也有人在啃報紙。記得這個報告的後面，還有泰山南天門的圖示，還有注釋。具體內容是記不得了，但我記得是能讀懂大部，而且有時候也能激動幾下的。 不久就是全國統一高考了，語文卷作文的語料是《達芬奇畫蛋》。我還記得在審題時候的困惑。我在農村養雞、放養雞、孵小雞、甚至拾雞糞積肥的活都幹過，就是想不明白一個雞蛋可以畫3年，因為這裏有個Bug，我不了解素描。這一年的考生，不了解素描的，不會是小於5%的小概率，這樣的Bug對農村中學的學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不是一個好題目。即使今天，讓我做一篇《論持之以恆》的小論文，我還是做不好；即使是八股套路起承轉合，我就是破不了題，只能自己把眼淚往肚子裏吞。這一年的總分大約只差十幾分、不足十五分，而語文是57分，作文大約是零分。 1980年的秋天我又回到了學校裏，除了最初的一周有點落寞，很快也恢復了常態，因為同班有過半的同學又在一起了，當年考進了23人，有幾個還是擴招進的師範學校。這一年，除了英語老師換了大嗓門的女鄭老師，其他的任課老師都沒有變，依然是柯中最強的陣容。我每週的作文依然寫，依然面批。我已經忘記了這一年近50篇作文，都寫了點什麼；總之，黃老師是鼓勵多於批評，使我寫作的興趣得以保持。閱讀面也有所擴展，魯迅的雜文集比較容易得到，但也是囫圇吞棗，似懂非懂；主要是北京出版社的幾種小冊子《閱讀與欣賞》，總數可能有十幾種，使我接觸到很多的古詩詞、古文辭，對提高我的欣賞水準是很有好處的，也使我“眼高手低”的缺點更嚴重了。英語鄭老師鼓勵我們把課文讀出聲、大聲讀，她本人聲音宏大、熱情豪爽，同學們果真被她帶動起來了。把一種語言說出口，很快我們就體會到朗讀的興趣和成績的提高。英語和語文，語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葉聖陶說，“作文就是寫話”，也是說，言語是第一位的，文學是第二位的。即使母語，我們在言語的訓練上是缺乏認識而且有明顯缺陷的。我最近借助Deepseek寫了一篇這方面的論文，憑我的閱讀經驗，是達到了學術發表的水準的。其中，還探討了批判性思維對高考作文的複雜影響。這是後話。 1981的高考很快又來了，這一年的準備，似乎比上年要充分，心態上也能保持平靜，靜如止水，如同日常的考試一樣。考後的結果，沒有大的意外，又是語文考試的作文上卡得殼。這一年是命題作文，《毀樹容易種樹難》。我和上年不同，這次沒有眩暈，但也是難於破題。這個題目，有什麼話好說呢，我至今仍然這樣想，50多年後還是破不了題。現在終於有了作文高手Deepseek，我會把它做的二篇範文附錄在最後。 高考成績出來，終於有23分超線。分數提高的部分，主要來自英語，從61提升到89；語文依然不及格，只提高了1分。黃老師見到我，說我是“豐產不豐收”，也是在理。終於可以第二次填報志願書了，我填報了5所水利、水電、水工類的大學，基本都在湖北、河南那一帶。為什麼填報了那麼多與水有關的學校，是因為我對理化有信心，比較理化，我對物理稱得上有興趣，物理魏文正老師，似乎對我也有所期許，覺得搞點小發明之類，是可以達成的；為什麼又需要那麼多水，一是我八字中五行缺水，二是我可能也中了大禹什麼魔，覺得水利是國家的命脈。我最後請黃中海老師去把關，他把第5志願改成了溫州醫學院。這個點睛之筆，可以說是給我帶來了命運的轉折，雖然中間還要經歷一些曲折。 1981年的暑假是焦躁、漫長而不安的。當分數通知下到鎮上的時候，老父是冒著烈日，正午就回家來通知我。填完志願表，陸續聽到別人有通知書下來，就是沒有我的資訊，直到秋季學期都開班了，還是沒有。 這次的打擊，不是一般的大，稱作絕望，也是不過分的。因為成績過線還是不少，老師同學連拖帶拉，還是把我拉回到柯中的課堂裏，時間已經是9月中旬，但我學習也不再有心思。老父也有些不甘，齊賢鎮上的父老也動員了起來，要去杭州“告狀”，查檔案，或者也是“走後門”。我非常感謝鎮上的父老，是紅星紡織廠的陳賢年叔叔和齊賢鋼口廠的姒震天叔叔，自告奮勇，一起去杭州找到了當時在省委組織部幹部科的倪姓同學，查看了高招辦的檔案。我的檔案，被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舍去後，其他學校差不多也錄取結束了。據說，找到我的檔案也是費了不少功夫。當時，大多數地方和學校招辦的老師都回去了，省內溫州醫學院的老師還沒有撤，學校的團委書記、攝影家王曙是當事人，是王曙老師把我撿回到了醫學之門，和我當初拾雞糞積肥一樣，對國家還是有用的。我的學號是81-181，我查看過《浙江教育志》，1981年溫州醫學院的招生指標是180名，這個學號背後的故事和心酸，我是經過了多年的陳釀，到我已經退休了，有點芳香了，才肯說與大家分享。我們這一屆，後來因為體檢不及格、生病退學、失蹤，最後畢業的，大約是170人。最近因為退休後再就業，需要學校的學歷證明，聯繫到教務處，接電話的老師愣是可愛、很熱情，說，我還沒有見過你們81級、86屆的畢業證書呢，我就拍照電郵給了她。學信網上找不到，畢業證和學位證合一的畢業證書，不久就只有博物館裏才會有了。 故事這樣就算講完了。其實，可以講的還有很多。我1993年晉升主治醫師要學電腦五筆輸入法，到我2009年晉升主任醫師要電腦考試，16年中，我經歷了6-7次電腦培訓和考試；2003年，我完成了協和醫科大的臨床醫學研究生班課程，要參加同等學力碩士英語考試才能申請學位，我考了三次英語，分別是56，58，54；我本來以為第三年再加2分就及格了，誰知道05年的考卷尤其難，而且對答題的速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終於在52歲那年敗下陣，從此不再有考試的心，只有對考試的反思。2011年，兒子參加高考了，這一代似乎比我們站得高，但他的語文考試，因為一個大寫的“肆”無論如何寫不出，多失0.5分，在浙江3100順位的位置，上下至少60名，就關係到本科能不能進浙大的問題！“餓死事小，失分事大。”這是名節問題啊？！ 所以，對於考試制度，對於分數，對於留級生，我們要辯證地看問題，看看有沒有改善、解決的方案。尤其是，職場和社會已經那樣卷，我們都是退出了職場的人，還用去卷分數嗎？ 等著讀我的語言和文學和批判性思維的科學論文吧，我們總要向前看，想想給後人留一條寬闊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