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集《迷亂的星空》(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彙集了作者十餘篇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可以分兩類，一是寫京西煤礦工人，另一類寫讀書人。如果僅從小說創作角度看，前者藝術性或許更高些，有佳作如《丹鳳眼》。但我更偏愛後者，其中《迷亂的星空》和《飄逝的花頭巾》當年閱讀時都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學界小說叢談中的一篇，這裏只說後者。學界故事或許只有《迷亂的星空》和《飄逝的花頭巾》，重點說這兩篇。較為寬泛還包括了《流水彎彎》《雨，潑打著霓虹燈》和《秋天交響樂》，也簡單說說。  
《迷亂的星空》完成於1980年3月，發表於《上海文學》1980年9期。在小說集中篇幅最長，字數介於短篇和中篇之間，時間跨度長，人物多。作者以篇名為小說集名，似也說明其重要性。《迷亂的星空》用第三人稱敘述，開了上帝視角。以陳昊教授的經歷為展開主線，從1940年寫到1980年，主要是1980年。1940年，名門閨秀蕙文受《娜拉》《家》等影響，離開家庭，到醫院當護士。愛上了醫院雜工陳昊。“她鼓勵他去讀夜校，補貼給他學費。她又鼓勵他瞞著家裏考取了大學的天文系。陳昊是靠年年成績的優秀，獲得獎學金來維持學業的。……勸他去留學。他有這樣的天資，應該去開闢更壯麗的事業。……一九四八年，陳昊拿著博士學位，載譽而歸了。(p. 115)”兩人成婚，1956年生了女兒煒煒。蕙文身體不好，辭去工作，居家養病。對陳昊“只求他陪著讀一小時的小說、詩歌。其他時間就不必管她了。……教授也發現自己所從事的艱苦的探求，更加充滿了詩意。當他用天文望遠鏡對準那一團團熾熱的天火的時候，他的心中也升起了普羅米修斯的自豪。(p. 116)”1976年，正在讀《老人與海》時蕙文病發，醫治無效逝世。在東郊合金廠當工人的女兒，照顧陳昊的生活。為了不耽誤女兒婚姻，陳昊與過去的學生丁婉結婚。丁婉比陳昊年輕十歲。他否定過丁婉學生時代的研究選題，後來被丁婉丈夫以此批判陳昊壓制年輕人，但丁婉丈夫後來也受到批判自殺了。丁婉主動追求陳昊，兩人結婚。女兒煒煒愛上了家境貧寒但研究文學理論有獨到見解的顧志達，這讓陳昊很擔心，與女兒有分歧。女兒說，“要是媽媽在，她會這麼庸俗嗎？……她要是這麼庸俗，當年能看上一個醫院的雜工？(p. 132)”這真是父母的無奈。“人老了，也許都會陷入這種窘境？多少父母親，他們年輕的時候，也都曾象他們的子女現在所追求的這樣生活過。可是現在，他們幾乎都要象教授這樣權衡著，苦惱著—也許，這就是我們可敬的父母們最令人感動的地方，當然也是最可悲的地方。(p. 132)”就顧志達的發展前景，陳昊請教了文學理論的權威季純青教授，還以帶季教授口信的名義去看了顧志達，在那裏遇到他女兒。口信是說顧志達的相關研究有可能發表了。但顧志達並沒有很高興，反而有些悲哀。“有些人是搞意識形態的，卻沒有長著自己的腦袋！(p. 136)”這讓本來有些興奮的陳昊有些慚愧。“一個搞了幾十年科學的人，也變得苟苟營營起來(p. 137)”想起年輕時的自己“不逢迎傳統，不盲從法則，對一切功利的誘惑付之一笑。這頑強的追求，使他向真理投降的時候，是那樣真誠。使他建樹起自己的學說的時候，又是那樣自信。(p. 137)”。陳昊回到家裏，準備與丁婉共同開始新的生活，鼓勵丁婉繼續她年輕時被他否定的研究。丁婉一直懊惱自己雖然有感情，但缺乏蕙文那種人格和眼光。陳昊也認可了顧志達，甚至遐想女兒與她在一起的生活。“也許，他們並不得志，一輩子也沒有獲得地位、榮譽，可是他們的生活一定是驕傲的、幸福的。也許，她的顧志達會成為一個出色的文學理論家，那他們的生活還是那樣充滿了激情，絕不會墮入自足的空虛……人，活成這個樣子，才具有真正的人生價值啊……(p. 140)”不過，回家的女兒告訴父親，已經與顧志達分手了。女兒很冷靜，“我喜歡他的新鮮、豐富。可這以後，需要堅韌，需要受苦，需要冒一輩子被埋沒的危險。也許我根本受不了。(p. 140)”“她把對他認識的基點，放在‘一定會成功’上面，這種哲學本身就和他有根本的不同。相反，倒和他第一個女朋友有相似之處(p. 141)”“他所有的，只是健康、自信、和對事業的愛……而這一切，並不能保證他能成功。(p. 129)”陳昊繼續讀蕙文發病時沒有讀完的《老人與海》，小說就結束了。  
《迷亂的星空》寫了眾多學界人物。天文學家陳昊教授其實在小說中的角色主要是父親而非學者，續弦丁婉幾乎是龍套。真正的學者其實是還在學界之外的讀書人顧志達，他堅持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發現真理的權利。可惜的是，許多人不懂得這些。(p. 136)”走在時代前面，突破禁區。“他並不希冀榮譽、地位，只嚮往真理……(p. 129)”季純青教授認可他“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肩膀上扛的，是自己的腦袋。……可他有點兒偏激。(p. 133)”這個形象是所謂學界外的“黑馬”，只是有些太純粹，太完美，甚至美言不信。比陳昊教授還年長十幾歲的季純青教授著墨不多，形象反而很獨特。“理論上，他是頗為年青的。他對文學理論的現狀自有主見，洞若觀火，如果他還不老，也許會挑起一面旗幟，自立一家之說。可是現在，他只能為人們獻出他的譯作，頂多在序言或後記裏略露鋒芒，留心的人並不難看出，那字裏行間仍然回蕩著追求真理的熱情。雖然他不怕死，可還是盼著多活—人生是多麼好啊。每一個做學問的人，如果能隨著歷史而生存，看到本學科的新成就，看到真理被承認，學說被檢驗，那多妙啊。(p. 133)”如果要索隱，有些像朱光潛先生。  
我年輕時有些癡迷顧志達那種孤傲。雖然我無意改變世界，但不想因世界失去自我。很喜歡福音書的話，For what is a man profited,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Matthew 16:26)或類似的，For what is a man advantaged, if he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mself, or be cast away?(Luke 9:25)。《迷亂的星空》讓這種個人的傲骨與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互相加持。“旁觀笑我太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小說也反映了究竟是“何妨”，論文無法發表，找不到女朋友，雖然只是種可能性。孤傲能堅持多久？很難講。如《傅雷家書》中說，“掙扎了一輩子以後再放棄掙扎，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婢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大大的擴張了；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制的擴張下去，而且最後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鬥爭的結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個覺悟，覺悟鬥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於好，求妥協。”人生的藝術或許就是何時主動放棄孤傲，從而避免後來被動放棄。  
《飄逝的花頭巾》寫於1981年4月，發表於《北京文學》1981年6期。這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小說之一。男主人公秦江也是敘述者“我”，女主人公是秦江當水手時遇到的大學生沈萍。秦江一直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我從小在幹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學校裏長大。我知道肩章領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階，也熟知紅旗、吉姆、賓士、吉斯一直到伏爾加、巴別達。可我對人生道路上所應有的準備卻一點兒也沒有。(p. 217)”時代的變化讓本來過著頹唐生活的秦江忽然有了危機感。“是因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個人都顯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捨身求法的，棄而不舍的，渾渾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個聰明的廢物—過去沒用，將來也沒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種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來越陷入難以自拔的苦悶。(p. 218)”於是秦江到重慶在川江上當船員，但仍難以振作起來。1978年，在客輪上遇到沈萍，她正在揮舞著花頭巾給江岸邊的媽媽發信號。母親是小學教師，她們被她父親拋棄。只有初中學歷的沈萍經過奮鬥，以地區第一名考取了北京的S大。她自豪地對秦江說，“我媽從小就教我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薦上大學，哪次也沒我的份兒，現在怎麼樣！’(p. 224)”這次偶遇讓沈萍成了秦江上進的動力。“人生的道路就是這樣充滿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當時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後來，漸漸的，才華、毅力、激情，這些我早已陌生的東西，似乎不知不覺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讀、寫作、勞動；自然、社會、人……一切開始充滿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p. 225)” 秦江在1980年考取了沈萍就讀的S大中文系，小說創作也獲了獎。但入學與沈萍重逢後，她已經不再具有“我”記憶或想像中的光彩，而是很抑鬱。“象我們這樣的人，既不是名門之後，也沒有什麼學術界的關係，再混一年，回到那個江邊小鎮，當個教書匠，心滿意足……’(p. 230)”“誰能體會得到一個邊遠小鎮的姑娘進入堂皇學府以後的敏感和悲哀？(p. 230)”她仍然在奮鬥，拜訪名流，追求甚至委身某學者的兒子，清華學生，年少有為，前途無量。這讓秦江反思，“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裏，這時才突然發現，原來也有敗葉和秋光一起生長。(p. 230)”“她在艱難時世中奮鬥時，是靠自尊還是虛榮來點燃自己的熱情。不管是怎樣，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難道我們永遠只靠這些來挑起自己奮鬥的大旗嗎？(p. 231)”也讓他愕然，“難道她奮鬥了半天，是要鑽進那個小圈子裏去嗎？難道我奮鬥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個小圈子裏去嗎？那裏，是斷送一個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華的泥潭，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那裏掙扎出來的啊！(p. 232)”進而感慨，“奮鬥者，不盡然那麼偉大，不盡然，是嗎？(p. 234)”秦江試圖勸阻她而寫封長信，也透露愛慕之情，卻被沈萍認為是“嫉妒，假正經，還故作多情……(p. 232)”秦江偶爾知道沈萍男友正在追求他朋友的妹妹，其父能幫助他到MIT，卻看到沈萍與男友攜手到他的房間，後來熄了燈。這些讓秦江警醒，沒有出席小說頒獎典禮，發獎的文藝界領導是他父親。秦江是筆名，所以他父親並不知道當年去當船員的兒子已經是年輕作家。“人們一旦知道秦江是誰，會給我特殊的恩寵，不少老朋友們又會拉我去作‘老莫’、‘康樂’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有毅力經受這些了。說真的，這都要感謝沈萍。她使我想了許多問題。關於奮鬥者。關於人生。(p. 246)”  
《飄逝的花頭巾》關於大學本身描寫並不多。例如說到當年校園氛圍，“在我們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許許多多從荊天棘地裏挺拔出來的雲杉，自然也生長著不少從幸運的土地上萌發起的根苗。這裏，有自命為‘拼命委員會’的學習小組，有媳燈以後仍然躲在盥洗間裏背單詞的青年，也有時髦之士、風流人物等，有諸熟‘終南捷徑’，在出版部門、學術團體進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們，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呀！(p. 231)”該小說對我當年的認知有影響，至少可以體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其一是所謂“奮鬥的支點”，也可以理解為成功之後怎麼辦。在王安憶某短篇小說中讀到一句話，“希望實現的同時也是失去。”當然，作為一所普通高校成績平常的在校本科生，考慮這個問題無疑有些過早。小說裏的答案我耳熟能詳但並不認同，就是要把個人捆綁進某個宏大敘事中，在我看來大而不當，說起來動聽，其實行不通。當時的想法，需要有個人內在的支點，例如興趣。其實也有另一種對策，就是有一系列支點，畢業、考研、讀博、副教授、教授、小帽子、大帽子…….，那是我當時不知道的對策，或許有些更成熟的人早就知道。其二是生動地詮釋了“圍城”現象，那時還沒有讀錢鍾書的《圍城》。秦江原來所在的小圈子，裏面有些人如秦江想出去，外面有人如沈萍想進去。樂觀些看，進去了，是成功；出去了，也是成功。悲觀些看則都相反。這個就是學過辯證法的人都知道的“否定之否定”。其三是對那種微妙的階層差別開始有所瞭解。職業職級的差別更明顯，有些職業有權，有些職業有錢，同一職業如大學教師中有職級差別，如教授副教授講師。但相同職業相同職級其實還是有來自生長背景的階層差別，就像同是大學生，不同學校不同家庭背景，差別其實也很大。有些理解我初中有位數學老師為什麼那麼與眾不同，她北大畢業，父母是教授，本質上是圈子裏的人。這些當年我都不知道，看過小說有些朦朦朧朧的感覺。  
《流水彎彎》寫於1979年5月，發表於《花城》1981年(可能是第2期但待核對)。小說是敘述者“我”在1979年回顧在1969-1973年間與鐘奇的交往。小說實際的男主人公是鐘奇，他最初吸引“我”，是放棄工資優渥的京郊礦工而且去陝西插隊共同創辦“xxx公社”，追求“有奮鬥、有激情、有理想的境界(p. 4)”。三年後所謂的公社只剩下鐘奇和“我”兩人，鐘奇又要開始煤炭地下氣化的研究，但陰差陽錯其實也有某種必然被當成“白專”典型批判。1973年，兩人有衝突也有誤會而分手，“我”回到北京，結婚成家。過著安逸的生活，“同齡人中，我們簡直是生活的嬌子了。明偉是話劇演員，人很漂亮(p. 1)”“我們不是為生活奔命的人，我們是懂得生活的人。(p. 2)”人性的奇妙之處，就是安逸會產生厭倦。“生活是很幸福的，又很無聊。我的生活裏好像缺少一點什麼更有意思的東西(p. 2)”“我”把這種無聊和厭倦轉為對丈夫的嫌棄，覺得他不學無術不求上進。“生活造就了這樣一種人。體面、高雅、風度翩翩，然而無知、淺薄，可悲的是他還自以為得意。(p. 17)”“生活、理想、人和人……你一點兒也不明白！(p. 19)”在與丈夫的爭執中，讀到了六年前分手時沒有讀到的鐘奇的短信。於是“我”去找鐘奇。他已經娶妻生子，妻子沒有文化，他不讀書，無所追求，成天與工友打牌。妻子善良，對他不理解但同情。“他是個好人，就是看書看過頭了，淨幹點傻事……(p. 23)”本來想汲取精神力量的“我”，反過來鼓勵鐘奇，用他說過的話和寫過的詩，“幸福，是屬於生活的開拓者的……(p. 25)”“只要這星星還在天上閃爍，我們就不必害怕生活的坎坷。讓別人去作生活的嬌子吧，我們的使命卻永遠是開拓。(p. 27)”分手時勸他對自己妻子好些。這篇小說有些文人的刻板印象，如文化女青年嫌丈夫庸俗，物質生活與精神境界往往相悖。比較有意思的是寫出奮鬥者在不利環境中的沉淪，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還說明“躺平”同樣不是出路，“奮鬥帶來的痛苦消失了，幸福卻也變成了無聊和空虛。屢遭挫折的失望沒有了，精神的振奮卻也不再出現。生活已經無憂無慮，卻並不使人感到滿足……(p. 11)”。這就是生活中的兩難之處。卷，卷不起；躺，躺不平。或許只有能躺平的人才能卷起，反之亦然。所謂“靜而聖，動而王”，都不容易，只是“聖”相對便於偽裝可以自以為是欺騙別人和自己，“王”更客觀些。  
《雨，潑打著霓虹燈》寫於1979年5月，發表於《北京文學》1981年第10期。篇幅即使作為短篇小說也是很短，寫出文化人在社會轉型期中的窘境。故事發生在一個小飯店，敘述者“我”似乎是文化人，至少是知書達理之人。三年前，幾個顧客吃飯少了些錢，反而奚落服務員長得醜要少交錢，“我”替他們補足了錢。每次用餐後都對那位服務員說，“謝謝您！”她則回答，“不謝，慢走。”成家後“我”有段時間沒有來。在小說的現在，那位服務員變得較為漂亮，菜價也漲了。她沒有認出“我”，有些嫌棄“我”消費能力有限。對“我”的道謝沒有回答。還在背後議論，“窮酸相兒，又窮講究，還酸文假醋的(p. 154)”。最後“我”在呼籲精神文明。這個故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文人的心態，對社會地位相對低者有誠摯的同情，或許只是優越感的體現；自己處於相對低時就少了平常心，而是抱怨社會出了問題。其實也可能只是文人自己的問題。這種“失落感”也是開風氣之先，八十年代文人總體上意氣風發，要到九十年代才有普遍的失落感。   《秋天交響樂》寫於1979年2月。篇幅更短的一個故事。27歲兩次高考落榜的“我”在香山遇到位住在後海的音樂學院教授，雙目失明。“我”15歲時，去抄教授的家，燒毀了堆起來一人多高的五線譜，包括他的作品《秋天交響樂》。兩人交談中，“我”承認自己年輕時抄過家燒過書。老教授很豁達，“從某種意義上說，悲劇是我們自己開始的，又由我們自己來承受了。(p. 211)”“新的生活，新的一頁，還是要靠我們自己開拓啊。(p. 211)”而且老教授對自己舊作不滿意，要重新創作《秋天交響樂》。這個小說很勵志，在我這種世故的讀者看來，有些過於正能量了，近於雞湯文。  
 順便說說對陳建功作品的總體印象。儘管有《迷亂的星空》和《飄逝的花頭巾》兩篇讓我難忘，但總體上我不是特別欣賞陳建功的作品。現在想想，因素挺複雜。我在說《夏》時引用過，“a shy man lacking in ‘animal sprits’”，文弱書生與作品中那種礦工般的“陽剛之氣”缺少共鳴，甚至感覺就是被書中人物所鄙視和針砭。小說中的京味，我也欣賞不來。更主要的“三觀”有差別，作者在我看來屬於那種急於用世的人，因此迷戀至少是要借助某種“宏大敘事”；我個人的理想更傾向於“自由而無用”，對一切“宏大敘事”抱有戒心。因此，作者汗牛充棟的小說，我只讀過小說集《迷亂的星空》。